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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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解读赵构：骑泥马渡江的皇帝第34节 解读赵构：骑泥马渡江的皇帝（7）
到此，假如我们愿意转换视角的话，还可以从赵构的角度继续观察一下当时的形势。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南宋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当疲惫窘迫。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原来的一半多一点，人口则大幅度下降。京西路在北宋神宗年间有八十万户，到南宋嘉定年间，仅有六千多户，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一；而嘉定年间距离赵构的时代，已经休养生息了将近半个世纪。两淮路和荆湖北路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淮南东路在神宗年间有六十多万户，嘉定时减为十二万户，减少百分之八十；淮南西路从七十三万户掉到二十一万户，减少百分之七十；荆湖北路从六十五万户掉到三十六万户，减少百分之四十五。半个世纪之后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南宋初期赵构时社会经济破坏的惨烈景象。这也是南宋时期后备兵员补充始终相当困难的原因。
北宋晚期，物价一般维持在米每石四、五百钱的水平，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一元钱人民币；到南宋初年，米价最高时达到过每石三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六百元人民币；绍兴十年南宋政权相对稳定之后，米价仍然高达每石二千钱。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四元多人民币。根据并不精确的推算，当时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平均月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五、六百元人民币左右，可能还不到。人民生活之困窘可以想见。
当时，南宋的国家常备正规军大约保持在四十万人。发生战事时人数还要增加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四千五百万贯钱左右。供养这支军队的费用，和平时期大约在两千四百万贯，赵构一家皇室的开支大约在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万贯左右，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这使南宋政权的财政状况始终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最糟糕的是，从赵构开始，终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统治，这个政权几乎没有为缓解这个压力采取过什么像样的建设性措施。我们所能找到的记录，仅仅是不停地用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将压力转嫁给民间。于是我们在史学家的研究中只能看到，南宋一朝苛捐杂税的科目之多、赋税水平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常达到北宋时期的至少一倍左右。这是南宋时期民间动荡不安反抗较多的主要原因。（42）
据说，当时曾经有人算过一笔账，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支持对金求和。他们认为，每年支付金国五十万两、匹银、绢，远远比开战后军费开支的浩大成本与风险更划算。这种犬儒主义的算计很有可能恰好对了赵构的心思。
由此，可能会导出一个为赵构开脱的理由，尽管我们在感情上很不情愿。那就是，作为一个并不糊涂的国家元首，他应该最了解此中情形。在南宋后来的一百多年里，至少主动发起过两次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均以惨败告终。由此，证明了一个老生常谈：任何战争，都不仅仅是武力的对抗，而是交战双方综合素质的较量。这可能是赵构不想也不敢对金开战、只希望屈辱求和的重要原因。
在赤裸裸弱肉强食的时代，此类以小事大、以弱事强的事例并不罕见。形势比人强。在强人面前，弱小者并不是任何时候想灭掉这个强人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当他已经被这个强人打怕了的时候更是如此。
从实力对比等等综合因素中寻找战与和的历史动机，应该不比完全归咎于个人品质更远离可能的实际情况。
注释：
（1） 曹勋：《松隐文集》卷29《圣瑞图赞并序》，嘉业堂丛书本。
（2） 《宋史》卷194《兵志》，第4827—4828页。
（3）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1《天祚皇帝中》。转引自《宋帝列传》之《宋徽宗宋钦宗》第182页。
（4） 《三朝北盟会编》卷下，政宣上帙7。
（5） 《宋史纪事本末》卷53《复燕云》。
（6） 《宋史》卷22《徽宗本纪四》。
（7） 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628页。
（8） 《三朝北盟会编》卷11，政宣上帙11。见《宋帝列传》之《宋徽宗宋钦宗》第184—185页。
（9） 同上书，第187—188页。
（10） 同上书，第188页。
（11） 《大金国志》卷2《太祖武元皇帝下》。
（12） 同上《太祖武元皇帝上》。
（13） 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630页。《宋史》《赵良嗣传》。
（14） 同上。
（15） 《三朝北盟会编》卷18，政宣上帙18。
（16） 见《宋帝列传》之《宋徽宗宋钦宗》第196—197页。
（17） 同上第198页。
