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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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强颜欢笑”的境地了。很多时候我是发自内心想跟警察交朋友的，想和他们打成一片，想挖掘真正的警察内心世界，但很伤心，每次一进入，他们立刻会把我推给局长政委们，然后我就被架空了，四处吃饭听报告然后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就塞了一大叠工作总结。心里好不搓火，但人家又都对你热情周到，无非想请你多宣传宣传工作的成绩。只是普通警察好像无权接近我，会触犯什么纪律原则似的。这样的工作方式和我很早以前对记者生涯的向往是有天壤之别的。每次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想去接触真实，雾障重重。屡试屡败，真的有些伤心。　
　　在“体制”内混了十几年，慢慢就把一切都看穿，越发本分地定位在“体力劳动者”的角色上，时间长了赶都赶不出去出趟公差，也特别害怕和同事、同行之间发生“体力”之外的来往。他的话，并非所有的时候都适合我。　
　　但依然喜欢听他那些我这个学生听着都带点天真的话，喜欢听他那些想当然的处理“现实”问题的方式。那何尝不是我曾希望过的美好纯粹的人际关系。　
　　一张脸越来越不惑了，该成熟和圆润起来了。近处有这样一位充满热情和善意的榜样，或许稍作努力，“现实”真的会来适应我们。　
　　在《行者无疆》的后记里，余秋雨曾专门花费一页的篇幅，记下与他一起考察欧洲的“伙伴们的名单”，还说，这件事在《千年一叹》时忘了，有点遗憾。他做的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动，难忘。我知道那些“伙伴们”中，多数是些非常年轻的男女，他与他们一路走下来，有了生死与共的友谊和感情，所以要专门用一样形式来表达出来。这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而且流露出他这个人对友情的珍爱。　
　　还有人写他到广西讲学，回去后写的信里，还没忘记向一位广西期间为他开车的司机师傅问好。我相信是这样子的。自自然然，又周周到到，这是余秋雨为人的风格。　
　　另一些时候，他对一些无行文人的言行，却是绝不苟同。这是原则。　
　　很多时候，我开始用余秋雨的方式行事、做人。他从没说过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但我喜欢学他，遇到想不通的事情、解不开的结，会想：余秋雨会怎么做呢？　
　　我甚至也开始懂得对读我书、喜欢我文章的人说一声“谢谢”。　
　　他就像是面镜子，一个榜样。　
　　可我还爱跟他说，我可不崇拜你，我们只是一伙的。　　　
　　遭遇“余秋雨现象”（1）　　　
　　那次争论发生在异国的餐桌上。　
　　一位略老的文人说起了余秋雨，无限地迷恋他的《文化苦旅》，然后痛心他现在“变了”。对余秋雨的流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我只是笑笑，说余先生能“流行”，这是他的能力，不是谁都能流行得起来的。要把握住一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文化取向，又要站在略高于流行文化的层面上发言，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做得到的。“老”先生不服，说他这是在作秀。我说　
　　作秀又怎么样呢，这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只要你还在行动之中，只要你总能不同凡响，作秀不作秀的，不过换个说法罢了。　
　　桌上的另一位女青年不干了，和“老”先生锵锵起来：这怎么是作秀呢，难道这么多人都喜欢读他的书，也是他在作秀吗？　
　　饭后我们一行在海边漫步。灯火通明的海滩娱乐城，海报上说里面有海上木偶演出，我特想去看看，可惜事先没有安排，临时也没人响应。当然不可能让所有人在门口等我，只有继续在海边走。我又纠缠那位年轻的翻译，莫名其妙问人家知道他们国家的陈英雄吗，他拍的片子很有味道，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美，让这个国家充满了热带雨林的奇丽、迷幻，我看了他不少的片子，他家的老房子也很不错。年轻的异国翻译并不见激动，只淡淡说不知谁是陈英雄，也没看过那样的电影。我想起来他说的每次从边境处倒些中国片子回来卖，很挣钱。心里也觉自己闷得好笑，人家不过迫于生计才在这黑咕咙冬伸手不见五指的湾里陪你们走走，谁愿附和你说那些个不着边际的鸟事。便想，对了，这还真是人各有志，各有所好，谁都犯不着勉强谁。　
　　回到宾馆，一同吃饭的女青年还在生我气：你还是余秋雨的学生，你怎么能允许别人这么说你的老师！她说我可是余秋雨的崇拜者，我就听不得别人说他一个不字。　
　　我只是再一次地笑笑。　
　　我太能理解她的感情了，对于一个总能提供给自己精神食粮的写作者，怎么能容忍别人对他的误解和歪曲呢。我还很感激她这样率直地坚决地维护余秋雨老师，我相信她在任何情形下都会是如此真切和朴实。只是她不知道，因为离余秋雨更近，我更能意识到，这样的争论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结束得了的，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它们关乎到中国文人固有的观念与生存模式。因为余秋雨完全从传统中国文人的生存模式里挣脱了出来，肯定了他，许多人一辈子坚守的存在方式都要失去意义。那是很恼火的事。我愿意相信许多年后，不会再有人对余秋雨这样的文人大加讨伐，因为那时的许多文人也都会如他一样，抛弃书斋中的自闭生涯，有能力以自身的文化积累去创建属于自己的文化生态，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强者。　
