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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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在回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921年1月21日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921年2月11日蔡和森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闻公主张社会主义……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府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
1921年8月1日，陈独秀给蔡和森回信，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挨板的自然进化说，那么，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
蔡和森接信后，曾和李立三等商量准备成立共产党，但由于他们忙于参加和领导“拒款斗争”和争回“里大”的斗争，而未能具体实施。
第一部分初露锋芒在法国（4）
七、拒款运动
1921年6月，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吴鼎昌赴法，秘密谈判中法借款3亿法郎（后增至5亿法郎）问题。这次所谓“借款”的真实企图是：一为维持经营不力、行将倒闭的法国中法实业银行（2亿法郎）；二为政府购买军火，进行罪恶的军阀战争（7500万法郎）；三是经手人回扣（2500万法郎）。更不能容忍的是该项借款，以中国的印花、烟酒等税和滇渝铁路的筑路权为抵押（50年）。
这一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借款内幕一经传出，顿时引起旅法华工、勤工俭学生以及各界华人的极大义愤。6月14日，王若飞、李立三、李慰农、张增益等23人当即组织起了“拒款委员会”开展斗争，发出“通告”，指出朱启钤、吴鼎昌“买欢军阀，献媚外人，国家存亡，在所不计”，号召“同胞一致进行，以挽狂澜。”他们组织人力，印刷传单，分发旅法各界华人，向国内各团体及海外各国华侨团体发出通告，呼吁共同斗争；通牒吴鼎昌，警告他：“如不自取消动议，则上天入地，必有与公相见者”；向法国朝野各界分发拒款通告1000余份，以争取支持。
赵世炎、李立三等于6月30日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拒款大会。大会由赵世炎主持，宣布开会宗旨：①为磋商全体反对之办法；②预防将来借款之阴谋；③宣布对于法国之态度。会议揭露了中法秘密借款之阴谋，号召爱国华人联合法国人民，共同斗争，取消这一借款。大会赢得了法国舆论界正直人士的支持，不仅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对中法反动势力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迫使中法秘密借款谈判暂停。
不久，中法双方谈判又秘密恢复，驻法公使陈箓和吴鼎昌充当中方经办人，并于7月25日秘密草签借款协议（朱启钤因赴美未能签字）。旅法华人得知消息，先后于25日、29日两次发出通告：“此项借款确与中国存亡有关，应知借款成功之日，即国内战祸再起之时，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也。印花验契等税为最近国家财政上重要收入，且此项税更须增减，最与吾人痛痒休戚有关，一旦受人监理，举措不克自主，财政生机，于焉以尽……请全国国民与吾人取一致主张……务期造成舆论，克收实效为要。”
于是，“拒款委员会”于8月13日遂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事前通知陈箓出面澄清借款真相。但他不敢露面，指派公使馆秘书王曾思做代表。王在台上态度蛮横，拒不答复所提问题，“力言借款签字之说，实属毫无根据，公使馆始终未闻其事，且法报之登载亦未尝见。言时颇怒形于色，似怪同胞开会拒款为多事者，又时复以拳击案，表示其不满。听众本盛气而来，满腔义愤，正苦无处发泄，忽聆其言，睹其形，全场大怒，大呼打打，群起和之，一场武剧遂因之开始，到会者约数百人，目的物仅一，故王君不免于拳之交加……王君已血流满面矣。”
