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治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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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与治理…王绍光
　　　
　　　　第135期

　　　　许戈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大家好，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许戈辉。从今天开始我就要主持这个节目了，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大讲堂里学到更多的知识，领略到更多的声音，也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今天就开始第一讲。

　　　　整整二十五年前，中国打开了封闭的大门，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二十五年过去了，不论是经济上的发展，还是政治上的进步，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有目共睹的。不过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面临了种种的新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先了解我们国家真实的国情，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必然的。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强烈的呼吁，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基本制度的保障的话，经济建设或者是民主进程的推进，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在这些强烈呼吁的声音当中，有一位格外的嘹亮，那就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他的简历。

　　　　王绍光简历

　　　　王绍光，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之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继续深造，先后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而后又在耶鲁大学教书育人十年整，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1993年，王绍光和著名学者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这场报告推动了中国整个分税制的建设和分税制的改革，被国外媒体称作“王胡报告”。此后，王绍光与胡鞍钢合作撰写了1995年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1999年的《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2000年的《政府与市场》、2003年《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等著作。

　　　　1993年迄今，王绍光共出版著作二十余部，在中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几十余篇。

　　　　王绍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今天我要讲的内容不多，三个方面。第一个叫做成就与挑战；第二个讲良治的基础。良治就是良好的治理的基础，现在国际上，包括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都在讲良治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觉得讲必要性是重要的，但是还要讲良治是什么样一种制度性的基础；第三方面结合中国的实际讲一讲，在中国进行国家制度建设或者重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这么三个方面，闲话我就不多说了。

　　　　我就开始讲第一个方面，成就与挑战。成就，其实不用多讲，我就给大家看一张表，你能看到中国的成就。这张表是中国和世界上其它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两个算法，一个是1975年到2000年，一个是1990年到2000年。我们看到即使从1975年算起，文革还没结束，到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或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是8％，高于世界上所有其它的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我们经常会去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讲它们的经济奇迹，其实我觉得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才是真正的经济奇迹。中国是一个12亿人的大的经济体，能够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边，连续以这么高的速度，8％的速度增长，人类历史上空前，而且我还想加，也可能绝后，因为12亿人的国家也不多，印度今后能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我们不知道，很可能是空前绝后，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所以成就，我就讲这么一张图，不多讲。我今天主要要讲的是，即使是成就也会带来挑战，我想讲在经济方面，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国发生了六方面的变化，这每一方面的变化全都是好事，但是我也会分析这每一方面的变化都会使政府治理这个国家，变得更加的麻烦，具有挑战。

　　　　那我就先讲经济方面的变化。第一个，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知道传统中国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在经济学里边叫第一产业，逐步地向第二产业转移，就是工业，再往后是逐步向地向第三产业转移。那么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以粮食为主，这个经济是不需要监管的，不需要太多的监管。但是一旦把它变成工业化就比较麻烦了，进入工业国家就开始要规定，比如说劳动条件要进行监督，产品的质量要加以规范，如果一到第三产业，中国目前就在尽量的发展第三产业，一旦到第三产业我们就会出现远距离贸易，什么叫远距离贸易呢？不是面对面的贸易，不是像秀水街那样子，拿着计算机算按一按就行了。它是远距离，我刚去过甘肃，可能是把甘肃的产品运到广东，运到香港，可能从甘肃到纽约的Syracuse，我们不知道，它可能很远，人见不到面了，这时候就出现信息非常重要。同时，比如说金融、保险、咨询、保健这一系列第三产业的行业，它都是有很多的这种信息的问题，就是信息出现一个叫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什么叫信息不对称呢？就是交易的双方有一方面知道很多事，我知道我的产品好不好，我卖给你，你不一定知道，尤其是保险。举个例子，我的身体很不好，我要买你的保险，我买了以后我就病了，然后你就赔我，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像这些第三产业一发达，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出来了。这个监管跟监管农业是非常不一样，那么产业结构的变化就带来了治理的挑战。

