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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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搞。　
　　这种情况下，我总在替自己的老师难过和绝望。不知怎么地想到了年前香港的刘嘉玲“裸照事件”，那时从香港、台湾等地的报纸杂志上看到香港一大批的演员自发站出来抗议的大幅照片，看到他们一个个的表情和装束，心里真的很感动。觉得他们身为影视演员（按他们的说法叫艺员），平时各演各的戏各挣各的钱，也可以说是处在相互的竞争当中，但当遇到自己同类身处外界不怀好意的陷害与欺侮时，决没有那种在一旁看笑话的事出现，而是像现在这样集体肃穆出阵，站立在刘嘉玲的身后。　　　
　　与“××”共舞（4）　　　
　　这是对刘嘉玲的声援，也是对自己作为演员的身份的捍卫。让我感动，并且对这些平时不以为意的香港明星们起了敬意。　
　　还想起一件类似的事情。背景也是在香港。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也是一位社会问题专家，他开的专栏据说读者很多，他所表述的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既有优美的文字，又有很活泼的思想，在香港自然有很大的影响。有人就在媒体上提出疑问：张五常先生写了　
　　那么多的书，会不会影响他在大学的教学质量？结果是张五常先生所在的大学出面与媒体打官司，索赔了一百多万。　
　　在国外，在香港、台湾，个人名誉是值钱的，诽谤、造谣会让自己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的法律制度建设当然还需要有一个不短的过程，但至少我们自己要有法律意识才好，尤其对断文识字的人。现在连村里人都知道，在自家屋门口骂大街，还有可能招来乡亲们要求精神赔偿的官司，知道要就事说事，管住自己嘴巴。　
　　有时会暗吃一惊，莫非社会与大众真的已失掉最基本的判断力与良知，成了别人喂什么吃什么的混沌小儿。　
　　后来从一些出版社编辑甚至与余秋雨有点关系的熟人那里得知，这一事件中，其实有许多的读者都站在余秋雨一边，一直就在抗议和反对对余秋雨的围攻，他们也曾写了大量的维护和保护余秋雨的文章。不幸的是，没人愿意刊登他们的文章。也许他们的声音不适合媒体炒作的需要，不足以满足大家围观和看热闹的心理？许多人投书无门，只好把自己的文章投到出版社、投到余秋雨书的编辑，甚至寄到那些可能有途径与余秋雨联系上的人那里！而这些地方、这些人，又都不具备发表他们文章的可能。　
　　一位重庆的退休教师马孟钰先生，就写了一篇《七十岁的愤慨》，说自己“发现余秋雨先生又遭新一轮的攻击，很感伤心；等读完金文明的那本《石破天惊逗秋雨》，我和我的老伴、儿子都一起愤慨了。我们无法袖手旁观，就在三十六度的高温下，拼着我这条老命，挥就此文”。我想这是一位仗义执言、古道热肠的老者，看到自己喜欢的余秋雨先生的遭遇，便一分钟也坐不住了。　
　　他说：“对于金文明这样的人肆意糟践余秋雨、剥夺余秋雨，我们不应该不闻不问，或站在一旁看热闹。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像余秋雨那样，放弃官职，冒险深入不毛之地进行考察，坚持以历史情怀播撒文明的种子？又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能够长久不懈地提供惊动四海的思想和笔墨，引起海内外千百万读者共鸣？　
　　“我相信，不管金文明等人多么嚣张，广大‘秋雨迷’也不可能转化为‘咬嚼迷’。我们希望余秋雨先生不要理他们，保持沉默，继续赶路，但要做到这样，我们大家不能沉默。正直的中国文人，应该用良知筑成围墙，保护奇花佳木，抵御那些连骨髓都想咬的牙齿来咬噬文化创造者。”　