爱国学生及各界代表们的极大义愤让公使馆的那位王秘书几乎吓破了胆。会议迫使他代表陈箓在会议决议上签字，保证绝不在中法借款条约上签字。决议条文：“（一）陈公使王秘书及使馆全体各员，尊重留法中国全体国民公意，加入反对各种违反民意丧失国权之大借款，即向法外交部声明反对此项五万万佛朗（法郎）大借款，及中国将来各种大借款，并即时向法国各报要求更正签字于草约之借款。倘此次大借款及以后他种借款成立时，公使及全体职员立时辞职，以谢国人。（二）陈公使及王秘书全体馆员，正式承认中国无秘密借款之必要，准将一切在法借款事项，交由留法中国各界所组织之委员会审查，得其同意，方能照办。”此决议由沈秘书缮写两份，一份由王秘书当众签字，一份带交陈公使签字后，于一周内寄交委员会。从而中止了中法秘密借款。
由王若飞、李立三、赵世炎等人领导的，长达两个多月的拒款运动取得了完全胜利。
八、里昂中法大学的风起云涌
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的李立三等人，参与发动和领导的最大一次斗争，是进占里昂中法大学。这场斗争最后直接导致了李立三等人的提前回国。
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人，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在国内募捐到40万元，并争得法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准备在法国里昂筹建一所中国大学。对此，法国朝野极力赞成，法国政府拨给里昂炮台作为校址。该炮台是1840年建筑的，背靠高山，距里昂市步行约十多分钟路程。原址为圣提爱内堡，系里昂的要塞。房屋极为坚固，占地约七八十亩。至1921年8月已修理房屋96间，未修者约112间，每间可住4人，若依法国寻常学校布置，则每间可住8人，总计可容1600多人。
可是，正当学校即将投入使用的时候，吴稚晖却突然换了一副嘴脸，一笔勾销了中法大学的创办同勤工俭学生的关系，甚至公开宣称“中法大学不是栖留所，不是大庇天下寒士的广厦万间”，从而杜绝了勤工俭学生入学的强烈愿望。当时有消息传闻，吴稚晖在国内招收了有钱有势的官僚贵族子弟100多人，以官费去法国顶替勤工俭学生入学，并将于9月下旬带到里昂入校。兼之，留法勤工俭学生“拒款运动”的胜利，也触怒了法国的统治阶级。9月3日，法国政府发出通告，宣布自9月15日起停止发给勤工俭学生维持费，一下子断绝了勤工俭学生的生路。
在既入学无门又断绝生路的双重压迫下，一场矛头直指中法两国政府，争取“求生存、求学权”的政治运动，即著名的“争回里大”运动爆发了。
在9月3日法国政府宣布停发维持费后，“以赵世炎、李立三为首的克鲁梭的勤工俭学生率先行动起来，在9月5日就发表了争回‘里大’的《宣言》和《通告》。各地同学立即响应行动起来。随后，赵世炎、李立三致函蔡和森商议联合行动，双方取得一致意见。不久，他们集中到巴黎，组成留法勤工俭学联合会，实现了勤工俭学生大团结的愿望。”
1960年9月3日，李立三在对赵世炎的回忆中写道：
这时，我同赵世炎等同志商量，定要搞一个运动，来反对吴稚晖这些人，争取里昂大学招考勤工俭学生入学。我们提出，要争取比国内来的学生先到里昂，强占校舍。一方面通知巴黎的勤工俭学会，另一方面与蔡和森同志联系，他们都一致同意。
李立三他们于9月5日向留法同学们发出的《通告》中还明确了行动方案，大致是：
第一步宜就各地同学组织筹商办法，选举出办事人员；
第二步即由各处团体产生一全体争回里比两大运动的同盟；
第三步即向法国方面及中国在法各要人运动，请为有力之帮助，并向里比两大学之当事人作正式之谈判，据理力争，总期以和平达到争回之目的。
李立三、赵世炎为争得进里昂大学学习，还广泛进行了舆论动员，他们在《求学运动》第3期中写道：
举千数百曾受中等以上教育青年，或投之散工之群，顿其精力于煤炭铁屑之中；或以最低生活费集而豢之于巴黎附近。工作既同于牛马，豢养又等于鸡豚，受之者能无冤乎？施之者能无罪乎？视同秦越之肥瘠而不加喜戚于心者，又岂能逃于别有肺肝之责邪？
“以勤工俭学之所得，与中国之需求相权，其能等量齐观邪？当今中国所需求者为大学者，为大工程师，而勤工俭学所得，充其量仅得为东麟西爪、片纸只字之垃圾堆，鼓锉掺锥之机械人，则长此以往将何益于中国社会？若仅以垃圾堆、机械人自足，则在国内亦尽有其机遇，又何必倾中人之资逋逃万里为？
第一部分初露锋芒在法国（5）
这时，在巴黎的勤工俭学生，响应克鲁梭同学的倡议，组织了各省勤工俭学联合会，并向各地工场学校发去通告，让各地都派代表集中到巴黎，商议他们的生存和求学两大问题。
李立三、赵世炎等在克鲁梭做工的同学于9月12日又发出第二次宣言。这次的主张更明确、更坚决，其目标有两项：
1．我们争回里比两大学的运动是在使两大学能合于全体勤工俭学生之需要，绝对不是使勤工俭学生迁就两大学：［注：“比”指用庚子赔款在比利时设立的中国大学］
2．我们争回两大学的运动，其目标是全体的，绝非部分的。
