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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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做他研究生时，熏染得多，我几乎也快要有点这样的意思了，但后来离开了学术的氛围，完全放弃，就把自己放任为洪水泛滥凡事不过脑子的糊涂女人。
因为胸中有那样超前的想法和认识，余老师对我毕业后选择北京有些不以为然。他说你男朋友不是做生意的嘛，光是做生意，也应该去广州啊。
上海――深圳――北京 它的三个城市（3）
我自己却是一派懵懂。我总是对周遭大事、形势变化不闻不问，一派漠然，更不要说会有什么理性的见解与预知。对自己的未来哪怕是家居生活，也从来没有计划，一直是放任自流。
本来也是想在南方开始一种更有活力、更加宽泛些的生活的，可是到了广州，在从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到借住的老同学家途中，公共汽车上身边拥挤着的男人的长相，突然令我对未
来的广东生活心生畏惧。他们长得实在太难看了（请所有广东俊男别太生气），怎么好去亲近。
一个这样直接的理由，让我还没离开广州就起了不去那儿工作的念头。我只有自嘲，称自己好色，怕在广东找不到英俊男人作伴，北京嘛毕竟“藏龙卧虎”。
对广东和深圳的更进一步感觉，要等到十几年以后的世纪末。因为深圳市委宣传部要与国家文物局合拍100集的电视片《中国博物馆》，我这个总撰稿之一跑去深圳找余秋雨老师喝酒，在推杯换盏间“偷取”他脑子里的博物馆概念。片子在北京运作，但过关得在深圳官方。片子的进展，让我对开放的深圳现代文化、文化人颇有好感；而北京这里的种种波折，所谓文化积累的无限沉重，与现代文化发展趋向的格格不入，也让我对余秋雨的生存状态有了最直接的体会和感悟。关于要写一本余秋雨的书的念头，也是在那个时候跳出来的——
我让自己别太急，还有的是篇幅慢慢道来。
十几年后，我和余秋雨老师在北京常见面，更多的时候他来去匆匆。
那天我们在方庄喝茶。本来说好我去宾馆找他，他说他要介绍一位女编辑和我认识，因为他曾向她谈起过我，引得那位女编辑起了兴趣，想要看看这位让余先生津津乐道的女弟子究竟何方妖怪。约好大家一起吃中饭，我兴致勃勃刚在余老师下榻的宾馆坐定，女编辑打来电话说她的领导大人也一起来了，正在大厅。我马上起身告辞，对余老师说我不要和陌生人一起吃饭，尤其是当官的。他还是笑，放我一马。我们一起进电梯，我跟他说一出电梯我们就假装不认识。在宾馆门口等出租时，眼睁睁看着余老师被一帮人“劫持而去”。
晚上他无意去三里屯喝酒，说去那里的熟人太多了。也许怕再次冷落我？我只好让余老师自己打车来方庄的茶馆喝茶。我们总算又能一对一地聊天了。
我突然说每次见你你都是一个人。在北京，我几次去找你，梅地亚，保利，中旅，你都是独来独往，然后——绝尘而去——对，就是这个词，绝尘而去，仿佛大侠一样——之后报纸上才有新闻报道，说你又在北京干了件什么，仿佛你正在这件事情当中，但我知道这事已结束，你已经在做另一件事了。
他自己也笑：总是这样，有人就说我永远在人们的射程之外，这有点好玩吧。
我看得出，他对自己的状态满意和自得，这是他理想中的状态。
我有时会主动提起媒体对他的褒贬，他已谈笑风生。既然已成公众人物，只要不是人身攻击恶意栽陷，评说也就任由他人了。他依旧地我行我素，独往独来。
那次见面，他说第二天一大早在现代文学馆还有一场演讲，我问他哪里组织的，都是些什么人去听。他随意地说，谁都可以去听，什么样的人都有。
这就是他的状态，人在江湖，他却有本事不让自己身不由己。无帮无派，却总是搅动一泓漩涡，自己又总在这漩涡之外。
就像北京总是一个平台，他喜欢在这里展示他自己，却从不让自己深陷其中。
一次次地进出北京，让自己的书一本本从北京这里问世，撒向全国。
他的形象一次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让全中国的观众都记住了他。
他的影响和名气太大，许多找他的人却遍寻不着，不知他究竟身居何方。
偶尔也会有电话打到我这里，又有人要找他参加某个活动，我总说我不知道，真不知道余先生他人现在在哪里。我这个铁杆学生，竟然也学会应对这样的事情。
北京是什么？北京是他需要时才出现和存在的一座城市而已。他完全可以选择它的好处，回避它的种种不足。他和马兰把家分别安在几座城市里，从不把自己固定在任何一处。这是他以自身实力最终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的生活状态。
我眼里的强者就应该是这样的。
他的写作与生活状态，让我羡慕不已，也让我生活其中的北京变得愈加模糊。
吾师余秋雨（中）
第一次见面，他穿着条牛仔裤（1）
想好了是要按时间顺序慢慢道来，可感觉总是不听话，纷纷涌来，还有记忆。它们像跑道上的运动员，争着往一条道上挤，让我如此着急，总定不下顺序。