　　老先生的一番话与举动让我想法多多，他只是个退休教师、普通读者，在看热闹的人堆里他能够站出来，支持余秋雨不要理会别人，而要继续走自己的路。更可贵他还想到“我们大家”却“不能沉默”，他用他苍老却有力的声音呼吁：正直的文人要以良知保护真正的文化创造者。这说明老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人。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打破沉默，和他一起来保护余秋雨。　
　　这些可敬的老人，他们自己曾在过去的岁月里亲历亲睹过那些动辄揭人“灵魂”致人于死地的噩梦年代，在今天这样的新时代里猛不丁又听到那似曾相识的声音，他们真正地“不寒而栗”了。他们决不容许别人对他们喜欢、珍爱的余秋雨再行“正常文学批评之外”的乱棍攻击。　
　　“中文在线”网站更出于对签约作家和签约作品的保护责任，在几个月里邀请多方文史专家，对金文明一书进行认真的判读，作出四项综合意见，在自己的网站上及时与读者进行了沟通。　
　　这份“中文在线”的声明指出，“金文明先生所提出的一些指责，基本上都是极琐碎的细节，历来更是众说纷纭。对于这些细节的不同阐述，如果一概武断地判定为‘错误’，不是正当的学术态度”；认为“即使有些文史细节确有探讨的价值，也不应该把事情立即交付给对这些问题不具备评判能力的大众媒体。”“这种‘广场大批判’式的炒作，完全不符合正常的学术规则”。　
　　出于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的责任，声明指出：由于这种大规模炒作，《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未售先热，发行量巨大，登上香港《亚洲周刊》畅销排行榜，金文明和出版社都在顷刻之间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这显然利用了“凡是余秋雨先生的读者都会买这本书”的市场心理判断。但是广大读者买到的这本书，与他们被媒体炒作误导的预期心理完全不符，因为如果真要指出“一百多个差错”，几页纸已经足够，而金文明硬是撑足了厚厚的二十二万字，主要内容是一大堆到处摘抄、东拉西扯的枯燥文字。这对广大读者的消费权益，构成了明显的侵害。　
　　在这里，无论是退休老教师的文章，还是“中文在线”的声明，都涉及到了一个如何更有效地保护文化创造者和消费者的问题。我们正处在文化机制市场化运作的初始阶段，许多问题到来前与出现后，国家相应部门就应该制定出跟得上市场发展需要的相关法律，保护文化建设，为我们自己和下一代创造一个安全和安心的文化创造与消费环境。有了一个好的环境，创造者与消费者的心情都是好的，都不必像现在这样，不上路子的事情一经发生，大家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你说我我说你上，众说纷纭的，说得清说不清，都平添了阵阵恶心与不悦。　　　
　　与“××”共舞（5）　　　
　　文化环境的种种欠缺，已导致许多优秀人才出走，导致优秀文化的创造力大量流失，这是国家、民族以及城市和地区的损失。　
　　我不知道余老师和马兰那么热衷地在北京选择一所居处，是不是也有对于上海文化环境的失望。希望首善北京，可以有一个博大的胸怀、宽松的环境，提供他们一个身心愉快的创造空间。　
　　21世纪的北京，毕竟与十几年前的八十年代不一样了，许多优秀人才已开始选择北京作为事业的发展基地，留住他们，也就留住了这座城市大量古遗迹之外更加鲜活的文化成份与分量，留住了城市文化建设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巨大创造力。　
　　作为北京人，我想要热烈欢迎余秋雨老师和马兰作我们当中的一分子，并祝他们在我们的身边生活好、事业好、心情更好。　
　　2003年11月28日　
　　于方庄旧家　　　　　
　　余秋雨文　　　
　　有人敲门（1）　　　
　　一　
　　一九八七年二月的一个下午，我浑身疲惫地回到上海。　
