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号首长3-第5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饩陀殖闪艘桓鲂欧冒噶恕Ｕ饧缸由婕暗搅醭捎晔谐ぃ侗鹛撸靡桓銎胀üぷ魅嗽惫唇影福惶屎咸菩≈鬯担俏依创虬伞１纠矗饧潞芗虻ィ菩≈壑恍枰闷鹗只飞辛岵σ桓龅缁熬统伞５蛭洗蔚慕萄担坏貌蝗屏艘蝗Γ猿浞肿鹬厮镏净奶龋墓鄣愎璉出来。
梅尚玲在下面办案，不在雍州。她大致了解情况后，征求唐小舟的意见，如果信访办坚持要她出面的话，那只能是明天。她可能要吃了晚饭才能赶回雍州。如果不一定要她亲自到场，她会委托一个负责人过去。唐小舟又和孙志华商量了一下，孙志华大概不想把这件案子留在自己的手中，同意梅尚玲派人过来。
幸好当天将案子交给了纪委，否则，信访办出大麻烦了。
离开信访办后，董家三口，并没有立即返回陵丘，决定在雍州住一晚。毕竟女儿大了，董氏夫妇不方便和女儿住在一起，开了两间房。第二天早晨，他们起床后，去叫女儿，敲了半天门，没有人应。他们大吃一惊，担心女儿想不开寻短见，叫来服务员开门，发现里面是空的。他们找到了女儿留下的一张纸条，纸条上只简单地写了两行字，表示自己会处理好这件事，希望爸爸妈妈不用担心。梅尚玲是当晚十点钟才赶回来的，回来之后，调阅了案卷。因为夏春和在北京开会，她原打算等夏书记从北京回来，先向他汇报，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不料第二天早晨传来董娅卿失踪的消息。
初步判断，董娅卿很可能去找刘成雨，搞不好会打草惊蛇，梅尚玲不得不改变最初的设想，立即拨通了夏春和的电话，通过电话简单地向夏春和汇报，取得夏春和同意后，立即联系唐小舟，希望面见赵德良。
赵德良上午的安排是视察省里的几家媒体。今年的党建年宣传是重头戏，各市搞得很有声色，各有所长，电视台和江南日报的宣传，也都紧跟着省委的步伐，做出了自己的特点，尤其是江南日报，安排了一个采访小组，在报上辟有党建专版。此外，省委将郑永新列为党建工作的典型人物，正大肆宣传，赵德良此次谋体之行，正是要再加一把火。
梅尚玲的电话打来时，赵德良正在省电视台视察。唐小舟略想了想，这是一件急事，得立即安排，便对梅尚玲说，要不，你赶到广电来吧。等一下，赵书记要去江南日报，只好在路上汇报了。
赵德良坐的原本是考斯特，结束广电的视察，广电局长杜崇光等人送赵德良到门口。唐小舟抓住一个机会，对赵德良说，梅尚玲书记说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当面汇报。
赵德良问，尚玲书记吗？她在哪里？唐小舟说，我让她等在她的车上。
赵德良说，那好，我们坐她的车过去。唐小舟领着赵德良走到广电大厦门口，梅尚玲的汽车，早已经停在那里。唐小舟领头走过去，梅尚玲已经等在车门边，她向前迎了两步，和赵德良握手。趁着两人握手的机会，唐小舟打开了车门。赵德良上车后，梅尚玲绕到车门的另一边，坐了上去。唐小舟坐上副手席，并没有立即命令前面的开道车启动。他担心梅尚玲的时间不够，所以在这里多留了十几分钟。
赵德良见梅尚玲坐上来，才说，刚才小舟说，你有一件急事？什么事？梅尚玲开始汇报董娅卿案。她说得很简略。董氏夫妇在信访办论及此事，只能属于信访，一旦上升到纪委，便属于举报。梅尚玲说，根据董卫明一家三口的举报，陵丘学院的学生处长谭青林向金信集团的老总王橙推荐女学生去搞公关，实际上，金信集团可能把这些女学生献给官员淫乐。陵丘市市长刘成雨，曾多次和董娅卿发生性关系。董娅卿怀了孕，虽未最后证实，但董娅卿一口咬定，除了刘成雨，她未接触过任何男人。
梅尚玲说，事情发展得很快，我们昨天才接到此案，我昨天晚上从沪源赶回来，第一次看到笔录，还没来得及和夏书记商量，今天早晨就得到消息，董娅卿从宾馆里离开了，去向不明，我们怀疑她有可能去找刘成雨。她一旦和刘成雨见面，事情就可能发生变故。所以，我和几个负责人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件事，得特事特办。
赵德良问，你们准备怎么办？梅尚玲说，我和夏书记电话沟通过，夏书记同意我们的方案，先对刘成雨采取一些措施。毕竟我们还没有着手调查，暂时不宜动静太大，是否双规，需要等初步调查的结果。我们请求省委批准，第一，由公安部门出面，传讯陵丘学院的谭青林和金信集团的王橙。对于刘成雨，由省纪委安排他暂时住在市委招待所。
第103章
赵德良说，这件事是真的很急啊。这样吧，你先按照你们的计划执行，省委这边，暂时来不及和其他几位同志通气了。不过毕竟不是双规，只是临时措施，下午我找个时间，和几个同志通一下气。纪委方面，一定要注意政策和纪律，避免出现过分行为。
本来，纪委是单独办案，之所以向赵德良汇报，也就是走个程序。何况，对于刘成雨采取的措施，又不是双规，程序走到了也就可以了。得到赵德良的明确答复，梅尚玲立即拨打了一个电话，说，按照原定计划行动。省公安厅那边，我和泰丰书记协调过，你们再按照计划，和具体执行的同志安排好方案。
梅尚玲打完这个电话，汽车也快到江南日报了。下车前，赵德良对梅尚玲说，有关刘成雨的举报不少，相信你们那里有档案，要查就一起查。争取把所有的事情都查清，真有问题，依法处理，没有问题，也可以还他一个清白。
梅尚玲说，好，我们一定按赵书记的指示办。唐小舟原本准备下车的，江南日报的领导已经等在车门外，替赵德良打开了车门。唐小舟只好跟在后面，心中却在想，陵丘这个土围子终于松动了，恐怕即将到来的，是一场大地震吧。陈运达想保住陵丘这最后一块根据地，然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关键的是，陵丘的张顺焱、刘成雨等人，在那里干的时间太久了。
