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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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工人消费合作社，由李立三兼任经理（不久请易礼容任经理，以后还有毛泽民曾接任此职）。
图04：1923年，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图为合作社旧址
7月，工人消费合作社在牛角坡工人俱乐部的前屋开张营业。合作社除经营油、盐、米、茶及其他日用品外，还兼营银元与铜元的兑换。尤其是银元与铜元的兑换业务，是当时工人最为紧迫的事情，过去工人们每发了工资，需要用手中的银元兑换成零花用的铜元时，那些奸商们便从中盘剥，趁机压低银元价抬高铜元价；而需要借钱生活时，奸商们又故意提高银元价，工人们借得较少的铜元，到发工资时又折合银元去还债，使工人们吃了很大的亏。而消费合作社的兑换，公平合理，任何时候都按市场上合理的固定牌价兑换，这使得入部的工人得到了具体的物质利益，深受工人的欢迎。这样一来，许多工人看到俱乐部比洪帮、同乡会等不知要好多少倍，便纷纷加入，俱乐部也得以迅速扩大。
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曾写道：“1922年1月，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了黄爱、庞人铨和长沙纱厂工人后，毛泽东同志被迫转入地下，我去乡下找他，并遵照他的指示发动了一场反对血腥屠杀工人的抗议活动。尔后，经常在安源和长沙走动，着手组织长沙的工会运动。”
1961年5月31日，李立三在接见安源纪念馆工作人员在谈安源罢工史时，又讲道：“1922年4、5月间，我曾离开安源在长沙搞了一个通俗图书馆，后来成为长沙工人俱乐部，实际是在长沙搞工人运动。”
由于李立三同时在安源和长沙领导工人运动，所以1922年5月底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时，李立三与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一同被选为委员，毛泽东担任书记，当时共有30多名党员。
同年6月17日，李立三在长沙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会议。会议遵照青年团中央第一号通告精神进行改组，表决通过了长沙青年团执行委员会12条细则。在选举时，李立三与毛泽东、罗君强三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毛泽东任书记、李立三任组织部主任、罗君强任宣传部主任。
6月20日，毛泽东致信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复亮，汇报了这次改组、选举的结果，同时讲到“萍乡、醴陵两地方团和各县小分团正在组织。拟九月内召集各地方团代表会议。”
同年8月，由省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公团联合会，由李隆郅（即李立三）、易礼容、刘少奇、夏明翰、李六如、陈子博等任干事。这是中共湘区委员会团结各阶层人民，向军阀赵恒惕政府进行合法斗争的统一战线组织。
五、大罢工在酝酿
工人俱乐部成立以来，给工人群众带来的切身好处日益显露出来，越来越受到广大工友的欢迎和拥护。1922年7月，在汉阳铁工厂工人罢工胜利消息的鼓舞下，李立三向工友明确宣布：“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同时组织党团员到各工作处日夜宣传鼓动，工人听者日众一日，加入俱乐部者日以数十人计。
路矿当局最初对俱乐部不甚注意，此时，乃渐觉俱乐部实含有几许其他作用，因之惧怕不安而思加以消灭之。但一开始还不敢径行压迫，直接加以封闭，而是采取笼络手段，假意敷衍。
8月初，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奉命去长沙帮助泥木工人组织工会。1922年8月10日，长沙《大公报》发表了李立三写的文章：《我要替土木工人说几句公道话》，向长沙县知事周赢干提出了质问。中共湘区区委派党员蒋先云到安源代替李立三主持工人补习学校并协助办理工人俱乐部部务。俱乐部暂由朱少连、蒋先云、蔡增准几人主事。
此时，矿上的副矿长舒楚生趁李立三离开安源之机，亲至俱乐部探听情形。一方面对蒋、蔡等人进行恐吓，一面又以津贴俱乐部经费、拨给俱乐部房屋进行拉拢，借保无事。蒋、蔡等未为所诱，反借机向工人大力宣传：“舒矿长都到了俱乐部，矿长都不敢轻视俱乐部，可见俱乐部是正当的机关了。”俱乐部日夜宣传讲演，听者日众一日，革命空气反而愈造愈浓。
舒矿长见威胁不成，利诱无效，且形势日趋“严重”，乃同路局机务处徐处长等联名禀报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说俱乐部是“乱党机关”，请以武力封禁。
蒋先云同朱少连等一起，不顾当局的威吓和利诱，猛烈推动工潮。此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劳动立法运动，安源工人俱乐部积极响应。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领导下，同粤汉铁路新河、岳州工人俱乐部一起，发起成立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和湖南劳动立法同盟，通电全国，赞成劳动法案，敦促北京国会尽快通过。与此同时，在工人中广为宣传劳动法案19条。经过这些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到9月初，党员增加到10余人，青年团员增加到30余人，工人俱乐部部员增加到约700人，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日益提高，斗争情绪日益高涨。