根据上列主张，他们还就入学问题、经济问题、课程管理及学校内部组织问题提出了具体办法。同时，他们还回应巴黎同学的通告，提议了几件事情，要紧的是，他们不赞成组织各省勤工俭学生联合而弃掉现在法国情状下的各地联合于不顾。他们建议在巴（黎）代表委员会，“将争回里比两大的旗帜，打得鲜明。因为，问题紧急简要，易于号召。”
与此同时，李立三等在克鲁梭勤工俭学的同学151人，还联名给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中国驻法国副领事李石曾发去一封长信，阐述了要求进入里比两大学学习的急迫心情。
在李立三、赵世炎的第二次宣言发表当日，里昂中法大学协会用法文向留法中国学生发了一个通告，宣布：凡入校生必须呈验文凭和进行考试；不收非官费生和无力支付学费、生活费者。
这个通告实际上等于是向勤工俭学生“宣战”了。“通告”说招收中国学生的目的，是在养成教授、科学研究和其他学识运用的三种人才。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勤工俭学的学生很难有这种资格，尤其是说“非有财力上相当的保证，断难入此学校”……这更是给勤工俭学生一个最大的打击。
为此，勤工俭学生派代表与中国驻法公使陈箓谈判。老奸巨猾的陈箓在接见勤工俭学生代表时先是极力威胁，说：“法（国）外交部秘书白特洛，对于此次学生（指勤工俭学生）反对中法借款事件，非常愤怒，当时便通知我，谓已定妥1400船位，分两次将勤工俭学生运回”。当学生代表陈述要求里大开放之理由时，陈箓又装出极诚实的态度对代表说，“送回中国不是我的意思，是监督委员会因八月十三日的事（殴打王曾思），很为动怒，出此主张。我还是极力设法维持。我在法一日，学生一日没有回国的事。现在吴稚晖先生快到了，里昂大学可安排一部分，其余慢慢地设法。”学生代表又同他商量去“里大”的事，他假惺惺地答应说，愿支出十万元作为到“里大”的车费及生活费，并说：“你们先须去六七百人，乘吴稚晖未到，将校舍占住。他一到就不成功了，法人方面的交涉，我完全担任。中国人方面，你们自己去交涉，我不过问。”随即拿出二百元交克鲁梭方面代表带回，作先发队15人的车费。实际上，这是陈箓把勤工俭学学生骗去里昂的一个计谋。
在此形势下，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即刻向各地同学发出通知，请派代表赴巴黎。
9月17日，各地学生代表100多人齐集于巴黎华侨协社召开代表大会，讨论争回“里大”问题。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李维汉等都到了会。一致署名通过了一个重要的宣言，提出的目标是：“为谋勤工俭学生全体的根本解决，以开放里昂大学为惟一目标。我们的信条是：①誓死争回‘里大’；②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③绝对不承认考试”。
但是，在如何争回“里大”问题上又分为三派。一是主张在巴黎请第三者做调（解）人；二是主张静候“里大”考试消息；三是主张先以一部分人迁入“里大”，再办交涉，主张直接行动，所谓“与的不如取的。”这后一种主张，是李立三他们在第一次宣言中就提出来的。
于此，李立三他们不得不又在9月20日早晨发出了紧急通告：
本会19日通告宣布根本解决全体勤工俭学问题惟一的目标“争回里大”与三个信条（同前）而后，接着严密地讨论争回“里大”方法。因历史的教训，四面空气的压迫，与时机的紧急，决定下列三事：
①本会今日移驻里昂中国大学，巴黎方面留驻代表5人；
②由本会于巴黎、圣日尔曼、芳丹白露、克鲁邹（梭）、沙多居里、墨兰、蒙达尔等处同学中，组织先发队百人，随同本会出发，占据“里大”；
③各学校各工厂勤工同学接到这通告后，请即日组织援里（昂大学）队，陆续向里昂大学出发，最迟于通告到后48小时内有代表3人以上赴里昂。
9月19日，赵世炎和李立三，作为克鲁梭的代表先期到达里昂。随后，蔡和森等也到了里昂。王若飞、李维汉等作为驻巴黎的代表，负责和陈箓进行交涉，并散发传单，制造舆论，争取社会同情。
在对全体勤工俭学生进行了广泛动员之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人分头发动组成了120多人的先发队，赶在吴稚晖从国内带来的“贵族学生”到来之前，于9月21日有组织有秩序地进驻“里大”。为便于统一指挥行动，出发前委员会发出命令：①每组举干事一人，对于该组负经济及行动秩序之责任；②每人只能带小提包一个，应带对象为毡子、刀叉、必用书物、随身护照；③队员必须绝对保持秩序，遵守时间；④队员不得擅离本队；⑤里昂下车后，由驻里招待员引导入校，未遇招待员时，由本队干事负责，队员不得自由行动；⑥入校不得自由出入；⑦饮食由委员会预备；⑧房舍由委员会指定。进行极有秩序，严同军队一般。
然而，校中早有准备，各处房屋都上了锁。学生无可奈何，只好先在后边草地休息。随即派出代表出面交涉，均被校方负责人褚民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