　　还是在《行者无疆》的自序里，余秋雨有这么一段话，让同样也经历过类似思考的我，特别地有感触，现在抄录在这里，可以让喜欢和欢迎他的读者感受到他的决心和勇气：　
　　“后来，倒是英国近代学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话帮我进一步做出了决定，因为他指出了隐藏在象牙塔里的更大危险，而这种危险我们平日早已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说，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却是一种自我囚禁。他不客气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他认为，全部无聊、麻烦、伤害，就产生于这种小空间里的‘互为观众’。由此他得出一个惊人的论断：真正的文化人、艺术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艺术界竭立要反对的事。这个事，显然就是离开。象牙塔里‘互为观众’的囚禁者们只要看到有人离开象牙塔，就会暂时地一致对外，对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认为，正因为这样，证明除了叛逃别无选择。”　
　　再要抄录一段他说金庸的话，也许更能让喜欢他的读者意识到，余秋雨并不是完全孤单和独行在路上的。在大陆之外的文人中，早有一批现代文人找到和构建起了自己的文化生态：　
　　“像金庸先生这样的人，学问很好，又搞文化企业，同时有空又写一点流行小说，而且小说，他也努力把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我相信，这是一种非常值得赞叹的结构。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我不是仅仅对他武侠小说评价高，也不是对他写的社论评价高，或者是对他办文化企业评价高，而是将这些方面综合一起的状态评价高。我认为，这是20世纪华文文化圈内的一个奇迹般的存在。既是文化界的全才，同时又能在社会上取得巨大的反响，为社会大众所关注。我想这样的人物，在21世纪肯定会多出一点。”　
　　“另外，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就是那儿的一些文化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在我看来，就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现代都市中的文化强者。”　
　　人们总爱把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称作转型社会，在这样的转型期，传统的惯性状态、优势和新型社会的秩序、规则，总在互相打架，纠缠不清，相信大家在变化和转变中都或多或少要经历些痛苦，有人转得顺当些，有人会转得疙疙瘩瘩甚至以失败告终，这与个人能力和适应力相关。好比所谓的知识分子，是坚守在一个专业领域里，还是做一个社会型的文化人，或者更有能力的二者兼得，相信很多人都躲在心里叽叽咕咕问过自己无数遍，但却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把那些叽咕转变为现实。这没办法，只是自己的事情，恼羞成怒或者怨天尤人，都没有用，并且已经没有时间了。要么变，要么不变，都是自己的选择。　　　
　　遭遇“余秋雨现象”（2）　　　
　　在我看来，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专业人才与社会公共人才两个端点都需要有人在那，并且保持住平衡才是理想。不过现在比较混乱，大家各求生路，不要活得太过寒酸、不要让家人也跟着委屈就好。记得十几年前，教授们曾悲叹自己的收入还不如校门口卖茶叶蛋的老太太，现在没有人再拿自己和卖茶叶蛋的比了，现在人的要求和欲望更高更大，喜欢拿自己和明星比。其实有心气儿这样比来比去的，还不如自己干脆就做一把明星，让自己高兴一下子。不过话也说回来，能力呢？不是谁都有能力成为明星的。　
　　我的眼里，余秋雨就转型得很成功，他同时占有了“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两个端点，这是我非常向往的生存状态，也是个人的文化状态。　
　　相信很多年之后，谢天谢地狗屁转型终于结束，所谓尘埃落定大家各得归宿时，再来看今天，许多人会看得到自己当年的褊狭与可笑。　
　　突然想起，其实从“文革”结束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个不稳定的、变化着的社会，已经有过好几回转型了，遗憾的是有人第一个型就没能转过来，比如还是在搞整人的把戏——现在谁还玩这个！　
　　十几年前在上海，就听到过有关余秋雨的“传奇”，说“文革”结束后，他正好得了肝炎，返乡养病，修养生息，当别人还在“文革”的是是非非中缠来纠去你死我活时，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进入了另一番天地——　
　　“我同乡的老师盛钟键先生在奉化县的一个半山腰里找到一间小房子，让我住了下来。吃饭则有一顿没一顿，搭在山脚下一个极其简陋的小食堂里。那里连一份报纸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大幸，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沈老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志，我反正有的是时间，一本本阅读。正经读书累了，就去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大堆《东方》杂志。读书室外面是长天荒草，安静无比。我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么优越的读书条件，当然绝不放过，连生病的事也忘记了。”　
