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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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以今天的眼光看回去，应该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这种作法都带着一股强烈的不祥气息。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由此导入良好结局的事例。　　　　
　　　　蔡京辅佐宋徽宗出尔反尔的第二个轻佻举措，则是分门别类地治罪那些在皇帝的鼓励下，上书言事的人们。　　　　
　　　　我们记得，徽宗初政时，曾经发布过一份诏书，鼓励、号召天下人畅所欲言、言者无罪地品评朝政。在此之前，徽宗的同父异母哥哥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后来，哲宗君臣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下令撤消了专门在臣民上书中罗织罪名的编类臣僚章疏局，使人们相当感奋，有五百八十多位官员和八百多位布衣平民上书言事，为国家发展出谋献策。结果，同样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同样言犹在耳、墨迹未干，徽宗皇帝便尽反前言，将所有奏章和上书交给蔡京、蔡攸父子、他们的门客强浚明、强渊明兄弟，再加上一位不错的学者叶梦得，由这个五人小组根据上述文书中的内容与词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上书言事者。　　　　
　　　　《宋史》记载说：强氏兄弟与叶梦得和蔡京结为生死交，共同策划了元祐奸党案和此次的上书言事案。在上书言事案中，上述五人“同己为正，异己为邪”，把这些上书言事者分别划分成了七大类：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其中，仅五百八十多位官员里，被列入“邪”字一榜中的，就有五百三十四人。进入“正”字榜的，只有四十一人。其中，“正上”一等的六人，包括了那位为皇帝画“爱莫助之图”的邓洵武。而监察系统和政务系统中，凡是与蔡京有过节的人，几乎一网打尽地被列进了“邪”字榜中。史书记载认为：以此为发端，从此形成北宋末年的党人之祸（31）。　　　　
　　　　一位被列入此榜中的不知名人士，曾经写了一首小令，嘲讽道：　　　　
　　　　“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来胡道，人人投献治安书，比洛阳年少。　　　　
　　　　自讼镌官差岳庙，却一齐塌了。误人多事，误人多是，误人多少！”（32）　　　　
　　　　在涉及到治国方略的重大事务上，徽宗皇帝的表现既轻佻又不浪漫，这种作法所伤害的肯定远远不仅仅是上述这些被列入“邪”字榜中的人。人们有理由在这种缺少道德信念支持的变化中，感受到前景的黯淡与令人畏惧。　　　　
　　　　显然，得分最多的人是蔡京。元祐奸党案中，被蔡京列入奸党名录的人里面，包括了他最重要的政敌、竞争者、意见相左者和曾经批评过他的人。如章惇与曾布，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骨干力量；张商英在哲宗时反对变更新法，在奏疏中直斥司马光等保守派人士；陆佃则根本就是王安石的学生和变法时的助手。在理论上讲起来，他们都是蔡京志同道合的同志与战友。但由于他们属于上述几种人，所以全部被列入奸党名录。在这两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蔡京差不多将自己的敌人和潜在敌人清除殆尽。事实上，此后二十多年的徽宗朝政，在此时已经奠定了基本的格局。　　　　
