李立三之谜-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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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还针对王明等人力图在党内挑起公开争论的目的，特别强调指出：“立三同志以及赞成过他的同志已经承认错误，党的领导机关和共产国际执委完全同意，这些事实使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这种讨论，只能使党的力量离开不可迟缓的很重要实际任务，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　　　　

　　瞿秋白在11月22日的会议上，针对王明等人先于中央知道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又不向中央报告和请示，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党发难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的批评：“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他们知（道）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惊奇与发生其他倾向”，“使同志们惊慌不明”。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对王明和博古拒绝党中央分配他们去苏区工作的错误行为，也进行了尖锐批评：“尤其要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们的超组织活动，在过去与伯山（即李立三）同志争论的四个同志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问题上是对的，但陈韶玉（即王明）、秦邦宪（即博古）等同志则借此扩大发展他们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应当的。在韶禹同志‘开始在主要几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问题’的文章里面也曾经写道：‘夺取武汉这一可能的前途，成为不远将来的事实’，‘夺取武汉的胜利，有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并且是中国现阶段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始’。他这样的观点，与伯山同志是同样错误的。这证明韶玉同志对于这些问题也没有弄清楚”。　　　　

　　王明等人反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中央的活动，虽然遭到党中央的批评和抵制但却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因此，反六届三中全会的浪潮愈演愈烈。　　　　

　　王明于11月下旬向中共中央抛出了《两条路线》意见书，他没有批判李立三“左”倾错误，反而批判立三路线“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实际是他阐发自己“左”倾思想与纲领的宣言书。紧接着在12月14日又在《实话》上发表了《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论文，在党的刊物上首先捅出“立三路线”并上了文章标题。他指责三中全会及其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是“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派”，“实际上不过是懦弱的立三主义者”。指责第96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大批瞿秋白和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公开了他们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中央的行动。因此，使党中央的威信骤然下降，不能对全党实行有效的领导，造成当时党内严重的领导危机。　　　　

　　之九、米夫出马　改造中共　　　　

　　本来早在1929年3月王明由苏联回国后没有得到当时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的信任，被分配到基层工作锻炼，没有担任领导职务，这是共产国际，特别是亲自培养和扶植王明的米夫所不愿看到的。更使共产国际和米夫恼火的是，王明等人不但没有得到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的重用，反而受到批评和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而三中全会不但没有把王明提到中央领导岗位，甚至连李立三中央给王明的严重处分也没有撤销，而且还要把他下放到中央苏区去工作，这些新账旧账都是共产国际和米夫所不能容忍的。　　　　

　　为了确保中共完全忠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决定派米夫以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于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华，主要使命是贯彻国际路线，扶植王明等人上台，对中共中央加以改组，实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　　　　

　　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4日开会，接受米夫的建议，决定将计划召开的紧急会议改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18）　

　　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米夫的压力下，发出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同时给王明戴上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代表的“桂冠”，谁反对王明，就是反对共产国际。这就为确立王明等人上台扫清了道路。　　　　

　　米夫为使王明等人上台，还得否定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只有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才能使他们让出领导岗位，进一步为王明上台扫清道路。　　　　

　　在米夫的压力下，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紧急通告》第96号，进一步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的错误，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同日，中共中央又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代理书记，25日又任命其为书记。　　　　

　　为了确保王明上台，米夫还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而且限定只开一天。其目的就是不让他们讨论问题，只是走走形式，让大家举手通过由他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选举王明上台。　　　　

　　会议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米夫主持会议，先作报告，强调要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构，反对调和主义的以瞿秋白为首的三中全会后的新中央。王明作了长篇发言，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点名批判瞿秋白，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米夫拿出了在会前拟定的以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补选中央委员和改组政治局的名单。在会议进行表决时，遭到罗章龙、何孟雄等一批人的反对。但是，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强调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名单，按照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理应为大家所接受和通过。他在向大家做工作时说：“你们对国际推举王明任政治局委员想不通，但王明是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布尔什维克，你们要信任他的领导，中国党才能实行新的路线。”　　　　

　　改选的结果是：王明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一步登天，既成为中央委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后又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名义上还是向忠发任总书记，但实际上是由王明在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康生因反戈一击有功，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沈泽民是宣传部长，周恩来是军事部长，张闻天当上了农民部长，王稼祥是中央党报编委主任，博古是团中央书记。而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都退出了中央政治局。　　　　

　　由此，米夫扶植王明上台的目的终于实现。也由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之十、王明出国　　遥控指挥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王明推行“进攻路线”，组织各种罢工、罢课、罢市，召开“飞行集会”，上街游行示威，使党组织不断被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1931年4月下旬，党中央分管交通、情报和特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　　　　

　　向忠发的被捕，把王明吓得魂不附体。他与米夫商量后，决定去莫斯科负责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指派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为临时党中央，分批转移到中央苏区，由博古负总责。　　　　

　　1931年10月18日，王明带着老婆孟庆树跟着米夫秘密离开上海。　　　　

　　11月7日，王明到达莫斯科后，中共中央陆续又派康生、林仲丹、杨松（吴平）、张浩（林育英）、周和森（高自立）、孔原、梁朴、欧阳生、赵毅敏等前往，组成了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还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不仅直接参加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决策，而且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成员。从此，开始了中共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王明就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以电台遥控，坐在莫斯科发号施令，博古为“总负责”的中共中央在国内贯彻执行。这种极不正常的领导方式，必然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1）　