　　　　王绍光：再来看资源配制。改革以前是国家用计划来配制资源，就是说哪些东西应该到哪，钢铁生产以后发放到哪个厂家，哪个厂家然后再做什么事，都是国家（分配）。现在中国的资源配制方式主要是市场，供求关系。管理系的同学可能了解更多一点，供求关系以市场来调节。那么到现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当然跟有些国家比不了，但是跟比如说前苏联国家，很多转型国家，我们的市场化水平已经高于他们。那么市场化以后，市场会带来很多奇迹，但是往往也会引起人们对市场产生一种迷信。

　　　　实际上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完全靠市场，这里我就想到一件事。1990年的时候，东欧国家刚刚开始进行转型，这时候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加尔·布雷斯，他去匈牙利讲演，他讲完了以后，底下匈牙利听众就说，怎么回事，教授您讲这么长，怎么没有提Hayek，国内现在很时髦的海耶克这个人的名字，没有提其他几个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名字？加尔·布雷斯回答就很简单，他说，他们期望的那种完全市场来操纵的经济，历史上没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如果存在的话，你们会痛苦不堪。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经济必须有市场，但是不能由市场来垄断，还得有国家的监控。中国在过去吃计划经济的苦吃了不少，所以中国政府在了解政府失灵方面，中国的学者都有很深的体会，都有很多的教训，但是市场失灵怎么来调控，我们的经验并不足，怎么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这也给国家的治理、管理经济带来挑战。

　　　　第三方面，所有制结构的变化。1978年以前中国没有私有制，所有制结构非常简单。但是到今天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呈现非常大的多元化，有国有、有集体、有合作制、有三资企业、有私营企业、有个体户，各种各样你想得到的所有制，中国都有。当经济主要以国有为主的时候，它每个企业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改革以前每个企业创造的利润交给上级，你缺钱了，上级拨钱给你，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他不用去管我的经营状况。但是现在的私营企业他一定要管这个东西，我能不能赚钱，我不能赚钱我干这活干嘛，累死了。即使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它也变成独立的主体，政府想让它干什么事，它觉得这不赚钱，它会想方设法的逃避，它去做别的事。所以，所有制改革的一个后果就是所有的经济实体，都变成有很强的自主性，不会再听从国家的指挥棒来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就要从直接的操控，改革以前的直接操控，你干什么，你从哪里进原材料，你卖到哪里，要变成间接的调控。

　　　　另外一个方面的变化，就是经济实体的数目剧增。我简单有一些数据，比如1978年的时候，全国只有人民公社53000个，生产大队69万个，生产小队482万个，那么农村就是这么400多万，不到500万个实体，比较容易控制。1983年公社一解散，中国的农村就变成了2亿多个农户，数量的增加使管理就变得非常麻烦。另外一个更麻烦的是，改革以前如果有一个实体，比如一个工厂，它1950年建的，到1978年这个工厂还在原地方，它的产、供、销、人、财、物这些东西都非常固定，那时候的人很少调动工作，你在这地方工作了，你就在这地方退休，你的孩子还顶替你，全都在那块。今天的实体完全不一样了，今天的实体今天成立了，明天衰败了，后天搬家了，然后就破产了，它的产、供、销、人、财、物这些所有的链条，在不断地变化，这就使你监控它们变得非常非常的麻烦。

　　　　再下面一个变化是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改革以前中国基本上是关着门的，对外贸易非常非常小，外资没有。那么现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你把进口加出口除以国内生产总值，是将近40％，将近40％是什么概念呢？你把日本和美国算一个相应的数，它们可能就是15％，16％，绝对不会超过20％。换句话说，用这种方法计算的话，中国的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已经可能比这些国家还要高，当然这里边有些计算的技术问题，我就不去讲了。总之，在一个大国对贸易的依赖达到这么高的比例，世界上也没有。

　　　　再一个是外资。外资最高的时候是1994年，外资进来的钱相当于我们GDP的6％以上，这个你去找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也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高比重。有些人会讲四小龙依赖外资，其实这是个完全错误的概念，四小龙经济发展中间除了新加坡比较依赖外资以外，其它都不太依赖外资，它们主要靠内部资本。那么依赖外资和对外贸易对治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七十年代，出现了两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冲击得一塌糊涂，但是在中国生活在七十年代的人，在座的如果去问你们的父母，他们会对这两次石油危机，除了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消息以外，没有任何感觉，因为我们是封闭的，你爱怎么乱怎么乱，中国岿然不动。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如果现在世界上再出现两次石油危机，中国经济会非常非常麻烦，因为我们中国的能源对外依赖度已经很大，这样对外开放的程度扩大以后，就使国家在开放的情况下来治理本国经济，变成一个非常高超的一个技术才行，非常高超的技能才行，所以这也使中国政府治理经济的能力是一个挑战。