　　把行李放在门口地上，摸出钥匙刚要开门，脑后传来隔壁苏北老太响亮的声音：“回来啦？刚刚有两个传呼电话，叫你的！”　
　　我谢过她，进门，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不想起来了，真累。管它什么传呼电话，先让我憩一会儿。　
　　看到床下有几个西瓜，我知道，这是爸爸踩着脚踏车驮来的。他掌握着所有子女家的钥匙，这是他的一大乐趣。爸爸那么大的年岁，把西瓜驮到这里已不容易，还要一个个从楼下搬上来，真不知多么劳累。　
　　由此想到，我很久没有看望老人了。　
　　轻轻的敲门声。　
　　一听就知道是对门的宁波老太。她从苏北老太的嚷嚷中知道我回来了，但必定要等到苏北老太进屋关门后才出来，因为她是苏北老太设想中的勾引苏北老汉的“老妖精”，大家都不想见面。　
　　我开门，宁波老太塞过来两张字条，说：“传呼电话的单子我替你收下了，一连两张。”她的声音很轻，与苏北老太完全相反，明显的弱势。　
　　我连忙还给她替我代付的传呼费，边道谢，边看那两张单子，上面都写着同一句话：“下午立即来系办公室，有重要事情。”　
　　“下午？”这就是说现在必须走。应该先打一个传呼电话过去问问什么事，但到传呼电话站一看，有七、八个人排队，都是等着打电话的。我摇摇头，赶紧去挤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与往常一样挤，车站上专门有两个身强力壮的退休工人，负责把最后几个乘客推塞进车门。推塞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力气把吊挂在车门口的那几个乘客的背部、臀部的肉一寸寸地压进车门，像在压制一方最密实的大肉饼。　
　　我听到车门已在我背后“砰”地一声关上，于是前面刚才还在往前挤的诸多肉体一下子弹了回来，全部压到了我身上。胸口快要窒息，我艰难地扭过头，从前面一个胖子的背脊窝里腾出鼻孔，呼吸一口。　
　　太累了。　
　　二　
　　这次外出，又是考察傩戏，为了洗去笼罩我心头的学术羞耻感。　
　　照理，那个时候我不应该产生学术羞耻感。由于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的强力推荐，我在从未做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已破格晋升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以及国家文化部系统内最年轻的所谓“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明明四十岁了还被一再排列为“最年轻”，而且全国报纸也纷纷这么报道，可见大家自动把在灾难中耗费的岁月删除了。这很有讽刺意义，但更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别人不知道，那就是：正当我的那些学术著作给我带来种种荣誉的时候，它们的重大缺漏也已经悄悄地暴露在我自己眼前。　
　　我作为《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的作者，怎么可以不知道，原始形态的演剧方式傩戏、傩舞还在现今中国很多边远贫困地区保留着呢？傩人已老，余留不多，我只能风餐露宿地加紧寻访。寻访过程中我发现，这正是当代西方格尔道夫斯基、彼得·布鲁克、理查·谢克纳、马丁·艾思林等人早就开拓的“戏剧人类学”、“人类表演学”的天地，而我对这个理论天地还相当陌生。　
　　我还自以为补足了世界和中国的戏剧史论，怎料这些史论转眼就显得那么传统和狭窄！我还能被人称之为“最年轻”的什么什么吗，居然年轻得那么衰老？　
　　那天晚上我在安徽贵池山区的刘村观看农民的驱煞春傩，演至半夜，那些参加演出的农民要吃“腰台”，相当于平常所说的宵夜。但与宵夜不同的是，“腰台”本身也是整个仪式的一部分，吃完再演到天亮，因此把半夜当作了“腰”。“腰台”是几锅肥肉，一筐馒头，两坛烈酒，演出者们卸下面具，吃将起来。我也挤在中间吃了几口，发觉演出者们刚刚卸下的面具已被其他青年农民戴上，在田埂间飘然远去。周围的人告诉我，吃过“腰台”后，有一段时间是人人参演，整个村庄、田埂都是舞台。我一听兴起，也抓起一个面具追随而去，与村人一起在村口燃火驱煞，在村内挨户祈福，似真似幻，似主似客，很快忘了自己是谁。　
