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官商风流-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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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底气要硬些，换句话说，国税的后台比地税硬，地税是争不过国税的。”

“其实说来，要是地方上能硬气些，就应该与中央搭台唱戏，强烈要求把税种的划分上升到立法的高度，目前的这种财政集权不是通过法制化来实现的，因此随意性很大按照分税制规定，中央主导税权，只有中央具备税种设立权力。在税种设立时会启动法律程序，但在具体划分过程中，则由财税部门通过自己的行政性文件加以具体界定。这容易造成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争税的情况。在划分税源上，中央不立法，法律程序也不走，财政部一纸文件，很多税源就归了国税。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我们东陵市的大额骗税案让地方派在分税制改革的事情上边没有了博弈的底气，立法的事情自然也就不了了之。前段时间报纸上边就此事已经打过了口水仗，不过最后显然还是中央胜出了一筹。”

“其实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立法权的先后顺序的问题，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要求中央和地方都有立法权。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央税收立法权的行使优先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必须服从于中央的税收立法权，地方税法不能同中央税法有相悖之处。这种要求之下，地税似乎成了后娘养的，与国税之间的矛盾只会更加的凸显出来。而且，按照这份文件里边的说法，这里边规定，把需要由全国统一管理、影响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税源集中、收入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税权（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均归中央；把与地方资源、经济状况联系比较紧密，对全国性商品生产和流通影响小或没有影响，税源比较分散的税种划为地方税，税权归地方；把一些税源具有普遍性、但征管难度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立法权归中央，司法权和执法权可归中央也可归地方。这种强制性的立法规定，注定了国税与地税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国税天生就处于优越的地位，地方上边的既得利益受损，不和中央扯皮闹矛盾才怪。这种行为，完全就是中央变着法子从地方的口袋里边捞钱，地方上边自然不乐意了。”

唐天鸿赞同的点了点头，他是经济学科班出身，是国内最早的一批经济学硕士，之前不大关心分税制改革的事情，所以很多东西不大了解，不过这会儿听了唐昱的解释倒是明了了不少，不过还是对着苏慕儒叹息了一声，两人相视而笑，尽在不言中。

他们两个自然知道，唐昱能看得到这些东西，自然也有其他人能够看得到，中央制定政策的大佬也不会看不到，不过最终是以这样的文件形式下发，说到底，还是利益上边的博弈罢了。

苏慕儒叹息一声，对着唐昱道，“你小子，对这些东西了解的倒是清楚，怪不得沈省长说你最能把握到中央的思想，这些东西，有些若是不点出来，可不一定能想得到，不过中央这次的分税制改革，那是势在必行了，前面的弊端积累的太深，若是不改革，中央勒紧裤腰带也过不下去了。”

叹息了一声，“这次之所以中央迫不及待的要进行强势的税制改革，而且还让朱延山副总理来挑头，那实在是中央也穷怕了。”

第一百二十四章分税制改革（中）

新时间：2011951：15：46本章字数：7937

唐昱也赞同了一声苏慕儒的说法，中央却是是穷怕了，这才有了这次的税制改革。

事实上，他对于分税制改革的背景可要比苏慕儒了解的清楚的多，不仅有前世的记忆，还有这一世专门收集的资料。当然，大多数还是源自于前世的记忆，源自于前世在社科院充电那段时间的疯狂涉猎，至于这一世收集的资料，却是为了说话之时不说露了嘴。

事实上，在**十年代的时候，中央的财政已经到了悬崖的边上，不得不进行改革。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的中央财政就陷入了严重危机，由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状态。中央财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国防、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

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国内开了序幕，这才有了苏慕儒手中的那份文件。

在唐昱前世的记忆之中，九十年代初的那会儿，中央财政窘迫到了极致，好像是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有一个大的窟窿，因为前一年税收只有2970多亿元，很多地方非常困难，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中央没有钱给地方。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出于无奈，要各省作“贡献”，从1000万到1亿元不等。

