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泪是金-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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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
“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我问。
“很茫然。”赵小刚抓过一把广告宣传材料，说：“这些活倒是能赚点钱，但不是我的专业，我是学农艺技术的。在首都这个现代化大都市里，这门技术用不着，可这儿能赚到钱，可以让我随时随地看到未来世界的最新发展动向。我的老家虽然可以用上我学的农艺技术，但没有钱呀！连口水井的钱乡政府都不知勒紧了多少回裤腰带，我这一身技术又有什么用？与其那样，还不如先给老家那儿减少一个吃国家救济款的人……”
我无法断定赵小刚的理论是对还是错，但是他提醒我们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不愿回到边远和贫困地区，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以追求个人前途与改善自我生存环境为中心的这部分学生，从他们发愤读书想跳出“农门”的那时起，就已经失去了对故乡的回报之心；另一部分大学生确有志愿到大学里好好掌握知识后，将来回到贫困的家乡改天换地干一番大业，然而贫困落后的故乡却无能为力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战场，使之慢慢丧失了原先的那份改造与建设家乡的热情与抱负。这就不得不使我们的大学尤其是在进行对贫困生帮助的工作中提出更深层次的要求。单一的为解决他们在大学完成学业而去为其减免学费、为其寻找勤工俭学岗、甚至为其不辞劳苦地到社会上求爷爷告奶奶地拉赞助远远不够，更重要的一点是，还要给他们在理想与人生观上进行“精神帮困”。有资料表明，1997年教育部直属院校共有本、专科毕业生64990人，到广东、江苏、山东等发达地区和留在北京、上海的就达34502人，占毕业生总数的53％，而回到十大边远省区的只有3793人，仅占总数的5％。如此巨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至少约有一半以上的贫困地区出来的贫困大学生没有回到他们本该回去的地方。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有一项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中有783％人明确表示不愿到贫困地区工作。我也曾对中国农业大学的10名贫困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10人中有6人表示只要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可以每月赚到800元以上工资的工作，就不会再回老家了——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所指的工作都在不能解决工作关系和户口的前提下。那天在林业大学采访时，正好有两位女生在与老师商量留在北京自谋职业的事。这两位小姐都是林业大学的“委培生”，现在她们毕业了，照理应该回原籍，可她们说：“我们宁可出几千块钱还清委培费也愿意留在北京。如果毕业回去给你分配到一个永远出不来的地方，一辈子不就完了！”我问她们在北京有没有工作意向，她们说还没有找到，“反正慢慢找呗。”看来她们的决心很坚决，大有一种义无返顾的气概。其中的一位说：“留在北京一方面能赚点钱，另一方面我们还想考研。假如回到老家，这种机会几乎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但在北京是可能的。我们的师姐们有好几个走的都是这样的路子。”原来她们心目中还有另一番天地，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追求？
可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在“可是”上，可是如果我们国家每年为贫困地区培养的20来万学生（全国高校每年招生约100万，贫困生的比例按官方所说的20％计算），都不回原籍，那么我们那些贫困地区是否就永远的不辞辛劳地送出一批批秀才又永远的照样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我不禁想起有篇报导说，甘肃有个贫困县，每年都培养出许多大学生，乡亲们年年敲锣打鼓欢送他们离乡求学，但几乎不见一个学子毕业后回来，小县依然一贫如洗……
说不清是我们的帮困工作是否助长了贫困生们更加立志离开故土的心愿，还是济贫本身就在造就人们追求富有的心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有些贫困生在被别人的真诚帮助与关心时，他的思想和意识却在悄悄发生另一种变化——南开大学学生处的刘老师给我讲了这样一位学生：此人姓洪，是95级学生，家在江西农村，是个孤儿。在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就因交不起学费而迟迟没来校报到。我们就写信打电报告诉他不管什么情况，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妥后来学校报到再说。后来他果真来了，一看是个非常可怜的苦孩子，什么东西都没带。我向领导反映这学生的情况后，学校一路开绿灯为他注册免学费。我们南开大学的党委书记那天正好看到这个学生，便问寒问暖，又把他领回自己的家，让老伴给他做好吃的，用自己的钱给这学生添置了许多必备的物品。当时这个学生感动极了，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社会和所有关心他的人。因为是个贫困典型呀，所以这学生后来时时处处受到资助和照顾。后来发现资助他的钱老是不够，一查，倒好，他竟抽烟喝酒都学会了。学校组织贫困生勤工俭学，让他去干点活，那么简单轻松的活他干几下就甩手走了，你说哪像个经过贫苦家出身的孩子嘛！