（18） 《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4《金寇》。
（19） 同上。
（20） 《宋史纪事本末》卷56《金人入寇》。
（21） 同上。
（22） 《宋史》卷468《童贯传》。
（23） 《宋史》卷23《钦宗本纪》。
（24） 《三朝北盟会编》卷30，第220页。
（25） 同上书卷36，第267页。
（26） 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632页。
（27）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5，第4405页。
（28） 《靖康要录》卷13。
（29） 《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
（30） 《靖康要略》卷3。
（31） 《挥塵后录》卷7《高俅本东坡小吏》。
（32） 《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
（33） 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631页。
（34） 《三朝北盟会编》卷67，靖康元年11月。《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4《金寇》。《宋史纪事本末》卷56《金人入寇》。
（35） 同上。
（36） 《三朝北盟会编》卷125至128，第913—932页。《宋史》《韩世忠传》。
（37）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0建炎三年。
（38） 同上书，参看此后之若干章节。
（39） 《宋史》卷475《杜充传》。
（40）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8绍兴十年。
（41） 同上书，卷142绍兴十一年。
（42） 见《中国宋辽金夏经济史》两宋部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百卷本《中国全史》。
第六章 岳飞必须死第35节 岳飞必须死（1）
公元1127年，岳飞二十四岁，时任东京留守司七品统制，用现代语言描述，大约相当于帝国首都留守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部队的团职军官。十五年后，公元1142年初，岳飞被杀死在帝国临时首都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时年三十九岁。死前，他刚刚被解除帝国最大一只部队的统帅职务不久，时任枢密副使。
说岳飞必须死，并不意味着赵构与秦桧合谋冤杀岳飞是可以原谅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寒心的一桩罪行。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只要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罪恶，就值得这个民族永远反省自己所拥有过的那份政治遗产。
岳飞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他的故事，成为后代中国人许多民间传奇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唯一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武士，大概只有一位三国时代的关羽。如果说在武艺高强、忠肝义胆上二人不相上下的话，在文化素养上，岳飞可能就要高出一筹了。今天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那一幅“还我河山”，据说就是出自岳飞的手笔。那四个字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功底和代表的意思，让人觉得只有岳飞才配得上写它。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词，人们也普遍愿意相信是岳飞所填。八百年后，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岁月里，许多中国青年就是吟唱着这首词，走上抗击倭寇的战场的。直到今天，它仍然会在许多场合，让那些具有正直信念的人们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据说，有一本以岳飞的名义撰写的军事著作，名叫《武穆遗书》；是一本可以让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事圣经。在中国的传奇文学中，为了得到这本书，江湖上的各种人物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争斗，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最后，终于由代表正义的一方得到了它，并通过学习它，将邪恶势力一网打尽。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这种美好的想像，常常会在现实面前被击打得粉碎。
我们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特别容易看到一个景象：年长的人们，时常用他们阅尽沧桑所悟出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满怀忧虑地告诫那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一代人。代表这些智慧的古老格言在中国特别多，雅致一些的比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毁之等等之类。市井气息浓厚一些的比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比如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假如不怕武断的话，大约没有哪个中国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劝告。
