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九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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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西海路通商的关键点，“为世界交通之第一等孔道”。而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在考察世界各大城市特征后指出：“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形势上比广州更优越。”
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序幕的拉开，广东在中西通商上的经济地理位置凸现出来。随之而来的是，广东在中国的位置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梁启超所预言的那样，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考察中国现代史时，建立了认识中国的“沿海/内地”的理论框架。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是沿海先行，逐步过渡到内地，在西风的吹拂下，沿海成为“新”中国，内地则是“老”中国。林语堂、亨丁顿则重建了“南方/北方”的理论框架。南北之分在中国由来已久，但以前南方与北方总是平分秋色，而且南方是不包括广东的。而在新的“南方/北方”的视野中，对北方的批评多了，对南方尤其是广东的褒奖多了。亨丁顿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大抵纬度数目低一些的部分的人文的进步要比高一些部分的稍逊一筹。而在中国，人文状况，却是进步在南，而比较不进步在北。亨丁顿尤其褒奖了广东，认为广东人奋发有为，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林语堂对河北与江南各有褒贬，但对广东则全是赞美之词，认为“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挂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
带着新的眼光在地图上再看广东，我们发现，广东寄托了人们新的想像与希望，能给中国带来新气象的想像与希望。
南方与北方
·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现代著名作家。1919年赴美哈佛大学留学，1922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留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6年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曾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1935年赴美，在美国用英文写成《中国人》、《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66年定居台湾。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体格上，习惯上，大抵异于北方人民，适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民族，幸而在中国文化之轨迹内，只有省域观念之存在，而未有种族观念之抬头，因而在专制帝政统治下，赓续数世纪之久，得以相安无事。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为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中国语言统一上之困难，中国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经数世纪之渐进的安静播植，而同化比较温顺之土著民族。这替中国建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友爱精神，虽欧洲今日犹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说的语言所显现之困难，亦不如今日欧洲分歧错杂之甚。一个欧洲籍人倘旅经西南边境如云南者，虽略费麻烦，仍可使其意思表达而为人所懂，语言的技巧在中国使其拓植事业逐渐扩展，其大部盖获助于书写之文字，此乃中国统一之显见的标识。
第二章 奇崛的生态圈（2）
此种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时令吾人忘却中国内部尚有种族歧异、血统歧异之存在。仔细观察则抽象的“中国人民”意识消逝，而浮现出一种族不同之印象。他们的态度、脾气、理解各个不同，显然有痕迹可寻。假使吾们用一个南方籍贯的指挥官来驾驭北方籍贯的军队，那时立即可使吾们感觉，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为一方面，吾们有北方人民，他们服习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个子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喜啖大葱，不辞其臭，爱滑稽，常有天真烂漫之态，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脑筋来得保守，因为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颓，如不甚关心者。他们便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争皇位之武人的生产者。此辈供给中国历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国许多旧小说描写战争与侠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