　　　　最后经济方面的变化，是信息与通讯革命。我们可以想一想，1978年的时候中国有几个电视台，一共是93个广播电台，电视台就更少了，电视台当时只有32个，32个电视台不是全天播的，一天播几个小时，每个电视台就一个频道，现在怎么回事？现在是360多个电视台，一个电视台可能有十个频道，五个频道，八个频道，这个没法比，平面媒体也是一模一样。然后还有通讯手段的革命，中国1978年的时候，全国有192万电话，当时打电话是非常非常麻烦，那时候是传呼电话，你住那个楼，你的传呼电话在这，老太太拿着喇叭喊，几楼几号的下来接电话了，是那样接电话的。家里有电话的人是极少，绝大部分是办公室电话。现在中国的电话拥有量，我们以前想，可能很难增加，现在中国电话拥有量，手机好像是世界第二，固话可能已经是世界第一。通讯变得异常的方便，然后加上互联网每年都是非常高的增长速度，现在互联网用户中国已经是第二，很快应该变成世界第一，这就使信息的流量加得非常快。那么信息流量对改善我们生活，使我们生活便利，使我们了解世界各种情况很有好处，但是也有另外一个问题，你们也许听说过这么一个人，就是Joseph　Nye，以前当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现在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他讲美国力量强，强在哪，不是硬力量，而是软力量，不是hard　power是soft　power，软力量是什么？好莱坞的电影，CNN的24小时新闻，这些是软力量。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软力量就很麻烦了，一个国家变成一个强国，不仅仅是理论，经济增长率是多高，还有你的软力量有多强。在开放条件下，我仅仅举这个例子使政府要做这件事变得异常的困难。

　　　　那么讲了这么多的话，我们可以有这么几条小结，就是在这第一方面，改革改变了我们周遭的一切。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已经和改革以前大不一样，那么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以后，如果你们学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都会知道一个（概念），别的都记不得，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个是有道理的，这些都发生变化以后，政府治理国家的这种模式，以前的模式过时了，新的模式就得出来，没出来就会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批人，刚刚出了一本书的标题叫做《第二次转型》。我们第一次转型是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说要从搞阶级斗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社会上有大量的矛盾，我们现在提出来要进行第二次转型，要以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中心，这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完全准确，所以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王绍光：那么面临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带来的种种挑战，能不能实现良治？中国能不能实现良治，良好的治理，如果要实现良治它的制度基础是什么？我们通过两年的研究，比较了国内外和历史的经验，我们总结良治有八项制度基础。我不能详细讲，我就一样样简单的介绍。

　　　　第一方面，强制能力。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特征，这不是我说，西方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会告诉你，最基本特征就是有强制能力。对外要能保家卫国，保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对内要维持社会秩序。强制能力，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

　　　　第二叫汲取能力。保家卫国和维持社会秩序是很费钱的事，你要养军队、养警察是很费钱的事，这就需要你有税收。另外，国家的每一项事，国家的任何职能都需要公共财政来支撑，教育也罢，公共卫生也罢，道路的兴建也罢，都需要公共财政支撑，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从社会汲取足够的财政收入，它就不能做事情。

　　　　第三叫濡化能力，或者叫教化能力。中国社会是非常讲究教化的，从孔夫子的时候就开始讲教化，这个教化使大家把一套价值观念内化，变成你自己的行为，这样治理国家比较容易，仅仅靠军队和警察的暴力来治理国家，成本昂贵，所以每个国家都要有这个教化能力。教化能力我们强调两样东西，第一个叫国家认同，就是你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人，绝大多数95％认同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第二件事就是要有一套核心价值，你不要看美国、西欧那些国家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的多元，但你看那个根的话，他们都有一套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为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所认可，有了这套核心价值的话，大家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