9月7日，赣西镇守使肖安国换防抵达萍乡，路矿当局便大施恐吓手段。路局职员徐海波装神弄鬼，以虚伪之友谊（与朱少连是同学关系），动员俱乐部副主任朱少连迅速离开安源，并进行恐吓：否则必有杀身之祸。还扬言要砍掉李立三的脑壳。次日，两局挂名职员沈开运也连续数次对蒋先云、蔡增准二人进行恐吓。他们以为把朱、蒋、蔡几人先行吓走，俱乐部必定自然瓦解。哪知，朱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声明：“禀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
9月5日下午，李立三在长沙出席了“泥木工会”成立大会，发表了富有鼓动性的报告。散会后，他去会见了毛泽东。两人约定在安源见面，随即离开长沙，顺路回到醴陵探亲。
9月7日，毛泽东到达安源，这时李立三还在醴陵，毛泽东召开安源党支部会议，向大家介绍了各地工人运动的形势，同时认真听取了蒋、朱等人的汇报，他不时点头称好。最后坚定地说：从目前安源实际情况来看，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要使资本家让步，非罢工不可。在罢工中，胆子要大，心要细。要有勇有谋。有勇无谋，就会站不住脚。毛泽东派人（俱乐部的易友文）送信给李立三，让他速回安源领导罢工斗争，然后就回长沙去了。
李立三于9月9日赶到安源，照毛泽东的指示，加紧罢工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召开党支部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立即着手组织路矿两局全体工人一致罢工，以争得工人俱乐部的合法权利，减轻工人们所受的压迫和痛苦。
9月10日，路矿当局请萍乡县公署正式发出布告，训令俱乐部自行关闭。李立三面对反动当局的恐吓而不惧，立即向工人明确表示：“誓死不离安源，坚决同安源工人一起战斗！”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
此时，矿长李寿铨、副矿长舒修泰，一看形势不妙，见恐吓无效，立即改变为软化手段，请李立三不要把查封俱乐部的命令向工人公布，一再声称这里是一场误会。他还发誓赌咒，答应要往官厅疏通，对俱乐部加以保护。李立三识破这是矿局使用的缓兵之计，趁此，以俱乐部名义向路矿两局提出三条要求：
第一部分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5）
萍矿矿长钧鉴：
工人等为提高工人知识起见，组织俱乐部，成立已经数月，并已陈明行政官厅出示保护在案。乃近日谣言迭起，传闻肖镇守使欲封闭俱乐部。工人等异常愤激，各处传述，以为此次谣言起因，皆由路矿当局欲借外力破坏俱乐部。工人等势不承认。今将全体部员提出最低限度之要求如左：
一、请矿长会同株萍铁路局局长陈请行政官厅，明白出示保护俱乐部，严禁造谣；
二、俱乐部所设互济、游艺、学校等项，现每月开支预计约二百元，请路矿两局按月各津贴一百元；
三、请于七日内将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清。
以上三条，请于十二日午前十二时以前完全答复，以息众愤。如至期未蒙满意答复，工人等迫不得已当为最后之对付。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敬祝
公安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体部员同启
1922年9月11日午前8时
同日，俱乐部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全国工友发出了快邮代电，请求全国的声援。电文称：“我们俱乐部成立有数月，我们本着我们光明正大的宗旨做我们光明正大的事业。不料路矿两局怀着鬼胎，时加破坏，施尽各种阴谋终不得其一逞。阴谋者乃于昨日假萍乡县知事之官威，下了一道指令，要我们自行解散。我们迫不得已，经全体议决，明白向路矿两局要求最低限制（度）之条件，并限明日答复，否则当作最后的对待。各地工友们呀！快来援助我们”！
12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接到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回复，声援安源工人的斗争，“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声援”！
12日，党支部书记、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又收到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对“哀而动人”这一策略再次作了解释；“这样既可以动员全体工人坚决地同资本家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同时又可以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毛泽东还强调，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是要将绝大多数工人充分发动，严密组织起来，防止敌人分裂工人队伍。只有靠全体工人的坚固团结和坚决地斗争，敌人才会退让。