张顺焱在陵丘当了一任市长两任书记，前后有十几年时间。刘成雨本就是陵丘人，从陵峒县委书记起来的，在陵丘的关系盘根错节。在一个地方干久了，对于掌握权力，显然是好事，但也更方便搞腐败。陈运达如果早点将他们从陵丘调走，恐怕就是另一种结局了。
梅尚玲过来的时候，唐小舟正在向赵德良等主要领导汇报，主题是党年建中各市关于党建系统化方案的意见稿。年初，省里借雷江三正四以七星江南活动开幕的机会，召开了一个党建年工作准备会，主要还是赵德良在那里强调党建工作的形势和任务，阐述党建工作的重要性。至于党建年怎么搞，会上定的调子是各市先自己搞起来，省里同时也组织班子，吸取各地的经验，确定一个党建标准方案。既然省里没有方案，各市又不能不动，于是，八仙过海，每个市都开始拿自己的方案。这些方案，很快集中到了唐小舟手里，赵德良于是安排了一下午时间，听唐小舟系统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另外三个人，省委副书记马昭武，他是党建年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实际负责人。省委组织部长吉戎菲。党建工作。主要是各级党支部的系统化建设，是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所以，吉戎菲也是党建年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另一个人是江育奇，他是顶替余开鸿成为党建年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按理说，这个汇报应该由各市负责党建工作的同志自己完成，事情之所以落到了唐小舟头上，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这些方案到底怎么样，省里的主要领导还不知晓，不适宜直接送上常委会，二是党建系统化方案，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赵德良的要求是具体细致可操作性。以前，只要制定这类方案，开头必须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等等，赵德良强调，这些旗帜是一定要高举的，但高举不是口号，要落实到具体的执行方案中。
你连党支部都名存实亡，连组织生活都不能保证，怎么高举旗帜？那不是空话？所以，这个方案，要具体到各个细节，包括组织结构形式，组织档案管理，组织监察职能职责以及处罚，方方面面，每一个方面，都要求量化。正因为方案是各个市提出来的，就难免有些各出奇谋的味道，甚至可能出现一些剑走偏锋。省里对此方案异常重视也异常慎重，决定先由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听取方案内容，提出部分修改意见，第二步由省党建系统化方案研导组对各地方案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一个全省性的执行方案，再交常委会讨论。赵德良刚抓党建年活动的时候，唐小舟有些不以为然，觉得这是搞花架子，造影响，华而不实。
经过半年多的深入学习和思考，唐小舟才意识到，赵德良果然是高瞻远瞩，高人一等。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年代成形的，当时的目标简单而又明确，只是为了生存，生存是第一大目标。直到杭战胜利之后，才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夺取全国胜利。或者也可以说，即使夺取全国胜利，同样是为了生存。在生存这个大目标之下，所有的分攻，所有的利益维系，都显得不重要。因此，当时党建工作的标准即使粗放一些，简单一些，仍然可行，并且作用巨大。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改变了，生存已经不是第一需要，甚至可以说，生存已经不值得忧虑。再执行那一整套为了生存而制定的系统方案，显然缺乏与时俱进。一个极其残酷而且有趣的事实是，历史并没有在此觉醒并且及时调整党建系统方案，而是削足适履，为了适应这一因生存而缔结的方案，不断地人为地强化生存危机。早期有关国对中国的仇视以及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威胁，看上去，生存确实存在一定隐患，但这显然只是保卫和建设问题，而不是生存问题。只是怎样活得更好的问题，而不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后来，人们也都知道蒋介石无力反攻了，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也只不过如此，似乎再没有生存之忧了，历史便制造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激烈斗争。