那次我怎么说来着？
我说现代作品应该同时描述一切，表达全部，我说我现在不喜欢文字表达了，它们总要
一个字接一个字地铺摆开来，思想和情绪是单向流过来的，对于运载一次饱含生命原动力的最真实与最真诚的表述，它们太慢太朝着一个方向了。一段文字记录下来，过程中已遗漏掉那些跑得最快最迅猛的。堵截到的，只是来得及捕捉住的。
我说我现在喜欢戏剧的表达，现代戏剧可以用整座舞台、整个剧场来表现，语言、肢体、灯光、音响，甚至多时空，所有手段可以同时表现情绪和感觉，最大程度立体化和多向性。我说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表述指向，在同一个瞬间里泼洒出去，传递出去，我可以一下子裹挟住观众，击中观众。这个过程一定既痛快有力，又美妙通畅。而文字相对戏剧，简直就是力不从心，强拉硬拽——
那是在研究生面试时，第一次见到余秋雨说的话。
所以记得这么清楚，因为相对于后来自己对戏剧的放弃与撒手，这些大话更像一次骗子行骗时的天花乱坠。而余老师，因为最能感知这些话语，成为被骗最深的——
不要着急，慢慢来。这是一只键盘，这是一个一个的字的排列。没有舞台了。让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敲过来，不要性急。
有人说你是余秋雨的学生，你每次见他都应该带上笔，最好带个小小的录音机，把他的话全录下来，整理出来就是一本书。
我哈哈笑，饶了我吧，那我们还说不说人话。
真的，那样的事我不需要做，我只需去感觉。所有的话语只要我感觉到了的，即使不原话照录，它的本质也会深植在我脑中，好像是我自己的了。
人们爱说些“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话，我却总是不爱记东西。只喜欢那些感觉到了的。喜欢把书本上有感觉的东西变通为自己的，也喜欢把余老师的话变通为自己的。
听说我要写关于他的书，即使是余秋雨，也开始担心我对资料的占有。他不喜欢我用媒体上的那些东西。他说你不要急，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我怕你写不长。
我说我才不搞那些理性的把你作品分析来分析去的东西，我只写我感觉到的，我看到的。
毕业离开上戏后，我们一直在通信、打电话，再一次的见面要等到深圳。
那次在深圳喝酒，他突然觉得好笑，说第一次听到马小娟的名字，竟然是在上戏的澡堂里。
我们于是都想起上戏的澡堂。那年头，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家都端着个脸盆，里面尽是些肥皂蜂花洗头水什么的，手里还拎着装换洗衣服的塑料袋，一路喊着“打油（洗浴）了打油（洗浴）了”，一路在澡堂看门人严厉的目光注视中分头进入男女浴室。洗完澡回来的路上，会有男生故意问女生：“澡堂里人多吗？不多？不多那我也去。”
他说起他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写澡堂的。他说多数小男孩的成熟可能就在进入澡堂的一刹那，满目都是赤条条的男人，一定会被吓坏，也一定一下就明白了什么是男人。他还说起好多年前上戏的老教授在澡堂被工宣队罚站，光着身低着头一站就是几小时，平日的学生们就在眼皮下来来往往。那样的情形那样的方式，真是太有戏剧性太有舞台感。
他的回忆让我想起大学一年级时在南大女澡堂洗澡，看到我们的哲学老师（我们管她叫马列主义老太太，她总爱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事物是螺旋式发展的”）的裸体，几个女生回到宿舍就笑翻了天，总没法把一个赤裸裸的身体与一堂严肃的死板板的哲学课联系起来。以后上哲学课，上头一本正经刚开讲，底下就趴在桌上一大片。现在的大学生恐怕都没有我们那样的幸运和愉快，可以看得到老师们的裸体。
沪宁一带的男澡堂我一直没有机会进去参观过，据说是所有人泡在一个大池子里，各搓各的泥，搓得满池汤色，搓完后起来舀一瓢冷水，淋一下就算完事——听着有点吓人。我认识的一个北方男生抗拒了四年，结果就是躲在宿舍楼里洗了四个冬天的冷水浴。上海有一家澡堂，门口赫然写着“大观院浴池”，每次路过看见那几个字，想到男澡堂里那吓人的情形，都要笑。
共同的回忆一下把我们带回到上戏时代。
在热汽蒸腾、人影绰绰的澡堂里，戏曲研究生司群华追着余秋雨，要说说他的一位大学女同学。余老师说那是他第一次听到马小娟的名字，在男澡堂里。
我笑起来，想起那年自己写信到处找导师的事情，我那时也算是“身心困顿”期，写给司群华的信洋洋洒洒几大页，许多的思考、想法，还有情绪化，都在纸上，他说害得他上课、看书时满脑子里都是马小娟信上的那些话在嗡嗡乱飞，莫名兴奋。他一定也带着那样的情绪向余老师推荐我，所以才让余老师有那么深的第一次印象。