原本每年财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做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可是那一年的财政会却变成了变相的“募捐”会。据唐昱看的某些文字资料描述当时的事情，一些财政厅厅长当场和中央财政部翻脸说：“跟我要钱，我可没有！”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反目”。

而也这是那次的反目，才促使了中央下定决心要充实钱袋子。

唐昱记得，前世的时候有个经济学家还专门评论过那次的财政会议，评论当时的“反目”到底有没有道理？

事实上，按照当时的说辞，人家地方上是有道理的，有人家不给钱的理由！就比如广东，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包干“契约”，广东每年只向中央财政上交22。74亿元，递增9％，再要钱就超出“合同”范围。但是，让财长下不来台的是，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广东很多优惠政策，就连关税都留给了广东，中央财政遇到困难，要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

在唐昱的记忆中，他在社科院充电的那会儿看过的资料中似乎提到，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名为“借”，实为“取”，就是要地方“作贡献”，有借无还的买卖，地方上边自然不乐意。

财政会议还向地方“压”税收指标，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来，中央财政下一年度就无米下锅。因此，财政会议上“罗圈架”打得不可开交，税务局长跟财政部“打”，地方财政厅厅长也跟财政部长“打”。税务局说：我们收不了这么多。财政部坚持不让步。当时，几乎所有省份对中央下达的税收指标提出异议，特别是富裕地区。

那个时候，据说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一开就是半个多月到20天，会上不是认真总结财税工作，变成人们为“领任务”，分税“收指”标而争执不下的会议。

也正是中央的钱袋子太空，中央被穷怕了，在财政过于穷迫的背景下边，才有了朱延山这位向来喜欢大刀阔斧整改又有着铁血手腕的人士进行这次分税制改革。事实上，中央对于重用朱延山副总理这样的人也是很有用意的，有些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做，不同的事情就需要不同的手段来。

关于当年中央财政的窘迫，唐昱的记忆里边有这样一组书记，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当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银行挂账。中央财政非常困难，唐昱好像记得，当时的财政部部长似乎某个刘姓人士向分管银行的朱延山副总理借钱，朱延山当时没有答应，而是开始酝酿分税制改革的事情。

其实在那种情况下，中央的财政已经难以维持下去。

好像是1993年上半年的一些指标发出警示，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唐昱不太记得前世的具体数字，不过他这一世通过沈睿鸿也收集了一些资料，唐昱把那些资料拿出来分别给唐天鸿和苏慕儒看，资料上边，中央的财政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唐昱的脑中还有一份当时的数据，那时候整个财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2％，按可比口径也仅仅持平；工商税收14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12％，去掉出口退税10％，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4％。而1993年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1％，上半年达到14％，比1992年GDP增长12。8％高出不少。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比例失衡，全国生产增长速度很高，而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

税收增幅小，开支却大幅增长。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多方出现：粮食收购财政亏损性补贴资金不到位；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很多重点建设卡着脖子，如铁路、港口、民航等。按照往年的进度，重点建设资金上半年至少要拨付全年的40％，而1993上半年为19。5％，差了将近一半；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出口企业缺乏流动资金。

与此同时，需要由中央财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一分也不能少。在朱延山副总理宣布财政再困难也不能到银行透支之后，所以那一年，刘仲藜三次找朱延山副总理，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自然没借来。当时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

财政紧张到这种状况，引起朱延山副总理的高度重视。

那时候的他已经意识到，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会垮台，这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关于分税制改革，在中央早就进行过讨论，只不过一直没有一个可行性的措施制定出来，也没有人去挑这个担子。

在唐昱的记忆之中，前世的时候，是在1993年7月的时候，朱延山副总理来到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说过这样一番话：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但中央支出却占50％多，收支明显有差额，中央只好大量发债，不然维持不下去。去年，内外债务，向银行借款900多亿元，今年预计1000多亿元，中央背着大量的债务，而且越背越重，中央财政困难，而且是加剧的趋势。一般来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60％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占40％，地方占60％。但是我们正好相反，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这种状况是与市场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必须调整过来。

