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耳-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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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的藏品精粹，多是国宝级，且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绘画和书法，如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晋代陆机的《平复帖》以及李白的《上阳台帖》等名作。张伯驹将这些藏品都捐献给了国家，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吴湖帆，画家中应推为第一人。其祖父是清朝的显宦、金石大家吴大澂，家中收藏极富。吴湖帆的鉴藏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名噪一时，著名鉴定家王己千、徐邦达皆为其入室弟子。
他藏室的多种雅号，都是从珍贵藏品上得来，因他藏有宋黄山谷《太白诗草》卷和宋米芾的《多景楼诗》，故有“迢迢阁”；因收藏欧阳询的四幅字帖：《虞恭公碑》、《化度寺》、《九成宫》、《皇甫诞》，故有“四欧堂”
此外，他的藏品著名的还有唐怀素草书《千字文》、宋高宗赵构的《千字文》、宋刘松年的《商山四皓图》、元赵子昂的《枯木竹石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残卷和《浮峦暖翠图》、王蒙的《松窗读易图》等唐宋元名迹，至于明清及近代字画更是举不胜举。
张葱玉，他曾任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1962年国家文物局成立的由张葱玉、谢稚柳、刘九庵组成的“三人书画鉴定小组”，张葱玉担任组长，为国家鉴定书画达10万余件。
张氏自祖父起，一门三代皆是上海鉴赏收藏巨眼。他一度专收唐宋元名迹，明清两代的作品基本不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收藏就与张大千、吴湖帆不相上下。1947年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曾为他编过一本《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其中记载了不少稀世珍品。如唐周昉的《戏婴图》、唐颜真卿的《竹山堂联句诗册》、宋易元吉的《獐猿图卷》等。
他就是爱赌，才被谭敬抓住机会，骗了很多真迹。
张大千曾说，“徐悲鸿说我绘画是五百年来第一人，我不敢当，若要说五百年来第一精鉴人非我莫属”，可见他对自己的收藏颇为自负。
张大千的《大风堂书画录》是其藏品的著录，藏有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五代董源的《潇湘图》、《溪岸图》和《江堤晚景图》，郭熙的《树色平远》，方从义的《武夷山放棹图》等名迹。尤其是石涛的作品，据张大千回忆，一生收藏过500幅。
“按照牛峰的资料显示，除了移居海外的张大千和王己千，剩下四个人都没有逃过十年浩劫，在那个动荡时期好多文物被充公，下落不明。这个就是难得的机会，现在我能听见元代声音，吸收宋代，正是寻宝的最佳时机。”
吴天缘下定决心，暂时不往外国跑，这几个月飞来飞去很累，父母过几天也来京城定居，留在国内好好陪陪家人。但人不能闲着，就从四大收藏家开始寻宝。
按照资料显示，吴湖帆的原配夫人潘静淑，娴静文雅，擅长诗词，又善丹青绘事。其作古淡清雅，工整秀润，洗去脂粉，颇得宋元气息。
1915年，时年22岁的潘静淑与21岁的吴湖帆结婚。婚后夫妇琴瑟和鸣，诗画酬唱，每每有合璧佳作。潘静淑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吴湖帆，而且在事业上也给予极大的帮助，曾配合吴湖帆校订刊印了吴大根《澹人自怡草》、吴大澂《愙斋诗存》等著作，更有意义的是，她与吴湖帆历时数年，将所藏的1400多种金石书画，一一为之校订并存档。
这大为吴湖帆所倚重，以后凡遇重要字画，必钤“吴湖帆潘静淑珍藏印”印章。时人比作梁（鸿）孟（光）、赵（明诚）李（易安）、赵（松雪）管（仲姬）。然而1939年夏天的一场毛病，急性阑尾炎穿孔，变成腹膜炎。
在今天看来，这完全是个小手术，在任何一个乡镇卫生院都能解决的小毛病，竟然夺去了这位不可多得才女48岁的性命，苍天嫉妒，真令人心痛而可惜。
吴湖帆精神受到巨大打击，难以自拔。幸好家里有夫人使女阿宝的体贴安慰，他才从悲痛中慢慢地得以解脱出来。
吴湖帆是上海滩上有名的大画家，声誉如日中天，声名远扬。亲朋好友纷纷为他说媒，劝说他早日续弦，均遭到了婉言拒绝。有人要为他介绍当时上海滩上的女画家李秋君，李氏亦有意，曾亲自画一幅半身古装仕女图，配以红木小镜框立座，可置于案桌，赠给吴先生留作纪念。还有当时的名姝佳丽，直接表白追求。然而吴湖帆就是不为所动，有人实在不可理解。
孰不知在吴湖帆心中此时已经有了意中人，她就是潘静淑夫人的侍女阿宝。由吴湖帆的二姐吴蕙菁正式向诸亲友宣布将阿宝收房为续弦。吴湖帆当年49虚岁；阿宝年27虚岁，两人相差22岁。
吴湖帆续弦夫人使女的消息一传出，上海滩上各种小报纷纷追踪报道，有的故意制造一些不实绯闻，谣传潘静淑早已察觉夫君与阿宝有苟且之事，因而服生鸦片自杀云云。潘氏从起病到亡故仅三天，难免惹人生疑。婚后吴湖帆与阿宝夫妻恩爱，吴湖帆嫌“宝珍”之名太俗，为之改名“抱真”。
为表达对妻子顾抱真之爱，吴湖帆曾于1947年元旦特地为妻子画了一幅精致小品《国光春霁》，作为新年礼物送给爱妻。此图约合1。1平方尺，在2011年7月的北京长风拍卖会上，以80万元起拍，经过30轮激烈竞价，最终以517。5万元成交。