这样的斗争显然是不存在的，只是为了适应生存系统而假想的敌人。人的思维路径极其有趣，既然生存已经不存在问题，所有的党建目标，为什么不能去生存化，着眼于建设和发展，重新制定一整套更加系统，更加细化的方案？历史没有选择改革，而是选择了固守。行政建设其实存在同样的问题，解放军自从渡过长江，顿如风卷残云一般，迅速解放了整个江南地区。这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迅速建立政府，稳定全国铁序。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级政府仓促上任，粗放行政的特点，在当时是客观需要，并且卓有成效。由此可知，解放初期建立的行政体系，原本就是一个临时性的粗放的体系，一个无法适应未来发展的体系。这个体系原本就该在后来政权稳定之后，加以系统化升级和精细化改造。然而，这一步始终未走，不仅未走，文革时期，将这个原本粗放的体系也砸烂了，文革后又开始对解放初的那套体系进行修复。在大建设的背景下，最初那套粗放型体系所出现的问题，可以预见。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了，但始终未曾迈步。
未曾迈步的原因在哪里？在于某些人认为，政治体系改革，必然触及政体。赵德良正在推动的党建系统化建设，让唐小舟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其实，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复杂那么艰难，目前的权力结构形态并没有问题，不仅没有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是唯一可以和关国的三权分立制媲关的。中国差的只是由生存化向发展化跨越的认识基础和系统化精细化操作体系。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党建和政建两个方面，尽快完善这两个体系的科学化系统化建设，适应稳定和发展的大局，使得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形成配套，相互依存。现在党和政府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很容易出现矛盾甚至冲突，恰恰是系统不配套导致的无谓消耗。以信访制度为例，国家设立这个制度，原本是想借鉴古代的诽谤制，在衙门口立根谤木，让民众获得申诉权。
不过，古代的谤木显然只是一种形式，缺乏必须的行政体系支撑，谤木便成为了一种极其单纯的木头柱子，或者一种象征意义的标榜。现在不设立谤木，而是专门设立一个信访机构，看上去，确实是改进了许多。
可是，信访制度并没有系统保障。信访部门对信访件的唯一处置权，就是批转相关部门处理。对于这类批转件，相关部门是爱理就理，不爱理就不理。原因何在？信访部门对有处置权的相关部门，没有任何约束力，既不能决定人家的升迁，也不能决定人家的薪酬，甚至是说句话，都没有人愿意听。仅从等下级别上看，信访部门的管辖权，实际在比他们更高级的干部。
其他部门，也或多或少存在类似问题。比如公安部门、检察部门、法院等，名义上，这是一些条块分管的机构，实际上，人事权和财权在地方，公检法只听地方党委的，于是出现了某些案件，地方首长想让公安怎么查，公安就怎么查，想让法院怎么判，法院就怎么判的现象，所谓依法执行，成了一句口号。其他一些厅局也是如此，对上，有两个指导，省里可以领导，上面还有直管的部。对下，具有直管性质，可与厅平行的市又掌握着人事权和财权。唐小舟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把公检法的人事权和财权收上去呢？把公检法的权力向上收的同时，也可以将其他厅局的权力下放。
往上收，机构肯定会扩大，但如果权力下放，机构就能大量精减。这件事，做起来其实并不难，而且，可以令整个中国的权力结构，为之一变。再比如部门和部门之间，缺乏制度性约束，一个部门需要另一个部门协调配合，那个部门积极配合是人情，置之不理是天理。部门之间不配合，并没有相应的制度制约他们，各个部门于是山头化，码头化，变成了靠山吃山的独立王国。山头林立，码头并行的情况下，要办事，就不是靠制度，而是靠人情。因此，干哪怕一件很小的事，也一定要拜码头，拉关系，否则就推进不了。
对此，行政主官无可奈何，他们若想干成一件事，只能搞运动，大会战，将许多山头的负责人捏在一起，现场办公。可这样的事，毕竟是大事，是阶段性的工作，比如严打。阶段性工作一旦完成，各个码头回归本位，日常工作，又恢复常态。这种运动式兵团式的工作方法，后患无穷，最突出一条，是粗放型工作方法和执行程序，更加的粗放化，甚至走向去程序化。
赵德良推行党建和政建的系统化精细化，恰恰要解决的，就是这类问题。当然，仅就目前来看，赵德良作为省委书记，大概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对很多部门进行理顺性的合并裁撤。假若他下决心的话，完全可以增加公安部门的职能，将信访甚至工商等部门的执法行为，全部归于公安。甚至可以借鉴关国的做法，建立地方警察局和国家公安局，将地方性的案件，划归地方警察局，而将一些重大影响的，关系国家稳定的案件，归口到国家公安局。如此一来，目前多头执法的混乱局面，便能够得到遇阻。
当然，这样的改革，属于政建范畴，或者政改范畴。政改，确实需要大动干戈，牵一发动全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