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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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中共苏区的电台被国民党的飞机轰炸破坏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遵义会议以后，红军长征到四川西部突破了泸定桥。1935年5月，身为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苏联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他突破蒋介石反动派阻隔，先返回上海，8月5日离开上海，于8月20日到了莫斯科。李立三与陈云远在他乡重逢，格外亲切。在交谈中，李立三从陈云那里了解不少红军长征途中的亲身见闻，就以老朋友身份委托陈云出任“临时记者”，利用工作、学习之余撰写长篇报告文学《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描述了红军长征中的真实历程。从1936年3月起，《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救国时报》上连载，吸引了海内外大批读者，许多爱国人士从这篇报告文学中认识了红军。夏衍曾因不知党中央在哪里而苦闷过，当他看到《救国时报》，看到《随军西行见闻录》后，一下子认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而倍感亲切。　　　　

　　1937年6月13日的《救国时报》刊载了1937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与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谈话，配有斯诺为毛泽东拍的照片，整整登了一大版。此期间还连续发表了杨定华写的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纪实通讯：“雪山草地行军记”，共40节。《救国时报》不断地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揭露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经常发表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同志的论文、演讲词，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这些，对于当时正处在苦难中为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中国人民说来，是很大的鼓舞。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10）　

　　因为《救国时报》的言论代表了广大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读者，成为当时国内外同胞特别是进步青年很喜欢的报刊之一。它的发行数量增长很快，在创刊时仅销行5000份，不到一年就增至两万份，而且还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在销行的两万份中，国内约一万余份，不仅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就是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县城内也有它的读者，而且几乎是每份报纸都是许多读者传阅。它在国外的发行范围，遍及43个地区和国家，拥有9600余订户，欧洲华侨中有它的读者，美洲华侨也很喜欢它，南洋一带和澳洲、非洲、印度等地都有它的读者。各地读者争先抢阅，“互相传递”，一张报纸常常要“传给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看”，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　　　　

　　《救国时报》受到如此欢迎，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指针”和“向导”。　　　　

　　《救国时报》在宣传和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导海内外同胞抗日救亡运动方向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救国时报》和全国救国联合会的联系最为密切，及时报道救国会组织的爱国游行集会、反日罢工、援绥运动、援救“七君子”和由宋庆龄、何香凝发起的“爱国入狱运动”等消息，发表了以毛泽东名义写给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知行四人的信件等。为此，陶知行特地写诗赞扬《救国时报》：“大报不像大报，小报不像小报；主张联合战线，不是做好圈套；诚心要停内战，不敢胡说八道；广播大家呼声……主张国共合作……还要收复失地，一定必须做到；大家要想救国，人人须看好报；大家若想救国，人人必须投稿；请问投到那里，自然《救国时报》。”　　　　

　　《救国时报》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它经常以整版篇幅详细介绍抗日联军出没于林海雪原、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英勇杀敌的壮烈义举。因此，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总司令杨靖宇于1936年8月12日写信给《救国时报》说：　　　　

　　贵报之内容精彩，议论正确，固不必说，而所标出宗旨为‘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正与敝军之宗旨相合。我们的口号也是不分党派，不分信仰，只要是抗日救国的，都一致联合起来。正因为如此，故贵报甚得敝军全体士兵的欢迎。我们更应该感谢贵报的，就是你们关于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登载独多，使我们全体士兵看到，抗日杀贼的意志愈益坚决兴奋……我们全体士兵都一致同意通过，由本月饷中捐出国币1300元，作为援助贵报捐款。　　　　

　　正因为《救国时报》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得到国内外广大群众的支持。1936年2月11日新加坡的读者来信说：“这边——马来西亚的华侨对于贵报的态度表示很拥护。凡是读过本报的人，都愤恨日本和一切卖国贼汉奸，而且争先恐后地要先读贵报。记得有一友人带《救国时报》一张往马六甲，该报由侨胞互相传递，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还是不肯放手。这个事实正说明贵报的态度正确。”　　　　