上海高校里出现了更出奇的事：有位贫困生多次得到学校的补助与社会赞助，反正学校有什么贫困生好处的事他都比别人伸手伸得快，可是在毕业时这位学生为了不去教师岗位，脱离师范生身份时，竟一下拿出了一笔不小的现金。与师范大学毗邻的上海某大学这几年为了援助贫困生，该校从1994年以来，每年给贫困生们提供无息贷款，可是不少人宁愿不要毕业证书也不还贷款，至今这个大学有1000多个毕业证书锁在学生处的铁柜里。上海还发生了一件更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前年香港某公司到某高校兑现自己每年向25名贫困生发放每人每月150元生活补助费的承诺。这天公司老板派代表前去学校向贫困生发钱，学校为了让贫困生们接受一次爱心教育，便把几个年级的贫困生都召去一起参加兑现仪式。公司代表向25名大学生发完助学金后说：尽管我们今天只发给了25个同学，但你们中间确实还有非常困难的同学，我们公司也将视情况予以考虑。他的话刚完，台下的学生竟在没任何指挥下排着长长的队伍，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台上走去。那公司代表惊得目瞪口呆，站在一旁的老师们则面红耳赤地冲上去拦住自己的学生，但为时已晚……
曾有一位教育家早已这样呼吁过：贫困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贫困而扭曲了的心态。我们全社会现在都在济困，都在向贫困挑战，但那些贫困地区的县太爷、乡干部，则心甘情愿地坐在那儿被人高高地戴上“贫困县”、“贫困乡”的帽子，为什么？因为有了“贫困”这顶高帽子值钱，可以坐吃不愁，伸手来钱来物。我们的大学贫困生中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且为数不少。因此在解决这些学生的物质贫困同时，解除他们的“精神贫困”工作更为重要。因为物质贫困是暂时的，精神贫困将是一生的。
此乃警世之言。中国的高校“希望工程”一大内容，便是解决贫困生们的心理贫困，这个心理贫困集中体现在人生观的教育上。阳光和雨露，可以使小苗长成参天大树。但高耸的大树未必能成栋梁，如果是棵空心的树干那只能当作付炬的禾柴。我们所要扶助的是一代健康无私并勇于接受挑战的新时代大学生，当然不是那些目光短浅、极端自私的庸才。
不然，我们学校的领导、老师的爱心与苦心和社会上那么多挚爱与善良，只能付之东流，我们的许多广袤山区也将永远的依旧贫瘠下去，父老乡亲们欢送的小锣鼓最终也会不再响起……
其实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一些贫困生们的“心病”并不全是他们内在因素。社会分配的不公、就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使他们受伤的心灵又一次次地重创。
我看过一位自称是患了“忧郁症”的大四学生给报社写信诉说的自己心头的万般无奈：……已近毕业的我，本应该忙于找工作的事了，但现在我只能默默看着来招聘的十几个单位把同学们招去，而我不能参加。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是来自边远省份的，有规定必须回原省工作。有人会说：“回去建设家乡，有什么不好？”其实，我心中何尝不想回去？而实际情况是，每年有数万名毕业生回省工作，由于省内就那么寥寥几家比较景气的单位，因此关系网“广”不“广”，后台“硬”不“硬”便上升为第一条件，而成绩、在校表现只能退居次要。我一想自己几年学习的成绩被人忽视与践踏，就感到心里有气。每当我回想起4年大学寒窗，自己苦下功夫，从班尾升至班级前列，在班上也担任过干部，校级、国家级的奖励也拿过，就觉得自己应该不比别人做得差。但为什么在就业时就被无情地剥夺了与内地省份的同学的平等权利（他们中间有相当的人条件远不如我，却能去待遇好、发展前途大的单位）？我知道来自边远省份的同学中有的条件比我还好，剥夺他们与内地学生竞争的权利同样不公平。……一说到工作艰苦的地方，我们这些贫困地区来的学生，似乎就要理所当然地打头阵，凭什么我们就天生该得有这样的“特殊待遇”？如今已不是那个论出身的年代了，但“生源”这个出身却时常在提醒着我：“你来自边远地区，是与人不同的！”
这坦诚的女大学生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而严肃的问题，这便是不容忽视的大学生分配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政策性，常常照顾了“强者”，却忽视了“弱者”，这也是当今中国大学贫困生面临的一大难题。
他们由于“出生”不好，在内地就业时，无论你成绩多好、表现多佳，还是拿过什么奖项，但只要一看你是边远省份的，就会一连串“不要！不要！不要！”为此，他们满怀希望地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熟悉地区。可是当那些单位看着他们一张张金色的证书与奖状时，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们要不起，要不起！”偶尔也有要得起的，但却轮到我们的大学生自己要不起，因为进一家打破头都想挤进去的好单位，你没有当局长、书记的爸爸，你至少得送上千儿八百。如此种种，贫困大学生们就会发现，当他们满怀喜悦手揣毕业证书走出大学门后，自己却依旧是个赤条条的穷汉！