　　当第一声鸡鸣响起，我才想到必须去赶早班江轮。江轮码头不近，要走一段山路，我怕在这晨光未露的荒野间遇到什么，便手握一枚尖石，准备随时自卫。走到半道上还真遇到了一个早起的行人，互相看见时，我哼曲，他咳嗽，都为壮胆，等擦肩而过，才一起回头，对视一笑。　
　　到了码头，人山人海，买票上船后并无插足之地，我好不容易在船尾甲板边找到了几个箩筐外面的一个空角，把脚伸在船舷外面能够勉强“危坐”。已经几夜没有好好睡觉，但此时看着江水头脑还是非常清醒。我觉得，除了傩戏的材料需要补充到自己的研究著作中之外，我的整个学术研究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了。那彻夜的傩仪，那朴拙的锣鼓，包括身后这拥挤的人潮，为什么离书斋著述那么遥远？书斋著述可以修补文化的短缺，但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永远地旁征博引、精微推断吗？书本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如果大家都钻在书本里，那么，又该将这苦难而神圣的大地置于何处？　
　　我想，我的书斋著述已经太多太多，应该从事实地考察了，或者，应该从事社会实务了。　　　
　　有人敲门（2）　　　
　　我想，在中华文化比较像样的时代，总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从政；而在中华文化比较沉寂的时代，文化人中一批成为政客或文痞，一批则躲进书房，独善其身。　
　　我知道，离开书房，风险很大，但总应该有不怕风险的勇敢者。我要以老一代学者难于想象的行动，来开拓新时代应该有的文化风尚。　
　　——这么想着，心里产生了一种喜悦。八年前我也是在江轮上下决心独自攀登学术殿堂的，八年后，同样在江轮上，我又下了独自出走的决心。这条江，长江，对我太重要。以后有关人生的大问题，都要放到长江上来思考。　
　　三　
　　这次想好了，回来，先好好睡一觉，然后把傩戏的那篇研究论文写出来，算是一个了结。接下来，我就要从书房出走了。怎么出走，还不知道。　
　　一切计划都会被打破，你看我一回家又必须挤车去学院了。去学院，很多事情很琐碎，例如有好一阵子，往往是我们系的一位老教师为了在他的朋友面前显示他能领导和差遣多少青年教师，要我们去陪坐的。他私底下对我们很客气，但一有老朋友在场，总要板起脸来对我们说：　
　　“小余，上次要你整理的材料完成了吗？”　
　　他关照过，在这种场合，不管他问什么，我们都要答应。尽管他永远不会整理任何做学问的材料。　
　　“快——快完成了，”我表现得虔诚又惶恐：“只不过第一百零八章后面有几条拉丁文注释我不认识，要请您老师过目……”随口讲了一百零八章，当然是因为想到了《水浒》。说拉丁文，没有理由。　
　　他慈祥地点点头：“青年教师一头的学术研究任务，你帮我管一管。你们的表现，我会及时向系领导汇报。”　
　　说完，他会用含笑的眼神看着他的朋友们。　
　　当然，这是一年前的事了。近一年来事情有点变化，他的有些朋友已经读完我的那四部学术著作，他没有读过；而我，也不大适合再开“拉丁文注释”的玩笑。　
　　换了三趟公共汽车，终于气喘吁吁地推开了系办公室的门。没什么人，只有一位姓栾的女秘书在。　
　　小栾说：“要你到上海音乐学院招待所，去见一位文化部来的领导。”　
　　“什么时候？”我问。　
　　“立即。”小栾说。　
　　“与谁一起去？系里谁带队？”我想一定是开座谈会。　
　　“系里只有你去。”她说。　
　　“那么其它系里还去谁？去哪里集合？”我又问。　
　　她说不清楚，要问学院办公室。拨电话问完，她告诉我，全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