很久以后在上海的一次大型活动中，司群华看见嘉宾余秋雨，有点不太敢上前去握手，他怕余秋雨“贵人多健忘”，不认得他这个十几年前的上戏学生了。可是余老师握着他手，开心地说我怎么会不记得司群华，是司群华第一次对我提到马小娟的。
第一次见面，他穿着条牛仔裤（2）
真该隆重地感谢司群华一下。
第一次见到余秋雨的面，在1986年春天，从南京到上海参加研究生面试。
之前的笔试在头一年冬季完成，那些试题涉猎西方、中国艺术史上的所有领域与方面，还有中外文学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不生僻，却又让我感到不同一般。我知道这样的考试，不
是任何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可以招架得住的，也不是任何单一艺术院校的学生能够对付得了的。那些问答题，让我笔底的文字滔滔不绝铺天盖地。问题果然来得和他的学术方式一样，铺开着一条宽敞的大道，让我可以在上面伸展双臂奔跑、欢跳。那是一年的跟跑之后，第一次在书面上向他作出回应，我几次向考场老师要求加纸。笔完全停不住。
后来知道，这次研究生考试的范围与方式，对上海戏剧学院的应届考生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所有优秀的应届考生，都在竞争中被淘汰掉。最终接到通知前来面试的考生，大多是接受过中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教育的考生，他们不仅具备很强的文艺理论素质，同时又都是大学各类艺术活动与实践中的中坚力量。我还听说，一位满腹经纶却没有接到面试通知的书呆（袋）子考生愤愤不平，把余秋雨的招生取向大大抨击了一番。我在心里说，倒霉的家伙，你连自己要报考的教授的学术立场都没摸着，还考什么考。
那是在江南的雨季里，司群华介绍我住在导演系一个南京女孩儿的床铺上。那个小女孩热情漂亮，落落大方，把我关照得很好，我倒像个小妹了。我完全蜷缩在自己的内心里，木木地任由别人来安排、照应。陌生的环境，没能从失败中缓过来的情绪，加上一会儿一飘的雨丝，这些都让我心神不定，恍恍惚惚，大多时间忘了围墙外边就是热闹的大上海。
我糊里糊涂跟在司群华后头去上戏食堂吃饭，路上遇见未来的师妹们，她们早和在上戏读书的老乡嘻嘻哈哈打成一团，司群华告诉我她们也是来面试的，她们平时就常来上戏玩、看戏，和学院的老师学生已经很熟了，应该是上戏的准研究生了。我的心境更加一落千丈，倒不是非要考上个研究生，而是不想再回南京，不想再回南大。因为坚持要报考研究生，做事又总不留后路，系里、教研室里的关系都被我给搞僵了。南京成了我的伤心之地，失了爱，又失了长辈一样“管教”我的中文系的“同事”们的关心，好似一条丧家之犬，整个人是浑浑噩噩的。
上海的雨雾，失了浪漫与迷离，全是看不见的秤砣，拉着我往下沉。
上戏陌生的小院儿，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现在是我惟一的选择，避难所。我没地方可去了。
现在看那时的自己，像在看别人，22岁，一个形单影只、消沉恍惚的小女人，被深深地陷在里头，不知道自己正处在每一个成熟女人都得经历的过程中。
我就那么等在红楼那间教室的外面，被叫到名字的考生进去了。等他出来，我们马上围上去，拉住他问：“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很紧张。出来的人里，有的说“没事儿，挺好的”，有人说“你要当心，他们问的问题很不好回答”，也还有的出来时还是一副懵懂样儿。
我走了进去，先吓了一跳，没想到里面有那么些教授先生，坐了一堆。正前方独独放把椅子，给我的。简直就是末日审判。我往那一坐，完全不知道谁是谁，不知道哪位是神交已久的余秋雨教授。
现在想我那个时候的样子一定够傻的，我从素有“大萝卜”之称的南京来，又土又木，灰头土脸；又刚刚失恋，还没有新的男朋友，意志消沉，毫无光采。完全像只南京人嘴里的“呆头鹅”。我傻楞楞地坐在那儿，手脚僵硬，当初面对试题时的那般飞扬、张显，消失殆尽。我看着自己的希望正在溜走。
直到一个声音响起，我意识到这竟是一个对自己很熟悉的人。
我记得他问我还会不会接着写小说，小说和戏剧有什么不同吗，又问我以后想不想试着写戏。他还问我对“黑色幽默”怎么看——前一天来参加面试的考生刚看过那出著名的话剧《屠夫》，我在当场完成的观后记里大谈“黑色幽默”——这样的问话，我的那根喜欢思辩和横向比较的神经，一下就被激活过来。我暂时忘了自己的傻样儿和处境，朝另一条路上去。我奇怪自己紧张到极点时会突然思路流畅，仿佛拥堵的洪水终于冲挤出了一道决口，奔腾而下。我脑子里亮堂开来，一下又找回了冬天考场上的感觉。
同时我也知道，就是他了，这就是余秋雨了。
他比我想象的要稍稍年轻些，文气些。戴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