　　　　这里面，有一个人特别令人惋惜，他就是叶梦得。从历史记载看，他并非稀里糊涂地成了五人小组成员，可能是相当情愿地参与了为那些上书言事者罗织罪名的工作。后来，此人出任地方官。在任期间，他摧抑豪强，平反冤狱，表现得相当正直而且能干，为此获得不错的官声并遭受贬黜；到高宗时，此人力主抗金，正义凛然地致力于收复失地；他还满腹经纶，是位不错的学者，其几本主要著作流传至今，仍然具有不低的研究与学术价值。然而，就是因为这一段历史，就是因为曾经与蔡京结为死党，遂成为此人无法抹去的污点，结果，此后八百多年里，始终为人所不齿。叶梦得的遭际，很有可能曲折地再现了当时政坛上的错综复杂。　　　　
　　　　就这样，我们帝国的元首几乎是以滑着舞步般的轻松与浪漫，处理着军国大事。　　　　
　　　　此后，这种特点一再显现：在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上，缺少坚定的信念，寡谋善变，投机取巧，特别典型地表现了徽宗皇帝的轻佻。　　　　
　　　　如果说皇帝在对待元祐党人的政治立场上剧烈转变是一种政治轻佻，在治罪上书言事者上翻云覆雨是一种人格轻佻的话，那么，在他改变对上述两类人的惩治时，所表现的则是一种让人根本无法界定的轻佻。　　　　
　　　　按理说，改变对这两种人的错误惩治，应该是很受欢迎的举动。可是，徽宗皇帝在这样做时，却使人丝毫感觉不到欣慰，相反，令人对国家的前途更加沮丧与绝望。　　　　
　　　　事情的起因可能与徽宗皇帝笃信道教有密切关系。　　　　
　　　　宋朝皇室与道教渊源颇深。宋太宗赵光义继位时，有“烛影斧声”之说，流传了一千余年，至今还是一大历史谜团。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做皇帝之前，曾经与一位道士交往很深，这位道士预言赵匡胤将登九五之尊。赵匡胤登极当了皇帝之后，这位道士杳无踪影。十六年后，二人又一次见面，赵匡胤问道士，自己还能活多久？道士回答道：今年十月二十日夜里，如果是晴天，你就还能活十二年；否则，就需要赶快安排后事了。到了这一天夜里，赵匡胤登临太清阁四下观望，只见星汉灿烂，不禁心中大喜。忽然，阴霾四起，天气剧变，雪雹骤降。赵匡胤急忙回到宫中，把弟弟赵光义召来，二人在皇帝的寝宫里，将所有内侍、姬妾统统赶出去，相对饮酒。人们遥遥观望，但见寝宫之内，蜡烛光下，太宗时不时地避席而起，作出谦让不可胜之状。漏禁三鼓，皇帝引柱斧戳地，对太宗说：“好做，好做！”当夜，赵匡胤猝死，留宿在大内的赵光义于柩前即位，成为宋太宗。　　　　
　　　　这是对“烛影斧声”的一种解释。　　　　
　　　　另一种解释对赵光义就很不利了。这种解释认为：所谓“烛影”，根本就是在烛光之下，赵光义亲手杀死了自己患病中的亲哥哥；“斧声”则是赵匡胤平时片刻不离手边的水晶玉柱斧，在激烈打斗中发出的声音。　　　　
　　　　对于赵家皇室来说，前一种说法显然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这就在皇室与道教之间，架设起了一座相当友善的桥梁。　　　　
　　　　第三代皇帝宋真宗则将道教与皇室的关系拉的更近了。这位亲手签订了“澶渊之盟”的皇帝，特别神神怪怪，一辈子时不时地就能看见天神圣祖降临人间，而且就是降临到他的宫廷里面。神道降临时辉煌灿烂的景观，只有我们的皇帝一人有此仙缘能够瞻仰，其他人只能心怀崇敬地听他绘声绘色地予以描述。上天神圣还时常降下天书给皇帝，保佑并指导他根据上天的意志，治理我们的帝国。据说，这位皇帝之所以如此，大体出于两个动机：一是以神道教化世道人心，二是为了“镇服四海，夸示夷狄”，特别是要让辽国君臣知道，大宋帝国是有神灵庇佑的，用以制止他们的南侵之心。　　　　
　　　　到了宋徽宗的时代，对道教的尊崇达到了一个高潮。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代帝王能够像我们的徽宗皇帝这样崇信道教，以至于到了最后，他给自己的称号都要叫“教主道君皇帝”。　　　　
　　　　这位教主道君皇帝的神神怪怪，与他的先祖比起来毫不逊色。或者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他还是端王时，就曾经有一个道士预言：“吉人当继大统”。吉人合起来，正是赵佶的佶字。赵佶当上皇帝之后，子嗣人丁不旺。道士刘混康告诉他，京城东北角风水极佳，倘若将地势增高，皇家子嗣立即便会兴旺。徽宗下令照办。不久，宫中竟然连连诞育皇子。这一来，使宋徽宗对于道教大为崇信。　　　　
