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美)-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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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多元参与的核心问题，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中介组织。中国中间层的薄弱决定了社会中介组织的薄弱。在分析中国第三部门时必须指出一点：我国现有的社团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多数并非在中上层及中等收入阶层自发要求下产生的。
　　　　改革开放以前，社团组织处于政府严格控制之下。“文革”前的一百多个全国性社团与6000多个地方性社团组织，至“文革”期间也全面陷入瘫痪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各类社团组织开始復活。截止1996年6月，全国登记在册的社团组织已有1800多个，地方性的接近20万个。从其起源来说，分为几类：一是由党政机构发起创办的一些社团组织，如各地的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等，就是政府为了对这些行业加强管理而产生的社团组织；二是由企业、事业单位发起创办的社团组织，比如一些行业协会，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等；三是一些联谊性质的协会，如校友会等等。在这些社团组织中，比较活跃的是各种名目的研究会、校友会、行业协会、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私营企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等。众多社会团体中，除了校友会联谊的民间色彩较强，基本上不受政府控制，其余各种协会均在政府严格控制下以“半官半民”的身份进行活动。许多本该由行业协会干的事情，却都由政府干了。这些中间组织（包括私营企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在内）的主要领导均由政府委派，享受公务员待遇。它们大多具有两张面孔：对政府，它代表企业；对民间，则代表政府，其身份颇有“一身而二任焉”的味道。对社会团体的管理，政府也经由了一个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1976…1988年间是混乱的多头管理，没有统一的社团登记管理。198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以后，社团管理工作归口于民政部门。1989年春天以后，政府认识到社团管理工作的重要性，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建立了社团的双重分层管理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所有的社团组织接受双重领导，一个是登记管理机关，二是业务主管单位。1998年颁布新的条例（名字相同），强化了以前的薄弱环节。（20）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组织是所谓“三师”：会计师协会、审计师协会、律师协会。由于会计师的职能与审计师的职能有许多重叠之处，这两大协会于1997年合并。会计师协会代表公信，而律师的天职本是代表委托人的利益，不应该与法院合流。但这两大中间组织在中国与政府的关系，很能说明现在中间组织在中国的状况。律师在中国社会的信誉极差，涉讼双方的官司输赢，并不完全取决于事实是否违法，而是看谁的律师手腕高明，在法院“玩得转”，行内有句话：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我曾听到不少律师承揽业务时的说话，他们所夸口的主要理由竟然都是自己与某某法官很熟，律师与法官勾结起来办案的事情发生，甚至还出现律师身兼一案的原告与被告诉讼代理人的奇事。从目前的社会评价来看，律师这一行业的社会声誉极为不佳。
另一个中介组织会计师协会的情况略有不同。这种情况主要是由职业特点决定。中国企业的年度审计，经理厂长离任审计，国有企业进行股股份制改造以及股票上市均需要国家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或验资报告。这些企业之所以需要审计，不是为了改进内部管理，优化资产结构，而是政府规定必须如此做，因此他们形式上必须通过审计这一关，以应付政府主管单位。所以这些企业请注册会计师审计，他们需要的恰好不是会计师的敬业精神，而是会计师违背职业道德的灵活性。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不能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就会失去业务。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因业务竞争压力太大，只得被迫出具虚假不实的财务报告。因为行业自律太差，1998年全国共有478家会计师协会分别受到撤销、警告、整顿、暂停执业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处理，其中103家事务所、近千家分支机构被撤销，5300多名兼职挂名人员被清理。（21）
　　　　因为会计师行业因违法付出的成本（即受惩罚的机率与惩罚度）高于律师行业，关于会计师出具伪证明与伪报告的事情屡被披露，其结果已导致中国中介机构的信誉危机，以至于中国大陆的公司与企业到境外上市，由大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及审计报告无效。在这种强烈的信誉危机下，这一行业已开始自省，但这种“逼良为娼”的社会环境如不能改变，这种自省不会对会计师行业提高行业道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尽管社团组织的发展面临许多问题，如不能捍卫其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利益，也基本上不能参与社会的公共决策过程，更不具备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块以前从未有过的、社会与政府都认可的“交叉地带”，只要这些地带继续存在，并且不受到人为的抑制，它在中国社会未来的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就会越来越大。毕竟这些社团组织在铁板一块的社会生活中为公民提供了一块非强制性、自愿参与的公共活动领域。