循扬子江而至东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异。他们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男子则润泽而矮小，妇女则苗条而纤弱，燕窝莲子，玉碗金杯，烹调极滋味之美，饮食享丰沃之乐，懋迁有无，则精明伶俐；执戟荷戈，则退缩不前；诗文优美，具天赋之长才；临敌不斗，呼妈妈而踣仆。当清廷末季，中国方屏息于鞑靼民族盘踞之下。挟其诗文美艺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孙。
复南下而至广东，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挂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又有一种奇俗，盖广东人犹承受着古代食蛇土民之遗传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见广东人含有古代华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强度混合血胤。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至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
因往来贸易而迁徙，与科学时代应试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结果，自然而然稍稍促进异种人民之混合，省与省之差异性乃大见缓和，然大体上仍继续存在着。
（选自林语堂著：《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林语堂对“北方”和“南方”人各有褒贬，但对广东却全是赞美之辞。
《中国人》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之作，原书用英文写成，原名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被译为《吾国吾民》。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它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西方人能够比较确切而客观地了解中国。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不小的轰动，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在西方广为流传。
广东九章 第二部分
第三章 文化的基因谱（1）
人文以化成。人与历史俱逝，而文章长存，故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文章之中，我们找寻岭南文化的基因谱；从岭南文化的基因谱中，我们找寻岭南文明的演进轨迹。从岭南文明的演进轨迹中，使我们知道，岭南何以有今日，使我们预知，岭南明天更辉煌。
“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赵佗的《报文帝书》，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岭南最早文献，反映了岭南早期的文明和文化水平。文章代盛，文宗代出。西汉杨孚为了反对朝廷向岭南等地索取珍异之物，撰写《南裔异物志赞》，成为最早的岭南著述。唐张九龄，岭南第一进士，开创岭南诗派，被张说誉为“后出词人之冠”，李白、杜甫、王维极为推重。广东文章，自此独步中原，法传千古。元末明初，孙等人结南园诗社，互相唱和，成为当时中国五大地域诗歌流派之一，并以群体的力量和影响，极大地推动粤诗和岭南文化的发展，改变了此前粤人虽有大诗人，而一地文化风气终难兴盛的状况；粤人文化心理，也因此改变，敢说“南园五先生”，“轶视吴中四杰远甚”。明陈献章，创白沙心学，为王阳明（守仁）前驱，是完成理学历史转折的关键人物，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岭南学术，第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明末清初，又有“岭南三大家”并起，足可与“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孽）相抗。清人洪亮吉说：“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岭南文化以其僻处一隅，虽时有不逮风气之嫌，也有静处自守自得的好处，即是说它不会太追逐潮流，而坚守某种优良的文化品格，或有自出机杼的创造。陈白沙、湛若水是创造的代表。岭南三子是坚守的代表。自此而后，经过阮元与张之洞先后十数载的督粤，兼之风云际会，广东文化，就渐渐走到全国前列了。
在岭南文化的基因谱中，校庠、谱牒、师道，皆为薪火相传之链接。链接之间，师道存焉，文化兴焉。岭南师风传承，足堪千古者，先有张九龄与张说，后有区册韩及阳山人赵德及潮人韩愈，南园五子与后五子，陈白沙与湛若水，岭南三忠与岭南三大家，康与梁，陈寅恪与刘节……其中最感人者，莫如湛若水之于陈献章。湛氏宦游各地，每到一处，必建书院以祠先师，而在学术上，却并不拘泥于先师。这种师道风范，足堪独步千古。岭南文化就在这些师道风范的典型之间承传、发扬、繁荣。