　　在主编《救国时报》期间，李立三为该报亲自起草了许多社论和长篇政论性文章，除署名李立三之外，还分别署以李明、敏然、阿三、苍木、唯真、李农志、李诚等假名，但更多的是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他发表过“纪念蔡和森同志”和“悼向警予同志”两文，以表示对这两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老同学的深切怀念之情。1936年6月20日，李明与王明、康生等联名发表了“瞿秋白殉难一周年”纪念词；同年11月20日李明发表了一篇长文“共产党与宗教”，他写道：“任何一个以改造社会自任者，都必须具有这种牺牲自我，英勇奋斗的伟大精神。共产党人在他根据科学的社会主义认识了改造社会的道路以后，就要发挥这样伟大的精神去百折不移地奋斗到底。没有这样的精神，决不是一个真正觉悟的战士，决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者。”　　　　

　　1937年4月25日，李明与王明、康生等联名发表了“追悼我们的董振堂同志”。同年7月5日李明发表了“托洛茨基匪帮是赤裸裸的日寇奸细”——对爱国报“答复托派对救亡阵线的污蔑”一文的批评，全文登了一整版。9月18日李明又发表了“论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评吴清友著：民族问题讲话。1937年11月7日，他又以唯真署名发表了“苏联布尔塞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夜反对十月革命叛徒的斗争”，全文占一大版。　　　　

　　报纸的一些主要社论和政论性文章不仅由李立三亲自起草，同时他还要负责整个报纸的组稿、编排、校审的组织工作。当时在《救国时报》担任副主编的张报同志在回忆中写道：“李立三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所以他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只据我所知的来说，他负责《救国时报》编辑工作的时候，真是困难脚下踩，艰苦肩上挑，日以继夜，毫无怨言。他为着推敲一篇社论，有时工作到凌晨；为着把报纸纸型及时交到赴巴黎的班机，他中断了莫斯克大戏院的观剧；为着修改标题或报中的一两个字，他曾于深夜亲自跑到印刷厂；为着保证报纸的质量和出版速度，他经常在星期天和假日加班工作。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有的同志曾经给立三同志以‘坦克车’　的称号，意思是说，他坚强有力，不怕艰苦，勇往直前。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　　　　

　　这期间李立三还在一所设在莫斯科郊区的为中国培养干部的军事学院兼课，有副教授的职称，他讲“立三路线”一课，内容极其丰富具体，批判也较深刻，给学员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学员当时并不知道讲课人就是李立三，后来才知道真相，都说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的反省，表现了共产党人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　　　　

　　由于苏联肃反扩大化，《救国时报》编辑部的廖焕星、张报、邱静山、于辛超等同志先后被捕，李立三、谢唯真等少数几个人已无法开展工作，不得不于1938年2月10日发表了“暂时停刊”启事：“因祖国抗战方殷，本报同仁将全体返国参战，故决定将本报移美出版。”（但未能实现）并就停刊发表社论称：“本报自创办以来，经过两年余的时间，出版了一百五十二期，同人对于本报的成就，虽不敢过自夸扬，但对于救国事业，确实尽了自己的绵薄，有了多少贡献。”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11）　

　　八、义助患难中的冼星海　　　　

　　“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番禺县，1938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正当抗日战争比较艰苦的时期，为了激励广大人民英勇抗战，八路军电影团团长、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延安与八路军》（有说是《共产党与八路军》）的纪实影片。为了使片子锦上添花，导演袁牧之特别点名要冼星海为该片配制音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被秘密派往苏联。在苏联期间，他除了为电影配乐外，还完成了早在国内已开始创作的《第一（民族解放）交响乐》等。　　　　

　　非常不幸的是，冼星海到苏联不久，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没有办法为战争效力，他便想回国”。但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冼星海一行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　　　　

　　当时，林彪正在苏联治病。迫于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林彪不得不中断养病回国。由于林彪当时是抗日的名将和原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不仅有专机，还持有国民党政府发给他的边境通行证。而其他来自延安的同志都被国民党政府视作“洪水猛兽”。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冼星海一行原准备扮作林彪的随从、翻译，坐林彪的专机回国。也许是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林彪原来也勉强同意了。然而就在临登飞机之前，林彪却突然变卦，拒绝了冼星海一行的请求，只答应给每个人带封家书。林彪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害怕国民党军队查出随行人员的真实身份，自己受到连累。就这样，冼星海发出了给在国内妻儿的最后一封家书。这封家书至今还保存在冼星海的女儿洗妮娜手里。冼星海一行回国的最后希望被无情地打碎了。　　　　