李立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激励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对于罢工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9月12日，路矿当局第一次答复。俱乐部认为甚不圆满，遂再通告路矿两局限即时答复。当日，路矿两局虽然改变了原来欺压的态度为谦虚的态度，作出了具体答复，但对积欠存饷一项之答复，仍不圆满。俱乐部又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要求答复。
为协助李立三的工作，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派遣，刚从莫斯科学习回国的刘少奇，于9月11日抵达安源。
12日晚，李立三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与刘少奇一起研究了罢工的具体计划。
首先，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由李立三担任总指挥，全面指挥罢工斗争。为防止敌人对李立三进行谋害，会议决定罢工开始后，李立三要隐避策应，由新到安源、很少有人认识的刘少奇为俱乐部全权代表，驻部应付一切；第二，起草了《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度等17项复工条件；第三，决定派人到各处向工人进行宣传鼓动，进行细致的组织发动，大肆宣传“我们要活命，我们要饭吃！”、“我们于死中求活”、“我们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等，每句言词无不入情动心；第四，为防范敌人捣乱，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事态，决定扩大工人监察队，负责维持秩序；同时，组织工人侦察队，负责秘密探听消息，侦截路矿当局的电讯往来；第五、决定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对罢工作出部署，一俟俱乐部的罢工命令发出，除发电厂、锅炉房、打风机、抽水机等要害部位照常开工以争取社会同情和主动权外，全体工人一致停工，各归住房，听从指挥，各工作处所，由俱乐部派监守员严加守护；第六、为便于统一行动，确定乘早上换班时开始罢工。
为了争取社会同情，李立三注意运用斗争策略，一方面积极做商会的工作，争取商会对工人采取同情态度，充当调解人；另一方面他及时去做“洪帮”的工作，力求争取洪帮对罢工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当时的安源帮会林立，尤其是洪帮的势力最大，工人不加入洪帮就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加入洪帮的人很多。洪帮的头子是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数是他的徒弟。矿上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而包工头则又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欺骗工人。这在当时的旧中国是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因此，要想取到罢工的胜利，不争取洪帮就没有办法。李立三最担心的是洪帮破坏罢工。为了争取洪帮，李立三积极做洪帮小头目的工作，并从中发展了两名党员。
9月13日，李立三找了两个小头目带着他来会见洪帮头子。李立三为此准备了一点礼物：两瓶酒、一只大公鸡。洪帮帮主章龙见身居工人俱乐部主任要职的李立三亲自登门拜访，觉得是看得起自己，所以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一口一声李主任。李立三爽快地与帮主一起共喝鸡血酒，喊了他一声“大哥”！然后说：我们要罢工。罢工是为穷兄弟谋幸福，保护穷人的利益，请你务必多多帮忙。帮主章龙拍着胸脯，连声说道：“一定帮忙！一定帮忙！”
李立三接着向章龙提出了在举行罢工期间的三个要求：（1）（鸦片）烟馆关门；（2）街上的赌场收摊；（3）不发生抢劫案。
帮主又连拍三下胸脯说：“第一条我包了，第二条我包了，第三条我也包了。”并同意把第一、第二点写在罢工的布告上贴出去，要本帮弟子切实遵守。
果然，在罢工时这三条都实现了，保证了罢工的顺利进行。这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连资本家和知识分子都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三件事是多年来所不能解决的，可是工人俱乐部完全办到了，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第一部分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6）
六、零时，汽笛怒吼了
据矿长李镜澄的日记记载：“9月13日，晨8时，至车务处……适李隆郅（李立三）到车务处，详叙一切”。
李立三在研究完罢工具体计划后，次日（13日）晨，矿长、路局局长派人把李立三请去，说是有要事商量。李立三赶到车务处逼迫路矿当局答复俱乐部提出的条件。矿长李寿铨慌忙答道：“我们现在的答复是：（1）两局已呈请县署批示保护贵部；（2）津贴俱乐部常费，候报请总公司批准后实行；（3）积欠的工人存饷，确因财政困难，难以在月内如数还清，先行发放上月饷银。请转告众工友，理解两局的一片诚意，劝大家安心上工，切莫闹事。闹事于国于民，皆为不利。”
李立三听完当局的答复，肺都气炸了，愤怒地站起身来，盯着李寿铨和路局局长李毅环，逐条进行批驳，坚定地说，你们别哄人了，你们视工人的正义要求为儿戏，企图蒙哄俱乐部是办不到的。当即限定今日内作出答复，否则……
此时，屋外忽然人声喧哗。原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