顾抱真为人大方慷慨，吴湖帆的许多画家“穷朋友”都得到过她的帮助。她常去参加一些不相识的未出名画家的画展，并订购他们的作品，贴上“吴湖帆订购”红条纸，使那些画家受宠若惊。
1957年次子吴述欧因替他写过检查而划为“****”分子，后来长子吴孟欧因自甘堕落而伏法，吴湖帆掉进了寂寞、沮丧、痛楚之深渊。
1961年又患上中风，从此体力日亏，顾抱真始终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使得吴湖帆虽遭不白之冤，而能安度晚年。
大革命开始后，吴湖帆被打成“反革命”，他的画被诬为“黑画”；更让他心痛的是，家藏书画及文物被席卷一空，被抄物品装满了8辆军用卡车，吴家几代人的毕生心血顿时化为乌有。
卡车隆隆开走，他终于倒下。第二年吴湖帆再度中风，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造反派”仍不放过他，围着病床前高呼口号批斗。
顾抱真因受株连同样遭到批斗，但她十分坚强，关心安慰吴湖帆，宁可自己多受罪，拼命保护丈夫。1968年8月11日，不堪****折磨的吴湖帆自行拔下插在喉头中的导管，结束了自己75岁的生命。（未完待续。）
第226章重见天日
顾抱真被扫地出门，经再三恳求，同意让她居住在原居住的一幢房内的灶间旁仅4个平方米不到的小屋里。她家的保姆顾凤仙，始终陪伴着她，两人以姐妹相称。
一次在强迫扫街劳动中，顾抱真突发脑溢血，当场昏厥而倒地送医院，因属“牛鬼蛇神”，又交不起医药费，医院不给住院抢救，只得回家卧床。此后昏迷不醒，滴水不进，每天由吴湖帆的儿媳许厚娟为她揩身，不多日即随吴湖帆而去，终年54岁。
“哎，一代偶像竟然落得如此下场，真是令人心痛！”
吴天缘看完资料，心情很沉重，自己唯一偶像晚年如此凄凉，毕生珍藏一夜毁于一旦，那种刻骨铭心之痛，简直要人命！
“卢湾区嵩山路88号，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三天后吴天缘带着王军一起出发，在国内用不上王红，一个姑娘家，让他休息一下。
“等过一段时间铁血的老大来找我，以后真要到荒郊野岭或是战乱地方去寻宝，让他们保护我就行。”
吴天缘解释道：“你毕竟是国安的人，生命和身份很敏感，有些事情不好冒险参与。”
“老板，这是什么话？”
王军不满道：“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怎么可能临阵脱逃？您放心，这点上次我就有考虑。真要去危险的地区有铁血保护更好，不过我这里也会有安排。现在您的身份特殊，领导交代不能有任何闪失！”
吴天缘点点头，这个无所谓，人越多自己越安全，谁会拿小命开玩笑？他不知道鉴于他的所作所为，国家更加重视，安全保卫级别已经提升到最高级别。
“现在这里还是老弄堂？”
两个人来到上海，找到破旧不堪的老弄堂，竟然没有被开发？一栋两层小楼，还有人居住。
“帮我联系一下，买了！”
吴天缘一看这也好，万一开发宝藏别发现就白跑一趟，经过一阵交涉，最后一千万买下小楼，也算在上海有了产业。
“柜子下面，对，挖！”
两个人到卧室，确定宝箱在柜子下，开始挖宝，轻车熟路，很是速度。
“哈哈，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
“瘦金体千字文！”
“池塘晚秋图！”
“八大美人册页！”
吴天缘兴奋的盘点收获，竟然都是宋徽宗真迹，还有一套美人八开册页，极品！
吸收完能量后，吴天缘感叹现在随便一张就是国宝，估计以后寻宝都是要进博物馆的事。看来要赚钱还是要找国外宝藏，拍卖起来也不心疼。
“走，第二目标，河南项城！”
两个人马上回京城，把宝贝放进博物馆，马不停蹄去河南项城，那是张伯驹的老家，当年很多藏品被抄家就是那里，说不定有发现。
张伯驹是吴天缘很尊敬的老前辈，可谓德艺双馨，生前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总理得知消息，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所谓“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或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便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不幸离开人世，享年84岁。
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不惜代价、甚至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既是出于爱国至诚，也是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认识与由衷的酷爱。
1965年，张伯驹将《百花图》以及所剩的其他古书画共计三十多件藏品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吉林省博物院时，当时吉林省有一位叫宋振庭馆长，他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
而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等古代书画极品都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张伯驹先生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当年故宫馆长由衷地感慨：“为故宫做捐献的最顶尖的有两位，一位是捐瓷器的孙瀛洲，一位则是捐书画的张伯驹。”
