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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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转变过来，你们现在是在艺术院校，是在读艺术，再不要做书呆子、老夫子了。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表演系的男生女生会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摆着架势，顺带也展示一下他们的美貌与青春。而这时，无论碰上余秋雨或是别的导师，都会体恤地劝我们：多好的太阳，出去走走吧，别闷在屋子里，去把大上海好好地看个够，去城隍庙逛逛，去外滩走走。
即便是穿了件漂亮的衣裳，也一样会得到导师们美学上的肯定和夸奖，那种时候真的是很愉快的。
被我们称作秋雨兄的余老师，整个人和学院的气氛也很融洽，身上没有学问做大了的沉重，总是穿条牛仔裤，随随便便地走在学院的小花径上，一路招呼过来。
2002年初，余秋雨刚结束“千禧之旅”回到国内，有记者傻乎乎问他：“有好几个女主持与你们同行，你太太会不会反对？”我偷着笑。他们真是对余秋雨不够了解，你想在上戏当老师，在上海在全国做戏剧搞讲学，他身边什么时候少得了女性，少得了美女，居然问了这样幼稚的问题，拿去问那些书斋里的老学究，可能比较会让他们有反应。
学院里的漂亮女孩多多的，他对谁都亲和、友善，一点不死板，但总是在一个度上，不会有亲昵、怂恿之态，这一点搞得倒有点太像“灵魂工程师”。即便如此，学院里的众女生也爱拿他随意的一句话一次举止太当真。记得一位本科小女生，大概是她妈妈与余秋雨认识，托余秋雨给她女儿捎过东西，这就已经招得班里的小女生们嫉妒了，偏偏这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儿，还对人说她妈妈跟余老师说她是上戏校园里最有味道的女孩，结果这个倒霉的小女生一下成了全班女生的死敌，从脸蛋到身材被大家批判得一无是处。本科女生们在澡堂里哇啦啦跟我说这事时，我听得好玩死了。心想“秋雨兄”不知道，他莫名其妙地就把一个小女孩给“害惨”了。
或许是在美女堆里呆得太长，各种各样的美人见得太多，他对女性，反倒是怎么看也总能看出点对方的“美”来。这也有点“大师级”的味道。好比我，看俊男就是俊男，看丑男，肯定也只看得到他的丑。但他不，他总是能看到她们独特的那一面，会说那个女孩子是漂亮的可爱的，再不济也是蛮有意思的。就像他也爱对人说马小娟是个“美女”一样，人家一看，哎呀也不过如此嘛。
那次和他一起坐车，派来开车接他的是位女性，我这个笨学生身为“中间人”，都没搞清楚她是什么科长处长或是专职司机，更不知如何向余老师介绍她，就干脆“装死”，什么也不说，只当她这个人不存在，反正一会儿就到目的地了。倒是余老师，怕她被“冷落”，又怕她太拘束，主动和她搭起话来。肯定不会问你爱人干什么的这种土人才问的话，他夸她开车很潇洒，说女人开起车来，比男人还要潇洒。我发现那个沉默的女人，一下就被夸得愉快了起来。再看她开车的架势，的确也透着些许的果敢利落。
被称作“秋雨兄”的导师（3）
他对女性，有一种非常宽厚的欣赏，不知用“慈悲”是不是准确，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意思。反正在他那里，没有一无是处的女人，他懂得欣赏不同的女性身上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风采，并且有本事选择最合适对方的词汇表达他的欣赏，听起来自然、贴切，又叫人开心。
看看他《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里的女主持、女伙伴，在他笔下个个都是美美的，自信十足的，真个是各有各的神采。
由他编剧的黄梅戏《秋千架》在北京演出，刚散场回家，他和马兰在电话里问我怎么样，我也不知自己怎么搞的，想都没想，就说我觉得它有点女性主义啊。
余老师一下就愣了，没接上话来，或许一下也不知我这是从何说起。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可能是因为他为妻子马兰量身定做，有太多情感的因素在里面；也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女扮男装”的贯穿线在里头，我一边看就一边意识到了台上那种女性与女性之间的亲密与互助（决不是红娘帮衬着崔莺莺搞张生的那种营生，那种需要借助别人来安排的偷情，晦暗又暧昧，毫无浪漫可言，却经常在戏曲舞台上被渲染得一波三折，简直受不了），我能感觉到他对古代生活中女性可能拥有的另一种生存方式的美好设想或者愿望，他完全从女性的这边出发，从女性的理由，去发展戏剧情节。而男性在整出戏里，是在女性的后面的，是需要女性去成全、去救助的。它会让我突然意识到，在古代生活里，众多灵气十足的女性，她们是被集体地、无声地埋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大坑里头，叫得出名的也就是李清照外加几位名妓。也包括现在，我经常会在一个虚张声势、自以为是的男人身后，惊讶地发现一位清秀聪颖、泰然安适的女子，她可能不是什么处长局长CEO，也从不写东西发泄自我扮美女作家，但你会对她一见如故亲亲切切，并且知道，她内在的光芒早已覆盖了她前面的这躯酒囊饭袋。这些是我看别的戏曲时从来没有感觉到的。