不过这一世的情况显然有所改变，因为骗税案的发生，促使朱延山副总理关于税制改革大变动的提前发动，七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具体的流程，开始了与地方上边的谈判，开始了草案的修改。

中央的财政为何穷迫到了这个地步？这一世很多人都在分析这些东西，这份税制改革的政策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不过很显然，前世之时唐昱在社科院里边接触到的东西被完备，到了2000年后，随着某些分析软件和数学建模的出现，很好的分析了那个时候的中央财政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具体来说，8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持续性的高速经济增长。1980年—199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率为9。5％。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动和促进国家财力的同步增长。当时，财政部透露，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2年的14％，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已经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为什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为什么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是什么造成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已经陷入“弱中央”的地步？就唐昱前世所接触到的绝大部分资料都显示，这是因为当时税收体制造成的结果，是因为税收已被“包”死了，中央没有增量。

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国内的财政体制始终处于多变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1993年之前，在40多年里，国内的财政体制变动了不下15次，最短的一次财政体制只维持了一年，这种频繁改变的财政体制，自然是罪魁祸首之一，不过也仅仅是之一。

当时，全国的财政体制大体上分为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另外还有五五分成的分税制试点。这种状况，被形象地比喻为“一省一率”的财政体制。

老财政体制的弊病，从沪市和京城可窥见一斑。沪市实行的是定额上解加递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财政收入165亿元，100亿元归中央财政，65亿元归地方财政，每增加一亿元，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结果，沪市实行财政包干五年，年年财政收是163亿元——165亿元之间，一点没增长。对京城采取的是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约定的年增长率是4％。5年之中，京城每年财政增长为4％。分税制之后才发下京城隐瞒了98亿元的收入。

所谓承包是“包盈不包亏”，即使包上来的也跟不上物价上涨，物价一涨财政就又缺了一块，这些都造成了税收来源困难。同时，地方承包了以后，就有了这样一种心理：我增收一块钱，你还要拿走几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点都不拿了吗？于是就出现了“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的现象，给企业减免产品税，造成“不增长”，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用。最后生产迅速发展，而间接税（产品税）收不上来。如此，中央收入被“包”死了，“包”到了中央财政困难的窘境。而地方的日子相对于中央财政要好过得多。

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财税体制应该是稳定和规范，并且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公平及透明的分配体制。而国内家当时频繁的、轮番变换的财税体制，造成了地方对中央极大的不信任以及互相猜疑，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你如何改？怎么改？更不知道未来的预期。

由于“税”收不上来，政府开始打“费”的主意，到80年代中期，没有办法就出现了“能源交通基金”，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10％（整体约100多亿），来补充中央财政的不足。到1989年还是过不下去，财政受到政策体制的限制，又出台了一项政策，叫“预算调节基金”，同样的口径增收5％，而且那时候每年财政会议之前，总要千方百计地出台一些收费措施。

正是因为这里边种种不合理的制度，造成了九十年代初的那种财政窘迫的事情。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朱延山副总理挑起了分税制改革的大梁，仔细的分析了种种弊端之后，大刀阔斧的实行了分税制的改革。

与前世有些不同的只是，分税制改革的时间因为唐昱重生的蝴蝶效应而提前了，分税制改革的力度因为唐昱的蝴蝶效应而增大了，至于其他的，大方向上边基本没有什么改变的，朱延山副总理，依然是挑大梁的人，他的手腕，依然是大刀阔斧的铁血手段。

事实上，根据唐昱前世在社科院的了解，早年的时候，当时分税制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设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边就有人提出相关设想，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环境没有要求实施分税制的动因，也不具备实施分税制所要求的市场经济财税体制，计划经济下是无法搞分税制的，所以遭到了几个省的强烈反对，因为这直接触及到了地方的利益，因此这次尝试没有成功。

后来在1990年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中提出，要在“八五“期间，有计划地实施分税制。鉴于当时的状况还要不断完善财政包干制，也是在那年，财政部提出了“分税包干“的体制方案。

至于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