……你问我是谁，我也不知我是谁。
你问我到哪儿，我也不知我到哪儿。
于是，他们又一次漂泊在人生十字街头……
第14章：日进斗金的学府与举目无援的校族
1998年4月30日，一列特殊的火车从深圳出发，沿着新建成的京九线飞速向北，直驰祖国的心脏北京……
“到了，快到了！”在临近北京的时候，全车人顿时沸腾起来。当他们走出车站时，无数彩旗与喧天的锣鼓声使得站前的广场沉浸在一片欢庆之中。
“老兄，你们真够款的！”
“师弟，你们创下中国列车旅行史上一个奇迹！”
“那当然，要不我们怎么叫‘北大人’！”
“是啊，我们是儿独一无二的‘北大人’！”
这一天，中国和诸多外国新闻媒体都报道了有关一趟特殊列车的消息。原来这是在深圳和广州工作的600多名老北大生为参加北大百年大庆而特意包下的一辆“专列”。
北大人真牛！那几天，我一连听到好几位北京市民在评说有关此次“专列”时如此感叹。
北大人确实很牛，像这样包着专列去参加校庆，恐怕只有北大人才有这般气魄。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为北大人的这种气魄而自豪。因为北大人“包”之无愧，我想如果有一辆能载千人的“空中大客车”，北大人定会毫不犹豫地登机腾飞……
1998年5月初的那几天，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与喜庆，这就是北京大学的百年大庆。那几日，从共和国的主席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总理，从第一代北大人的百岁老翁，到刚刚踏进未名湖畔的年少学子，都在为同一件事兴奋。不夸张地说，北大百年校庆的隆重程度是中国几千教育史前所未有，或许也是空前绝后的。如果孔圣人活着，肯定不亦乐乎。先不说国家元首携全体中国主要领导者亲自出席在人民大会堂的纪念集会，也不说世界著名百校校长云集一堂的盛典，我所关心的是另一点，那就是北大百年大庆时所收受的“红包”有多少！
这一颇为敏感的问题，在北大筹备校庆开始校方有关方面就公开明确原则：百年校庆不流俗，拒绝商业味。给许多单位和校友的一份《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指南》上，更加清楚地标明校庆的宗旨是“弘扬传统，繁荣学术，面向未来，促进发展”，力图把校庆办成一个“教育节”、“文化节”和“艺术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北大的百年校庆确实办成了全中国的“教育节”、全中国的“文化节”和全中国的“艺术节”。我强调“全中国”，是其声势、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中国曾经举办过的历届此类全国性的节庆。
但是北大人很会玩，他们虽然把如此规模盛大的校庆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名校校庆，同时，却又喜气洋洋地在后台大大的收受了一串数目惊人的“红包”。下面是校庆办对外公开提供的一个数目：至校庆前一个月的1998年3月31日，25家中外企业向北大共捐助总额达15亿元人民币。其中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为北大图书馆新楼捐助1000万美元；香港泛华老板何柱国先生捐资3500万人民币；香港企新公司捐资200万人民币；日本企业捐资27亿日元；戴姆勒…奔驰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美国宝洁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三金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除此，校庆办还透露了另一笔红包“帐单：至4月9日，北大已与20多家厂家签订了价值共约3000万元的自负盈亏性质的制售纪念品合同。读者可以注意到，上面总约为18个亿人民币的捐资中，都是百万元以上的大”红包“，至于那些几十万、几万元的小”红包“则完全上不了榜。另外一个情况是上面这些数目都是在离校庆高潮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内收受的，可以想象，中国人过节都有一个传统习惯，那就是带礼参庆。北大在后来的4月30日至5月9日的10天大庆时间里，几乎先后接待了万人以上的各界名流与校友，那么这些人中所带的”礼“是多少，就可想而知了！我只听说许多企业与许多北大校友——现在也都是大亨，他们此次对北大的捐资，全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低调处理，即不张扬、不宣传的做法。像印尼金光集团捐资的200万元，其集团杨丽珠小姐把钱一放，只说”捐资教育“4个字后绝不多吐一个字……
北大校庆到底收了多少“红包”，是对外公开的2亿？还是实际的3亿？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那么认真地去探密。但有一点是可以认定的，那就是北大确实在校庆的那些日子里成了“日进斗金”的富校。中国之所以举国为北大百年校庆欢呼，就是因为它是名符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它的百年也正是中国百年进步的历程，而中国的百年进步有很多动力便来自这个“皇家学府”。
北大成了“日进斗金”的富校理所应当。北大天天“日进斗金”是我中国人的骄傲。
然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现象，那便是在中国现有的两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