现在我想，这会不会也是他对待女性一贯的宽厚、体恤态度的不自觉流露？它也许不是《秋千架》想要传达的本意，但一下被我说出来，真有点不着边际。
在上戏，男弟子喜欢传扬余秋雨最近又露了点什么新说法，女弟子更爱议论他最近又做了点什么事情，很在意的样子。
有次在校园相遇，余老师突然问我，马小娟，你爸爸是马正太呀？他的样子还带点小小的惊讶，好像对我又有了什么新发现一样。就像现在有人问我你是余秋雨的学生呀？
我心里一下就乐了，没想到他问我这话，心里猛得意，嘴上反应却慢，不知怎么回答，便朝着他傻乐。
我的老爸在我们那个省里算是文化名人了，搞得我上小学、上中学那会儿经常招来老师和同学的羡慕与好奇，心里没少虚荣过，尤其是男生们投过来的目光，受用得很。不过一上大学出了本省，我就把这事儿忘得光光的。大学里也没人知道我的这点“光荣史”，那些搞当代文学研究的教授们，目光都盯着“巴、老、曹”，再不济也是赵树理，像我老爸这样的自然进不了他们的视野。没想到跑到上戏，还是余秋雨主动提起我老爸，那么直接，还那么愉快，搞得我好不得意，重温了好几天早年的虚荣。
当时体操运动员童非的姐姐也在上戏进修，他们的妈妈潘凤霞是著名的赣剧表演艺术家，和我老爸是熟人。童姐姐听余秋雨这么一说，也把我和我老爸对上了号，免不了一顿吹乎，搞得一位争强好胜的小师妹好一会儿缓不过劲儿来，嘀咕说搞半天你们都是名人之后，连秋雨兄都知道啊。
搞得大家都想在“秋雨兄”心里多加点分量似的。
观摩，逃学，听余秋雨的课（1）
“如果问我，我们学院的研究生群在业务素质上还应该增添一些什么，我的回答是：首先还应该大幅度地增添创造意识。”
“离开了创造，就不存在一种真正的研究。”
“秋雨兄”总是那样稳稳地坐在讲台上，慢慢地和我们聊。
我毫无坐相，身体趴在课桌上，一脸平静。
满脑子的喧哗是无声的。
我总在逃学，东游西逛，难得坐下来安静地听课。
她们也给我取外号，叫我“马小痞”，弄得我毕业后给她们每一个写信，最后落款总是一个大大的“P”。
那时学校认识我的女生都知道我的外号，有回楼下舞美系的小不点儿顺着窗户往上喊我，喊得急了就听不见中间那个“小”字了，再喊得急了，就让人听成另外两个字，终于惹得楼下表演系小楼里一位女教师大骂：“这是谁呀？这么不要脸！”我们半天才想明白怎么个“不要脸”了，一下就笑翻了天。大家反复地念那三个字，越念还真越像那两个字。从此没人敢大叫我的外号，免得再挨骂，再“不要脸”。
我那时很牛的一点，是在南京大学工作过两年，每个月都比别人多领到“好多”钱，让师妹们眼红得不得了。我不仅可以多买书，还可以多买零嘴，在华亭路上的小摊上多买几件小布衣，高兴得很。那时宿舍里的人爱跟着我把人民币叫得咬牙切齿的。那完全是假装潇洒来着。太不把钱当回事，是因为那时太没钱花了。
这时没有任何人禁锢我的思想与行为，我感到自己比在南大时更加有力和强大。我是说那种思考问题时的力量和强势，它们会朝着一个方向扩张和奔走。思考的成果，总带来莫大的欣喜和膨胀。
但不知为什么，我的手并不勤，我没有再现这些成果的冲动。
我爱说要有台那样的机器多好，它可以根据你脑子里的电波什么的，记录和翻译你的思想。
我没有听从余老师的话，没有多写文章，也没有给自己制定一个完整的创造计划。整个的人是静态的，没有人看得见脑子里那些奔流不息的火花。
更多的时候我喜欢胡说八道，不爱正儿八经讨论学术。
那是一些幸运与幸福的时光。上戏的红楼里，永远总是飘扬着琴声和歌声，还有表演系的台词声。隔壁几步远的教室，也许舞美系的学生正在静静地描摹着人体模特。好像只有我们的脑子才在思考，才在运行之中。完全是一幅动静相辅、形态各异的长卷。
过去在南大时，教学楼里总是安静的，晚上总像是透明的灯城，远看过去是空的，鸦雀无声。里面却容纳了上万名埋头苦读的学子。在南大读了四年大学我从没上过晚自习，主要是上晚自习的人太多根本占不到位子，很多人都是下午就去占座位，搞得很累。我不喜欢。
上戏的红楼晚上看书的人很少，差不多是空荡荡的，我已习惯在一片“戏剧的氛围”里晚自习。看书累了，踱出教室，没准哪个班里就在排练小品，又吼又叫的。站在门口看看，歇歇眼睛，放松一下心情，很好。天性散漫的我很喜欢红楼的气氛，喜欢晚上在红楼专用的教室里看书，喜欢和隔壁本科班的小女生聊天。