　　　　有一次，宋徽宗前往圜丘祭天，蔡京的儿子蔡攸随行，由一百多个道士执仪仗为前导。队伍出了南熏门，徽宗忽然停住，指着前方的空中问蔡攸：“玉津园的东面好像有亭台楼阁，重重叠叠，那是什么地方？”蔡攸立即装神弄鬼地回答：“我只隐隐约约看见云彩间有几重楼台殿阁。再仔细看，都离地有几十丈高。”徽宗问：“看到人了吗？”蔡攸答道：“好像有一些道家童子，手持幡幢节盖，相继出现在云间，眉毛眼睛历历在目。”一君一臣，一问一答，认定了有天神下凡。于是，皇帝下令，就在其地修建道宫，名曰：迎真宫。“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33）　　　　
　　　　假如我们不愿意过分刻薄地评论此事，则或许可以将此事理解为君臣二人看到了海市蜃楼，或者出现了共同的幻视、幻影等幻觉。不过，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从此皇帝更加崇信道教了。　　　　
　　　　与皇帝相处时日最久的一个道士，名叫张虚白。可能是长着一部与众不同的胡须，或者长相类似胡人，徽宗皇帝从来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叫他张胡。此张胡博学多识，精通术数，经常喝醉酒后发出预言，神奇的是，每每被他言中。他曾经酒醉后枕着皇帝的膝盖大睡其觉，并且经常直言无忌地发出批评性的警告，甚至针对皇帝本人。徽宗并不计较，只是说：“张胡，你又醉了。”宣和年间，金国人俘虏了辽国皇帝天祚皇帝，派遣人来通告，徽宗皇帝将此事告诉了虚白。虚白的反应是，徐徐道曰：“天祚皇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候陛下，已经很久了。”此话一出，周围的人们相顾失色。天祚皇帝是公认的荒淫昏庸之君，而且亡国后成了俘虏。虚白如此比拟，完全够得上大不敬之罪。徽宗皇帝却浑然无事，手抚虚白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到得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徽宗皇帝真的成了亡国之君，并被金国俘虏后，又一次见到了虚白。皇帝叹息着说：“你平日所言，都应验了。我悔恨透了，没有早听你的意见。”虚白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谏。陛下好好爱惜身体吧。”据说皇帝曾经赏赐给张虚白大量财宝，虚白全部推辞不受。是一位相当懂得自爱的道士（34）。　　　　
　　　　


第三章　宋徽宗的浪漫生活第19节　宋徽宗的浪漫生活（6）

　　　　皇帝宠信的道士不少，像张虚白这样自爱的则不多。这些牛鼻子老道，各自都有自己的高招。比如，一位叫王老志的人相当绝。他见到皇帝时，先递给皇帝一个大信封，皇帝打开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里面装着他早年写给爱妃们的艳诗，内容很隐秘，就是说很下流。皇帝立刻就被镇晕，马上就找不着北了。　　　　
　　　　最有名的，当属林灵素。此人深得神灵鬼怪之精髓，最大的特点就是满嘴巴跑舌头。而且胆子极大，口气极大，极其坚定果断。他相貌极为奇异。据说，因为好酒贪杯，又没有钱，于是向人家赊账，欠多了酒账，债主前来讨债，他“举手自折其面”，结果，导致他一半脸干枯如骷髅，一半脸则滋润如常人。平心而论，单凭这副尊容，一般人见到，先就会拿他当半个神仙了。而我们的教主道君皇帝本不是一般人。因此，皇帝一见到林灵素，顿时就懵了，他疑疑惑惑地发问：“先生过去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我吗？”道家大师林灵素答道：“我往年在天上玉皇大帝那儿当差时，曾经侍奉过圣上您的大驾。”皇帝道：“那段事如今我还恍惚记得。我记得你好像是骑一头青牛，那青牛如今哪儿去了？”灵素回答：“我把它寄牧在外国了。不久就会来此。”皇帝又惊又喜，不但知道了自己的前世，还找到了天上的仙伴。皇帝的心情无比喜悦。　　　　