可以肯定，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许多来自其他民族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完全无法理解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这种智慧。在他们看来，这种所谓人生智慧恰恰刚好是反人生的；在这种智慧指导下的生活，不太可能是明朗的健康的有活力的；结出的果实，必定压抑而郁闷，阴冷柔滑，带有浓厚的阴谋气息。事实上，即便是在现代，中国人许多阴郁的挫折感和烦闷不安，都与此干系甚深。奇怪的是，这个优秀的民族很少有人去探究，事情何以竟会如此？
与此相关，中国人以很高的频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在长达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实现它的机制。于是，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的人物，便常常面临极端悲惨的命运。
岳飞和秦桧的命运，典型地表现了上述文化与社会机制，是如何实现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里，岳飞出身农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他比张俊小十七岁，比刘光世和韩世忠小十四岁。1129年，就是建炎三年，平定护卫亲军叛乱时，韩世忠与张俊已经官拜节度使，成为相当于今天大军区司令一级的人物；岳飞则是正七品的东京留守司统制。如果硬要比喻的话，那么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正团级军官。而且，张俊还曾经是岳飞的老领导，多次重用、提拔、奖励过岳飞。刘光世则是将门之后，其家世背景、资历和经历都是岳飞所不能比拟的。
到绍兴六年，即公元1137年时，八年左右时间，岳飞已经官拜太尉，担任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太尉是宋代武将的最高头衔，宣抚使则是仅次于宰相的执政级实职差事，一般情况下，要由现任执政官充当。至此，岳飞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并驾齐驱的高官。
而且，由于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岳飞艺高胆大敢打会拼，且治军严谨身先士卒，富有军事洞察力，从而数次创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因此，他的声望后来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位。
这一切，大约使上述几位的心头相当不舒服。
为此，岳飞曾经给他们写了数十封信，殷勤致意，联络感情，均没有得到响应。平定杨幺之后，岳飞特别将缴获的大型战船配备好全套人员和装备，赠送给韩世忠和张俊。韩世忠毕竟是一个坦荡磊落的人，他相当高兴，与岳飞尽释前嫌；而张俊则认为岳飞是在向自己炫耀，反而更加嫌恶起来。
假如用今天人的语言形容，很有可能人们会说岳飞是个性情中人。若用民间的说法形容，大概会说他相当“一根儿筋”。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倘不是至情至性之人，断然写不出如此壮怀激烈之词。而纵观岳飞一生为人行事，又与这首词惊人地吻合。因此，尽管学术界对这首词是否为岳飞所作尚有争议，学术界之外的人们却大多不由分说地愿意相信这首词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公元1127年，也就是建炎元年，赵构称帝不久，岳飞前去投效。当时，岳飞二十四岁，只是一个低级军官，相当于如今的营连长之类。他满怀热情地给皇帝写了一封信，指名道姓地建议这位时年二十一岁的皇帝，不要受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影响，要锐意恢复，不辜负中原人民的希望，等等（1）。这里提到的两个人，正是刚刚帮助赵构当上皇帝的两位宰相。若干年后，在二十四史的《宋史》中，这两位宰相都被列进了奸臣的行列。不过在当时，他们还算宽大，没有灭掉岳飞，只是下令把这个年轻人遣送回老家。
岳飞很郁闷。他转了一圈，又去投奔河北招讨使张所。这一次，张所相当欣赏他，让他以中军统领的名义，隶属王彦领导，渡河抗金（2）。
这位王彦很有可能是建炎初年最了不起的将领。此人素有名将之称，并且也确有名将之实。他在金国骑兵所向无敌围攻首都汴京之际，慨然弃家从戎，奔赴战场。河北招讨使张所“异其才”，就是惊异于他的才华，委任他为都统制，担任当时的前敌总指挥。他出手不凡，率领岳飞等十一员将领和七千士兵，屡破大敌，威震当时。致使金兵把他们当成了宋军主力部队，调动大军前来对决。当时，金兵重金悬赏要王彦的脑袋，搞得他很难受，连晚上睡觉都要一夜换好几个地方。他的部下们了解了这种情形后，相率在脸颊刺上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大字，表示愿意不留退路地追随他，决无异心。这就是当时极其有名的八字军的来历。没有多久，中原地区各义军首领纷纷归附，一时间，八字军达十余万人众，绵延数百里，“皆受王彦约束”。为此，王彦成为金兵的心头大患。金军专门召开军事会议，准备集大兵攻打王彦的营垒。结果，一位剽悍的金兵首领居然跪在地上哭泣着说：“王都统的营垒坚如铁石，实在是不太好办。”
遗憾的是，岳飞与这位王彦对不上眼，二人发生冲突。而且一气之下，岳飞拂袖而去。按照大宋军法，凡部属擅自离开主将，均以逃兵论处，罪当斩首。岳飞不可能不知道这条军律。但是宁愿顶着如此重大的罪名离去，很有可能是这两个人同性相斥、实在是互不相容的结果（3）。
他们都自视甚高，个性都很倔强，军事才华不相上下，同样是坚定的主战抗金派，两个人对当朝的两位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同样不以为然，同样当面言辞激愤地忤逆过两位宰相。王彦领导八字军抗金，威震河朔，并屡屡冒犯当朝权贵；于是，很早就犯了忌讳，被剥夺兵权转成文职官员，成为治理一方的地方大吏。当时的舆论相当为他不平和惋惜。但是王彦却由于事亲以孝，居官清廉兼才干出众而很快在文官的职位上也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