岭南文化，渐臻于盛，既有赖于自身积累的沉淀，亦有赖于他山之玉的攻错。韩愈先贬阳山县令，再贬潮州刺史，诗人不幸粤人幸，屈大均说：“自韩昌黎入粤，粤之人士与之游，而因以知名于世者……至今粤人以为荣。”有意思的是，韩愈本人言辞之中是瞧不起岭南的。他为岭南人做了些好事，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好官员而已。但岭南人只记下他的好处，并将之无限发扬光大。这就是岭南人的优点，这就是岭南文化最优良的基因之一。对此，后来的苏东坡非常羡慕，自认所作《潮州韩文公碑》将不朽，大约看到了粤人对韩愈持久的崇拜。幸运的是，岭南人也这样对待他。“自从坡公谪岭南，天下谁敢轻惠州。”坡公的声名与岭南人的持久崇拜是相得益彰的。这种基因的优良，更表现为雷州人对一些文化过客的念念不忘，并为之建十贤祠以尊礼。文天祥说：“诸贤何以得此于南海，南海何以得此于诸贤乎哉！”如此，可以说广东人是从善如攀，近乎伟大了。广东地处僻远，而能有今日的文化成就，良有以也。
雷州十贤堂记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2），字宋端，又字履善，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年二十，举进士第一（状元），累迁湖南提刑、赣州知州。元兵入侵，勤王拜相，声震中外。往使元营，被强留。逃出后继续抗元，后被俘不屈而死。在狱中写下的《正气歌》，为千古绝唱，激励着一代代中华民族有志之士。
国朝自天禧、乾兴迄建炎、绍兴百五十年间，君子、小人消长之故，凡三大节目，于雷州无不与焉。按《雷志》：丞相寇公准以司户至，丁谓以崖州司户至；绍圣后，端明翰林学士苏公轼、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门下侍郎苏公辙，以散官至；苏门下正字秦公观至；枢密王公岩叟，虽未尝至，而追授别驾犹至也。未几，章惇亦至。其后丞相李公纲、丞相赵公鼎、参政李公光、枢密院编修官胡公铨，皆由是之琼、之万、之儋、之崖。正邪一胜一负，世道与之为轩轾。雷视中州，为远且小而世道之会，乃于是观焉。
第三章 文化的基因谱（2）
我度皇之九年，诏大府寺簿虞侯应龙知雷州。侯，雍公曾孙，有文学，凡登朝，必与史事，诸所衮钺，得《春秋》大旨。植之风声，尚有典刑。其至雷也，考图谍，访耆老，顾瞻山川，惄如有怀，乃黜丁氏、章氏，自莱公｛1｝以至澹庵｛2｝，凡十贤，为祠于西湖之上，使海邦兴起前闻，一朝皂白知所以劝，敬贤如师，疾恶如仇。侯所为，岂刀笔细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诸贤冠冕于此，俨然而威？自太守诸生以下，敬共登降，制币荐奠，如先圣先师。人有常言，“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诸贤何以得此于南海，南海何以得此于诸贤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礼，稽诸司，败岭海则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汉唐所及。虽施之奸回，容有伤惠。而贤者失路，靡不获全。祈天永命，万有斯年。噫嘻，盛德事也，祠经始于十年九月，十月吉日落成。侯谓予同馆，走书数千里至赣，属予记。予不敏，叙其凡。复为《迎送神辞》，使祀则歌之。辞曰：飙风起兮云黄，万里兮故乡。桃茢兮祓不祥。何怀乎斯宇兮，惟独有此众芳。海可竭兮神不可忘。五岳为质兮，三辰为光。保我有国兮，万年其昌。
（选自乾隆《广东通志·艺文》）文化是要靠建设的。文化有时如雪泥鸿爪，稍有轻忽，则失之交臂，人民因此或受蒙昧之苦。雷州十贤祠，今日尚存。而这十贤之中，多数只是途经或短暂停留。但主政的官员和雷州人民，敏感地抓住了这相对于雷州来说稀有的资源，并把它无限放大（立祠的举措及其效果）。就像一个流行歌星，比如说“超女”过境，会激起无数的狂热，文化的魅力可不止于此，它能越千年而弥醇。湛江能成为广东一方重镇，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现代意义上的大港口或者其他，文化的传统，当是其灵魂吧。
2005年10月，顺德发现文天祥后裔墓群。据考证，为避免灭族命运，文天祥长子景贵在新会崖山附近不知所终后，次子景宗举家迁往与世疏离的顺德马岗岛隐居。又新会崖山附近，新近也发现了文天祥的战友、曾任南雄知州的温文宁家族墓群。
第四章 潮流的风向标（1）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渊源独具的人文传统，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广东在近代中国成为时代潮流的“风向标”，第一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中国传统文化，在心理积淀和思维惯性上，患着一种顽症：僵化而不鲜活，封闭而不开放，复古而不创新，沉浸在天朝盛世的迷梦和幻想中而欠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这些顽症又如同重重迷雾，笼罩了整个中国。当西方正在一日千里地大步前进时，东方巨龙却在沉沉入睡。
在广东，由于“其民习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又加之“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因此，“广东言西学最早”（梁启超）。潮涌南海，风起广东，一场热带风暴从广东登陆，吹向中国内陆，它带来的狂风暴雨，驱散了重重迷雾。它带来的惊雷闪电，震醒了沉睡神州。
《时务报》、《知新报》、《岭学报》的创办，打开了国人的眼界。万木草堂、广雅书院、岭东学堂的讲授，传播了新的知识。
广东人容闳，以“从娃娃抓起”的远见卓识，传导“中国要正视世界”，要用西土文化“浇灌中土”并“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的理念，组织学童留美，但“北人应者极少”，“来者皆粤人”。而正是这一批学童，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
当中国人还沉浸在中兴盛世的幻梦中时，广东人郑观应最先喊出了“盛世危言”，提出了富国安民的自强之道。郑观应的大声疾呼，深深影响了后来的一代伟人———毛泽东。
当中国人还顽固地保守着“祖宗之法”时，广东人康有为却感受到了新的风气，他在家乡的“思想骚动”奠定了一生的志业。维新变法的潮流也在广东酝酿。
文学的新潮流也在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