陆机的《平复帖》，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虽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的《游春图》，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
张伯驹最早是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当时归溥儒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之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情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
据王世襄回忆，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第二年又请张大千也向溥儒求购，同样在20万元的要价前止步。
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的张伯驹后来偶然得知溥儒丧母，急需钱财为母发丧，经傅沅叔斡旋，以4万元购得。张伯驹后来得知，另一位白姓字画商人听说此事后，也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
庆幸的是《平复帖》已在张伯驹手里。张伯驹后来写了篇小文，只淡淡地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在张伯驹眼里，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的价值，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
据张老女儿回忆：“我父亲每个月都要到上海分行去开会，一早飞机下来以后，我们的车去接父亲。像往常一样，一辆汽车开在前面，张伯驹乘坐的那辆车跟在后面。谁知一进胡同口，张伯驹很快被一辆黑色小汽车上下来的人带走。”
绑架者的身份和底细也很快成了上海滩公开的秘密，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否则撕票！绑架者明显是冲着张伯驹的钱财来的，但张家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变成那些珍贵的字画。
“我父亲的叔叔跟我母亲到处借钱，因为家里没有钱，他们有钱都买了字画。”女儿回忆着，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变卖字画，拿钱赎人。夫人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
“父亲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说不要以为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
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却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一件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老人最后将30年所收藏的8件精品捐献出来，成为故宫的永世藏品。政府为此奖励的20万元，被张伯驹婉言谢绝。
他说得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可以捐出来，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未完待续。）
第227章武士道精神
吴天缘很尊敬张伯驹，其实民国六大收藏家，除了移居美国的王己千，各个都是爱国人士。在那个动荡年代，为了保卫国宝奉献出全部心力，甚至是自己生命，这种精神是最值得传承的无价之宝。
古人衡量成就不是以金钱和权利，而是能给后人留下什么精神信仰！比如文天祥，还有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代表大南宫武士！都是以宁死不屈，忠君爱国的气节流芳百世。
吴天缘最近研究过日本人的性格，发现很多内幕，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武士道起源于古代的日本，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惜命的觉悟为根本，为实现个人于集体、团体的价值，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的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身取义的武士精神，武士道精神最典型的行为是切腹。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
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
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
武士道的目的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规章很相近，为战士设定生存的理念，将他们由受雇的杀手的地位加以升华。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