　　　　　　　　　　　　　　　　　　　　　　　　　　两极分化的高风险社会
　　　　改革之初，中国大多知识精英设想中国将进入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因为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社会，对稳定社会有极大好处：一、中产阶级是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的冲突会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很难有影响力。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三、中产阶级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私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以及几年来的股份制改造过程，都使人们怀有这样的期望，部分知识精英认为中国腐败有利于消除旧体制就是基于这种认识。
　　　　然而社会局势的发展却令人失望。由于中国以权力市场化为改革的起点，出现了严重的利益分化。现状表明，中国现在不但没有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菱形结构社会，其社会结构反而与南美国家、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等国相似，成了贫富悬殊极大的两极分化社会。本节的分析可看出，各个阶层的人数表明中国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上等阶层数量极少（1％），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的数量相对不足（15。4％），而下等阶层（69％左右）与边缘化群体（14％左右）则相当庞大，80％以上的民众属于社会下层与边缘化群体，中产阶级（即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从数量来说很不发达。按照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来看，大学教育是造就中产阶级的机器，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让人们通过教育接受主导规范即中产阶级的规范。而中国现在能够到大学接受的教育的人毕竟只是总人口中的少部分。从中国现存的经济结构、教育结构与职业结构来看，中国现在缺乏造就中产阶级的途径。
　　　　阶层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从中国大中城市基本上已形成富人居住区，并形成一个个戒备森严的高尚住宅区，以及城市居民消费格局的阶层化——已形成专门供富人购物的各种精品店与专门供穷人消费的地摊等消费分层现象——可以看出。由于财富分配的源头是权力市场化，精英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替换，而中下层社会成员在现实面前明显感到自己的被掠夺——最明显的是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工人大批下岗，却没有一个经理厂长因此沦落到工人那种贫穷的程度，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破产转卖的企业经理还被购买者请去继续做总经理，这绝对不是看中他们的经营能力，而是在侵吞国有资产的过程中，这些经理厂长们配合有功——在这种相对剥夺感驱使下，他们的反社会倾向越来越明显，不断出现的城市恐怖活动，以及一些专门针对富人的人身伤害，还有国有企业出现的破坏生产活动，都是这种阶层冲突的表现。社会紧张程度可以从犯罪率的不断上升，杀人碎尸等恶性事件经常发生中管窥蠡测。

　　　　　　　　　　　　　　　　　　　　　　　　　　倾斜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现状从根子上来说，既是体制原因，也算落后陈腐的干部选拔机制的一种“报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几十年，选拔干部一直未形成一套合理的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民主机制，仍然停留在神秘化的封闭状态。由领导“发现”人才与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接班人”，至今仍是中国政府选拔干部的基本运作模式。这种模式容易滋生任人唯亲，跑官、卖官等消极腐败现象。前一向报纸上披露一个县委书记在其任上，先后“卖”了两百多个官位就是一个例证。
　　　　中国现在饱尝这种干部选拔机制的苦头。传媒不断披露的层出不穷的贪污案件与各种鱼肉人民的基层干部，仅仅只是其中很小部分。大部分案件因各种原因，传媒不能自由报道。从目前权力精英的所作所为来看，这是一个整体素质奇差的权力精英集团。作为权力精英，一般来说，除了具备较强的社会管理能力之外，还应该具有这样的基本素质：既要能为本阶级利益着想，还要能为其他阶层利益着想，只有让每个阶层在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分到一些份额，才是长治久安之策。而中国为数不少的权力精英们，既不能为其他阶级的利益着想，甚至连为本阶级的共同利益与长远利益着想都做不到。不少人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只要其位置具有含金量，就与贪污腐败结缘。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必然没有前途，这就是他们一方面高喊“社会主义中国好”，另一方面却将其子女亲属通过各种途径送往国外的真实缘由。