　　在王明手下的七年，是不堪回首的七年……　　　　

　　一个偶然的机缘，一个名叫丽扎的俄罗斯姑娘　　　　

　　走进了李立三的生活　；　　　　

　　从此，他们开始了数十年的患难与共……　　　　

　　一、王明利用一切机会“批判”李立三　　　　

　　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李立三于1930年10月下旬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随即召开了一系列针对李立三的批判会。在这些批判会上，李立三态度诚恳，反复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的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态度，获得当时在共产国际任职的大多数人的好评和赞许。如萨活洛夫在发言中评论说：“立三先在东方部承认并忏悔了错误，第二次进了几步，今天到了最高点。”库西宁当即表态说：“立三在这里很勇敢地实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我应当说，立三的自我批评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感想，这里的确没有两面派的手段。”　　　　

　　但有匈牙利的列宁之称的伯拉昆，在发言中却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讥讽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那么轰轰烈烈地反共产国际，如今又表现出这么忠诚地拥护共产国际，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他以自己为例，追述他从前犯过错误，经过好几年的深思熟虑，才有相当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头承认错误就算。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曼努依斯基对李立三的检讨做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李立三自我批评精神很好，但他还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为着惩罚立三同志起见，要他在这里进一进布尔什维克的学校，要他了解自己错误的实质，不是随随便便的速成，而是在日常工作中去学习。我想（中共）中央虽然只叫他来做报告，可是现在他不用回中国去。立三同志应当在这里留这么几个月，同着共产国际纠正自己的错误。”　　　　

　　至此，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判宣告结束。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的决定，留在莫斯科，以研究生的资格进入列宁学院学习。　　　　

　　但是，靠反对“立三路线”起家的王明，在时过一年抵达莫斯科以后，仍不放过对李立三的批判。因为对李立三的继续批判，一则可以借以抬高他自己，二则可以对其他持不同意见者以恫吓，可谓一箭双雕。　　　　

　　王明以他的特殊地位，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等处，没完没了地继续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即使是其他内容的会议，也要在开始时加一段批判李立三的内容作为前导。　　　　

　　本来王明在1930年11月下旬在国内赶写的《两条路线》意见书，没有批判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批判李立三“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大批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错误，提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理论与纲领的，为了批判李立三的需要，王明到莫斯科后不久——1932年3月把《两条路线》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加以出版，补充了反“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的斗争内容。同年11月7日又再次加以翻印。继之，又在《革命的东方》刊物上发表了《反对中共党内的李立三主义的斗争》。　　　　

　　图07：1931年，李立三在苏联　　　　

　　虽然中共中央曾经决定李立三同时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但王明公开批判李立三的活动，没完没了，一直搞了三四年，直到1935年秋，才把李立三安排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后来又指派李立三主编《救国时报》。但即使在这时，李立三仍然不时受到王明的指责。　　　　

　　二、李莎传奇　　　　

　　众所周知，李立三后来的夫人是苏联人，在中国的名字叫李莎。李莎嫁给李立三，正是李立三在苏联落难的时候。　　　　

　　李莎的原名是叶丽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1914年3月20日出生于古老的俄罗斯萨拉托夫省巴拉绍夫县的斯图坚科村。父亲为她取的乳名叫丽扎。丽扎的父亲，是沙皇时期的一个贵族知识分子，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当过律师。前妻为他生了六个子女，因肺病离开了人间。丽扎的生母，是在十一岁时成为孤儿到其父亲家里当佣人。在父亲64岁丧妻后，由佣人续弦。随后又生下了丽扎与她哥哥兄妹二人。丽扎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排行第八。这个小宝贝疙瘩，特别受家里人的宠爱。她那美好的幼年是在草原地带的农村度过的。　　　　

　　但是，美景不长。正当她睁大眼睛向人们露出微笑时，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硝烟，一下子撒满了伏尔加河，弥漫了晴朗的天空。田园荒芜了、花儿凋谢了。父亲于19l9年病逝，家庭破产了。　　　　

　　1920年，苏俄的内战结束了。但是，国民经济的烂摊子，加上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颗粒无收。长期的干旱蔓延到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形成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灾荒伴随着饥饿，萨拉托夫省的广大农村饥荒四野，人们只能以野草树叶充饥，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为求生存，1920年秋，丽扎的母亲不得不痛心地把童年的儿子送到一个富农家里当牧童，带着年仅6岁的丽扎，背井离乡，迁居到莫斯科投靠亲友。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摆脱国际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包围及经济封锁，生活物资供应相当困难，每人每日只有300克黑面包配给，连土豆皮也舍不得扔掉。房间没有暖气，要去野外拾柴回来生炉取暖做饭。　　　　

　　为谋生计，母亲只得进一家缝纫工厂做工。艰难的童年生活，把丽扎磨炼得很坚强。她，什么也不挑剔，遇到困难不怨天尤人。　　　　

　　1922年，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情况逐渐好转。在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下，小丽扎开始上小学念书。就在她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成立供销社。丽扎凭着她的聪明睿智和活动能力，被推举为学校供销社的小“经理”，跟随着老师从仓库里领来铅笔、钢笔、笔记本、橡皮等学习用品，在小门市部出售，她管理得井井有条毫无差错。　　　　

　　她在学校里是活跃分子，参加体操组、合唱团，游泳、滑冰，身心健康得到很好的锻炼。刚满十一岁就加入了少先队。她们穿上队服：白衬衣、小蓝裙子、鲜红的领巾，整齐地排好队，敲着锣，打着鼓，吹着军号来到莫斯科红场，参加隆重的全市性入队仪式。在庄严的列宁墓前，面对克里姆林宫的高墙下革命烈士安息之地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丽扎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她系上红领巾后，全校选举学生会主席，无数的小手举得高高的，异口同声地喊着基什金娜——基什金娜！她啦，11岁的小“主席”，脸儿涨得红红的。她知道，这是大伙对她的信任；她懂得，这是“革命”的需要。当她唱着歌，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