　　　　林灵素象现代心理治疗的催眠大师似的，索性唤醒了皇帝所有沉睡的前世记忆。他告诉皇帝：天有九霄，神霄为最高，其办公场地叫府，上帝的大儿子是神霄府的玉清王，负责主持南方的工作，号称长生大帝君，这位神灵就是陛下。然后，林灵素谦逊地告诉皇帝，自己就是府中那个名叫褚慧的仙卿。如今主子下凡为帝，自己当然也要降临凡世辅佐君王。林灵素指着蔡京问皇帝：您不记得了吗？这是左元仙伯呀。他讲得兴起，把满屋子的人一一指给皇帝：王黼乃文华吏，盛章为宝华吏，而貌美如仙备受宠爱的刘贵妃正是九华玉真安妃。童贯等一干人也都名列仙班。如此一来，搞得大家欢天喜地：怪不得大家伙儿聚在一起如此开心，闹了半天，原来上辈子在天上就是老朋友了。　　　　
　　　　徽宗皇帝弄清楚自己的前世今生后，相当感慨。他派人宣谕有关部门：自己是上帝长子，只因为怜悯中华大地到处都是金狄之教（指佛教），因此恳求上帝父亲，愿意下凡为百姓之主，令天下归于正道。于是，道箓院请示了上帝之后，正式册封我们的徽宗皇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教主道君皇帝曾经亲自参加褚慧仙卿林灵素大师的讲经会。当时，在皇帝的倡导下，全国的道士都有官职级别，按资格享受工资俸禄和福利待遇，致使人们趋之若鹜。为扩大影响，每次讲经大会都设有大斋饭，就是一顿相当不错的饭局，而且听经者可以得到三百文钱的施舍。结果，很多贫民买块青布，打扮成道士模样前来听讲。据说，每次讲经大会的花费都要高达相当于今天的百万元人民币左右。　　　　
　　　　而林灵素林大师的讲经格外好听。史书记载说，林大师讲经，虽然没有什么殊绝之处，但时时杂以滑稽，语言生动而智慧，搞得听众一惊一乍亦喜亦悲，不时地爆发出哄堂大笑，气氛特别热闹而且热烈。事实上，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听过各类大师传法的中国人，对此应该并不陌生。而教主道君皇帝每逢此种时刻，也乐不可支，“莫有君臣之礼”。恍惚之间，皇帝可能已经真的把自己当成了玉皇大帝的大儿子。　　　　
　　　　在此期间，道家的修行、典礼、仪式、经典与生活方式，成了我们帝国国家元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相当自觉地以此要求自己，陶醉而且乐此不疲。于是，在此期间，中国道教的势力远远压倒佛教，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顶峰。为此，道家弟子们，实在是应该感谢这位教主皇帝。　　　　
　　　　据说，当时仅林灵素一人，就有弟子两万多人，锦衣玉食地在京城内外招摇。他的势焰极盛，甚至被人们称为“道家两府”，意思是此人的权势已经可以和宰相并列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褚慧仙卿林灵素林大师的一番做作，导致了徽宗皇帝对于元祐党人案和上书言事获罪者们的重新思考。　　　　
　　　　史书记载说，有一天，皇帝在太清楼设宴，林灵素侍宴。恰巧太清楼下就有一块元祐党人碑。林灵素走到碑前，纳头便拜。皇帝大为讶异，问他何以如此？大师庄容回答道：“这块碑上的名字大都是天上的星宿，臣大模大样地不稽首致礼，今后回到天上大家如何相处？”而且，据说这位牛鼻子老道还随即吟诗一首。诗曰：　　　　
　　　　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　　　　
　　　　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何人？　　　　
　　　　人们找不到这位林灵素与苏东坡、黄庭坚这些人有什么瓜葛、渊源的证据。道士忽然为那些倒霉蛋儿说话，由不得徽宗不信。这可能是促使宋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明显好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前后，还有一位道士，也曾经以类似的方式，使皇帝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压力。据说，有一次皇帝巡视一座道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