　　1941年9月，林彪离开莫斯科几天后，冼星海一行也离开了战乱中的莫斯科，先后转移到苏联的几个加盟共和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冬季他们又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取道蒙古回国。“但在国境线上受到阻碍，他没有方法可以回来”，只得流浪在乌兰巴托。郭沫若在《吊星海》一文中写道：“他就在这时候，在生活上发生了极端的困难。亏了他竟支撑了四年。然而，他那顽强的身体，却变成了一座总科病院了。”　　　　

　　1942年12月9日，他不得不辗转到阿拉木图，以“黄训”的化名取得“政治居留权”。在阿拉木图，冼星海结识了作曲家拜卡达莫夫和萨科里斯基等哈萨克音乐界的朋友，才摆脱了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窘境。在深厚友谊的鼓舞下，冼星海重又拿起了创作笔。他经常去倾听各种音乐会，邀请哈萨克音乐家演奏民歌，贪婪地汲取当地民族音乐的养分。他以自己敏捷的乐思，将许多哈萨克民歌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他还创作了表现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神圣之战）交响乐》和歌颂苏联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交响组曲《满江红》，撰写了《论中国的民族音乐形式》、《民歌与中国新音乐》等论著。处在“饥寒交迫之中”的冼星海，1944年1月30日抵达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库斯坦奈州，住十月大街44号22室。病中的冼星海虽然身体软弱不堪，但从1945年1月27日开始至2月15日，仍然坚持完成了《中国狂想曲》的钢琴部分，充分表现祖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的精神。郭沫若在《吊星海》中写道：“听说，他的病很多，不仅肺部有结核，而且还有肝肿，有腹膜炎，有心脏病，每天在皇宫病院里要抽出好几立升的腹水。他的病是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被人发觉，并把他送到莫斯科去的。”　　　　

　　1945年初夏，冼星海在他的犹太族夫人的陪同下，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再次回到战乱中的莫斯科。当时，共产国际这个国际组织早已在1943年解散了，中共也没有正式代表团常驻莫斯科。加之，战事激烈，国际救济会也无力安排他的住宿。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经多方打听，就到莫斯科外国文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　　　　

　　李立三一见冼星海这种境况，非常同情。他义无反顾，二话不说，当即就把重病中的冼星海接到自己的家里安顿下来。可是，李立三的家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　　　　

　　战乱中的莫斯科，各种物资都实行配给制，食品供应相当奇缺自不用说。李立三在住房方面尤为困难。因为，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后，被停止了党籍，成为在莫斯科的无国籍游民。特别是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用。他没有去处，只得挤住在岳母家中。岳母家的房子，也只有约30平方米的一个大间，当中用一幅白布帘相隔，一边是李莎的嫂子、侄子居住，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和岳母（1943年又增加了女儿英娜）三代四口，本来就已经是拥挤不堪了，再要把冼星海夫妇安排进来，实在是难上加难。可是，他们又怎能忍心把祖国来的亲人拒之门外呢？李立三与家人商量的结果是：把自己的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夫妇，自己却挤在临时铺的地铺上。　　　　

　　李立三夫妇不仅要帮助冼星海联系治病，更要为解决冼星海夫妇的食品来源日夜操劳，全家都不得安宁。后来，林莉、孙维世、李特特等一些中国同志闻讯赶到李立三家里去看望冼星海时，无不触景生情，齐声赞美李立三夫妇对同志的真挚感情和舍己助人的崇高美德，改变了过去因李立三犯过错误而引起的对李立三的一些偏见和误解。　　　　

　　冼星海在经历了几年漂泊之后，得到李立三全家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感到极大安慰。经李立三的多方奔波联系，一个多月后才得到苏联国际救济总会的帮助，把冼星海送到莫斯科的医院治疗，李立三夫妇经常到医院去看望照料。由于冼星海身患严重的血癌，沉疴积疾，医院已无回天之力。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病逝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终年仅40岁。李立三夫妇善始善终地帮助料理后事，与苏方一起共同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苏方致悼词的是后来为《莫斯科——北京》谱曲的著名音乐家穆拉德里（Mypagenu）。最后，人们把冼星海安葬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公墓里，骨灰盛放在一个灰色大理石小匣里，匣子正中镶着一张他的椭圆形照片，周围环绕着缎制的花束，下面刻着金色的俄文字：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黄训。　　　　

　　1945年6月25日，郭沫若同志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抵达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的纪念大会，苏方为他安排的参观游览活动长达50天时间，李立三多次前往郭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