　　　　目前中国的经济决策中，也出现了一个与以往二十年不同的特点，即越来越多的政策，不再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而是明显地赐惠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许多关系到国民经济兴衰的重大政策，如调整重复建设造成的畸形产业结构、解决银行的坏帐等，因与部分政治精英及经济精英的利益密切相关，始终难以真正解决。而一些与调整产业结构直接相违背的政策，如小汽车生产已严重过剩，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现状也跟不上，却一直在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继续“发展”。房地产大量过剩，造成了银行大量贷款冻结，但却还在继续建造，明知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不行，但因降价触及到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一直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一些有助于缓解社会不满的政策，如堵绝公车私开、减少公费吃喝、防止对农民的乱摊派等，却大多是在各衙门中旅行的公文。而一些运用公众资源，为特定利益集团谋利的政策，却出台迅速、实施果断。近两年来一系列的裁员、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都明显是加快衰退、增加社会冲突的举措，但其减轻国家负担的意图则十分明显，出台十分迅速。最典型的例子是1999年上半年用政策与国家舆论在证券市场上“造市”，这一举措的实际结果是便利一些利益集团先用公款或银行贷款将低迷的证券市场拉高，再伺机出手，让普通股民去承担股市回落的损失。这种饮鸩止渴、不利于国家稳定的政策居然能够行之于世，说明参与决策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极为短视，对由他们亲手塑造的中国未来已丧失信心。
　　　　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在精英与民众之间其实已进行了选择。出现这类倾斜，除了与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早已倾斜有关外，还与整个社会已成为一个“寻租社会”有关。近几年来，经济上发迹的一部分政治和经济管理精英，对经济政策的方向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并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其着眼点基本上放在一点：是否有利于自己这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关心的是如何保住权力地位，保住自己能插手操纵的资源和机会，以及如何甩掉或减轻政府所背负的维护社会大众利益的包袱，而少部分知识精英则正在论证这样做的“合理性”。
　　中国这条“船”正在由不少掌权的“精英”们共同努力将它凿沉，而部分权力精英们却早已为其家庭成员们准备好了后路：做不成共产党的官，还可以到国外当寓公。

　　　　　　　　　　　　　　　　　　　　　　　　　几点可能出现的变化
　　　　　　　　　　　　　　　　　　其它力量对新闻媒体的渗透

中国的新闻媒体一直受共产党政权的高度控制，一直存在泛政治化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传媒经营制度曾一度松绑，扩大了报纸自主经营权，中国新闻业出现了政经分离化发展的趋势。但至今为止，所有的传媒仍然基本上受政府控制，私人或私营机构至今从法律上来说，还无法在报刊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中国政府让部分报纸自筹资金办报，让它们“到市场经济中闯荡”这种做法——报刊业将其称之为“又要捆住手脚，又要一脚将你踢下海”，迫使不少报业在不触犯政府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与大众接近。
　　　　党报与大众报纸的区别在于：前者因是吃皇粮，在编辑方针、报道内容方面都不敢有所创新，可说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大众报纸主要靠市场而活，以通俗化与娱乐化为主。虽然也有少数媒体敢于发一些比较大胆的批评时政的文章，但基本上受到严格监控，经常受到黄牌警告。2000年1月广东《南方周末》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即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又一例证。近几年经济形势不好，政府加大了对传媒的控制力度。然而也就在近几年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不少经济实体出面暗地里收买一些报刊杂志——这种收买不被政府部门认可，只是由报刊杂志主管部门与企业私下里签合同，双方按约定的办。对于企业来说，这样做的风险比较大，因为一旦被政府主管部门发现，或者另一方毁约，利益就可能受损。
中国政府控制传媒受到的另一挑战是科技进步。网络的普及改变人们的生活状态。随着网络在中国35岁以下人群中的普及，中国政府监控传媒的手段正在受到严重挑战。估计中国传媒完全受控于政府的局面会在近几年有所改变。
　　　　由于媒体是民主化建设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台湾国民党失去“党天下”的主要原因就是先开放报禁，而开放报禁的必然后果就是开放党禁，将国民党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故此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的疲软，失业下岗人员增多，政府的贪污腐败现象有增无减这几种情形同时出现的是对传媒的严格控制。1998年新闻出版界出现短暂松动以后——这一松动被敏感的外国传媒名之为“北京的春天”——中国共产党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自1999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的报刊业整顿，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目的是削弱非官方媒体的力量，但结果却与预期的目的有差距，极有可能带来报刊业的新一轮资源重组。
　　　　
　　　　　　　　　　　　　　　　　　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引起了全世界华人的关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