　　“从古庙到读书室那条冷僻的荒路，我已经走得悠然陶然，几乎记不得年月了。”　
　　“后来知道，这些年月，中国政治领域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上海文化界的气氛也十分紧张，而我则好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冰冻封存了。”　
　　后来他一下子拿出了几部大部头学术专著，一下就比别人多跑出去几大圈。　
　　现在想，那也是他的一次成功转型，并且从某种程度来看，那是一次比今天更艰难、更痛苦的转型。那时候有多少人能看得清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又有多少人有能力把握得牢自己的命运！　
　　我曾经跟余老师谈到过我父亲，一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当我还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写的舞台剧就被拍成了电影，一生创作了数十台所谓优秀剧目，他写的戏，直到现在还有人会唱，让我这个女儿也不知跟着风光了多少回。但他非常清醒，也非常勇敢，对自己的过去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狗屁”。八十年代有人要给他出集子，他说他写的东西一个也没有保留，全部毁掉了，他已经为自己作了总结，不需要再出什么集子来总结了。　
　　余老师听了，对我老爸大加赞赏，说中国像你父亲这样的人太少了。　
　　可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人，在我看来也没能成功地转型得过来，即便他早在理论上、思想上认清了“文革”时期所谓创作的实质，即便他在形式上把青、壮年时期的所有作品毁于一炬，但是他太有自知之明，也太看得清别的同辈们的“垂死”挣扎，他老人家一生中最好、最有创造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被埋葬在了那样一段莫名其妙的、谁也摆脱不了的历史中了。　
　　很多他的同时代人还在不甘地坚持“创作”，屁股后面拖着一根别人都看得见只有他自己看不见的“尾巴”，一根总也脱不了旧时代印记的“尾巴”。　
　　我总爱对人说，还是我老爸好，我老爸不写东西了，不在外面丢人现眼了。我老爸现在除了给儿子写信，已不再拿笔。我老爸总在看金庸，看完全套再从第一部开始看，只剩下金庸能帮他打发余下的时光。　
　　余老师说你父亲很了不起，如果中国更多些你父亲这样的人，就有希望了。　
　　是啊，这样的父亲如果不是养育了我们这几个儿女，不也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吗？这样的事儿你跟谁说去？　
　　余秋雨也跟我说他的父亲，已经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文革”时被造反派弄去坐牢，在牢里得了肝炎和糖尿病。这是两种相互抵触的病，一个是要吃、要营养的病，一个是少吃、只吃粗食的病，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病并存于一个身体里，他父亲被折磨得很苦。现在好了，医院和药成了他父亲的精神寄托，就像一个饿惯了的人，见吃的就要吃，他说他父亲饿怕了，病怕了，以至于养成了“医院依赖症”，八十多岁的人把医院当作了他的第二个家，每天有事没事要到医院走一趟，不去就像缺了什么，有病没病都要求吃点药，没有药在手边上就没有安全感……　　　
　　遭遇“余秋雨现象”（3）　　　
　　我们都嘻嘻哈哈谈论这些事，当好玩，一个既成事实罢了。但冷静下来想，真的是很气愤的事情，我们自己的亲人本来是可以有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的。　
　　还说转型，要在一种多少年下来的定势中突然扭转，必须得具有实施强有力行动的能力。而那个早年被我们几个研究生称作“秋雨兄”的人，已经成功地转型了两次，并且两次都是先于群体，先于大势，无怪乎他是我们眼里的强者了。　　　
　　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1）　　　
　　1998年夏天，真正的二十世纪末。一位深圳宣传部的官员，夹着一份厚厚的策划书到了北京。　
　　在中国一千八百多个博物馆中，100个最具魅力的博物馆被选中，100集大型文化专题片《中国博物馆》将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完成。深圳人要在世纪末“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野心，开始一步一步地付诸行动了。　
　　接头地点安排在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深圳官员打开策划书，很现代很精致的内页里，图文并茂，铺陈的是各种文化人递交上来的关于片子的总体构想，一页页翻过去——我们伟大，我们辉煌，我们历史悠久，我们将在21世纪迈向人类新纪元……　
　　对，这些都没错，也都是事实，问题是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时候都能说，并且我们也不知已经说过多少遍，而现在是20世纪最后的时刻了，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千载也难逢的发言机会，我们能不能有点全新的视角，有点自己的表述？　
　　深圳官员指着策划书，说，这好像不是我要的。　
　　有他这话就够了。我也就干脆把他的东西往边上一推，省得装模作样琢磨那些大同小异的句子。我说我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