十几年后我在北京读余秋雨的《长者》一文，里面写到他十六岁时报考上戏、在上戏读书时的情景，还有他班里的那些同学，感觉里就又出现了上戏小院儿特别是红楼里飘然的气息。他说他高考那年首先想到的是决不能报考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我看得会心一笑。他说自己同时考取了一所军事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结果是上戏抢先一步拿走了档案。他自己跑到上海市招生委员会，想要回档案去读军事学院。委员会的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姚力先生，他耐心听完余秋雨的申诉，用一种宣判式的语调对他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于是他和众多优秀的、无意于名牌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成了上戏的同班同学。可惜他们那个时候的课程太差，谈不上什么艺术。
“专业课叫‘剧本分析’，分析的第一个剧本是朝鲜的《红色宣传员》，然后是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更让人惊异的是所谓分析只讲解思想内容，猛一听全部都是政治课。这些社会上人人都能讲的话，难道就是大学课程？我当时不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认为上海戏剧学院以一种‘最难考’的假象把我们骗进去了，于是整天忧郁。一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要我们抄写他新创作的剧本，说是给我们个学习的机会，记得剧本是歌颂一个劳动模范的，一抄之下便大惊失色，对学习前景更加担心起来。”
“那个写劳动模范的剧本还是一稿一稿改，每一稿都由我们抄，抄完后再送到打字间打印，我想这些劳动加在一起，一定远远超过那位劳动模范本身的辛劳了。”
学院似乎没给他留下多少求学的美好记忆，他们那一批学生很快去了农村劳动。我猜他的理论基础和艺术感觉，更多地来自未来岁月里的自学与参悟。和他那时的学习条件比起来，我们这些后来者真说得上是幸福了。
校园里的实验剧场，那时是上海最好的艺术剧院，隔三差五就有外面的人想看都看不到的演出，印象中好像那个时候所有来上海交流的外国文艺团体的演出都在这里进行。
观摩，逃学，听余秋雨的课（2）
来看演出的尽是留在上海的老一辈艺术家，还有新近冒出的新锐艺术人才。像白杨、秦怡、张瑞芳几个，就像隔壁邻居一样，有好的演出就来了，惹得上戏的学生们在剧场里总要引颈眺望。那种日子，总是上海文艺界的名流纷纷出动的时候，演出前的几十分钟里，隔不了几分钟就会有一点小小的骚动，一定又是一名大家都熟悉的名士进场来了。剧场里高朋满座，我们这些小字辈也深陷其中，有点耳濡目染的意思。现代戏剧的概念里，演出应该是由演员和观众共同来完成的，我们总是与上海最好的观众在一起，剧场里暗中涌动的审美热情
，也带动我们作出相应的反应。每一场观摩，都成为一次共同合作完成的艺术活动。
当然受益更多的还是来自观摩内容本身，虽然许多的演出走马灯一样，一场接一场，有时看得今天忘了昨天看的了，但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早在发生着，还有的会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突然有一天就爆发出来。
上戏的课都安排在九点以后，完全不像别的学校那样冬天恨不能天没亮就进了教室。即使这样，多数时候红楼里的学生还都在盼着第一堂课下了后去买两个包子来果腹。每天食堂都会准备热腾腾的包子，等着这些饥肠辘辘的懒学生。大家一路啃着包子一路回红楼接着上第二堂课，嘻嘻哈哈。表演系的对我们一般都是“敬而远之”，因为我们正在听余秋雨的课，在他们眼里就高深得不得了了，好像我们吃包子也要吃出思想来。
我们的教室是敞开的，谁都来去自由，却少有别的系的学生来听讲求学的，倒是听说有我们的男研究生假装走错教室，就为看一眼人家脱光了衣服的模特儿。
偶尔会有陪研究生男朋友来听课的真假美女，但听着听着就没了人影，不知是听不太懂，还是对教室里的“氛围”感到了压力，反正是没有能坚持得下来的。有几次我瞥见过表演系一女生在下面听余秋雨课时的表情，就那么一直朝着他的方向伸长着脖子，脸上一直在开放着愉快的、一成不变的笑容，弄得我反倒听不好课，老分心，一是怕她那样时间长了虚脱过去，二也是怕“秋雨兄”在上面被她弄得也分了心，讲不好课。好在“秋雨兄”也是见过世面的，又何况在上戏的院子里好歹也“混”了几十年，什么样的美女什么样的表情没见过，自然是“处变不惊”，该怎么上课还怎么上课。
在我这里，“秋雨兄”的授课，有些像针灸，话语一下一下的，刺激过来，令大脑中的众多神经启动开来，思绪飞扬。那些日子，一旦陷于内心的思考当中，那些话语竟然都是以余秋雨的声音出现在脑子里的，它们好像不是我自己想到的，而是余秋雨的声音的。听课时的专注与痴迷，几近中毒了。
我现在很想念那一大本被我绝情卖掉的课堂笔记本，我想重温他究竟讲了什么，想看看自己记录下来的那些话。我更想把它们展示在这儿，让更多的人读到它，领略它。可惜已不可能了。我对自己恼火，那些卖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