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泪是金-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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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学生奖学金最高奖过10万美金，一般学生的奖学金也有几千、上万之多。这里的学生是真正的“不因为贫困而辍学”。这里的学生要进哈佛校门，一年没有四五万美元就别往这个地方探头探脑，当然假如你是富翁你还必须有个天才的脑袋。
哈佛是所典型的社会办学楷模。你想获得哈佛的荣誉，这里的大门敞开着，什么某某研究中心、什么某某教学大楼、什么某某图书馆，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在这里建立永久的丰碑。像中国小富翁们扔三万五万人家当然不要，但上线却从不限定，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的赞助，哈佛从来“笑纳”。不像英国牛津，1996年沙特阿拉伯富翁瓦菲克赛义德基出于感激要资助3400万美元给学校，牛津大学的董事们竟以259票反对、241票赞成而拒绝如此一大笔款项。哈佛不会这样做。这便是美国绅士教育家与英国绅士教育家的区别所在。
中国大学能从哈佛大学学到什么？有人也许马上会说根本不可能。
但这样的结论下得太早。
社会办大学过去在计划经济下的中国教育界是不可想象的事，而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社会办大学已经初见端倪。李嘉诚出资40亿元建起的汕头大学就是中国经济特区内的第一个“小哈佛”，这里的学生就没有贫困一说，除非你不努力。再到北大、清华、南大、复旦、中山、浙大等著名校园走一走，你就会发现，凡是校园内最新最好的建筑，几乎都是冠以某某名字的，就是说都是某某人赞助而建的。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负责人向我介绍，清华自90年代初开始，每年社会和学校自筹的资金投入，就已经超过了国家的拨款。以1995年为例，清华的总收入中，政府的事业费拨款只占29％，学校的社会资助与科研、生产、委培等的收入占70％多。可见，争取社会捐助已经是中国目前那些著名大学之所以能过上相对好一点日子的重要途径。这位负责人说，清华大学的贫困生数量并不小，每年有1300多名。这几年清华之所以能做到使这支庞大的“贫困军”没有一位因经济贫困而辍学，很大程度上他们除了按照政策减免学费外，还从社会资助中拿出大量经费保证贫困生们人均不低于1000元的各种补助。
在清华大学基金会小楼里，有一行字非常醒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清华人太清楚育人之计，所以他们把建立社会捐助为主要来源的教育基金看作是“大树”培之植之。“大树”叶茂，“大树”底下的人便好乘凉。
值得欣慰的是像清华的情况，并非一家。许多高校如今都已纷纷把争取社会资助当作办好学校、减轻贫困生压力等资金筹集的重要渠道。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凡是社会捐助搞得好的学校，那儿的贫困生工作就会做得扎实有效。反之则不然，像上面我提到的那些“无援的贫困校族”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他们没有“源头”，没有“大树”，赤条条下的贫困生们只能更加艰难。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学校本身应加强工作之外，社会的捐助者也要注意捐助的投向面，不应光把目光盯在那几家著名学府，盯在可以提高眼前的名声、名义上。其实，一桶水对已经盛茂的参天大树可能并不起什么反应，而一桶之水对那些干旱垂死中的禾苗来说，将是生命的重新复活。一切有识之士应当多做些雪里送炭的事。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众人拾柴火焰高”。然而纵观中国大学在改变自身经费压力问题上，真正运用此话的并不突出。目前我们的高校大部分只把眼睛盯在“港澳台”那些巨富身上，还很少有序地注意运用自身的特殊优势，将目光投向国内的那些富有阶层。中国的穷人很多，但中国现在的富人也很多。美国的《福布斯》杂志曾载文说中国现在至少有4000万人进入富有阶层，有1000万户家庭的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这些家庭与富有者光每年的存款利息收入人均5700元左右。早听说有人一桌饭花去十几万元，一个澡也能“泡”掉万儿八千。通过多种方法，让这些人从牙缝边省下那么几餐，我们的百万贫困大学生就能一年不愁了！
这，并非是梦。你到国外走一走，就可以在图书馆和书店，到处可以找到众多关于私人奖学金的信息手册。入册的捐助者未必都是富翁，相反大都是普通的公司职员、退休军人、神职人员，甚至还有继承遗产的小孩。很有点像中国的“希望工程”，但他们则更加规范，更加让捐助者视之为一种神圣的义务和对所捐款采取了透明的追踪而放心。
西方人在组织社会公益事业的捐助活动时，与我们的区别在于，他们几乎不采取任何运动式的声势，却十分注意科学与规范。中国人要学的东西很多，这便是一例。
中国暂时没有阿拉拍的石油巨富把堆山的黄金，用大“林肯”向哈佛送去，但中国有比世界上任何都多的众人之手，每一人拾一根柴禾，那么拾起的可能就是几个哈佛的金山！呵，话到此处，便不要以为哈佛就那么容易轻轻松松地学到了，哈佛还有它那永恒的魅力。
曾经有一家世界著名的计算机软件公司的总裁，以每年1亿美元为条件要求哈佛接收其不学无术的孙子以正常学生的身份进入HBS，并且要求今后两年中课堂案例应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有关他的公司或计算机行业的。哈佛校董事会当即拒绝，他们说，招收一名不学无术者进校，便意味着另一个本应进入哈佛的优秀青年被拒之哈佛门外，这是对哈佛的一种侮辱。这一例子，使我想起了全国学联负责人曾经提到的一件事：即作为校方和贫困生本身，在“众人拾柴火焰高”面前，如何合理处置社会捐助，这同样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中国是个具有行善积德优良传统的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美德，时时处处可见。而今，当贫困大学生问题被摆出来后，社会各界慷慨解囊者亦非少数。面对“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绝大多数贫困生能正确对待，也能善于处置所得捐助，并以自己刻苦学习、走上工作岗位以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之心而报答人们的爱心。但也确有一部分受助学生一旦有“馅饼”吃后，“食欲”越来越高，胃口越来越大，当手中有了未费吹灰之力而得的巨款后，即忘了过去的贫苦，也失去了意志自控，有的甚至走上邪路。为此，全国学联负责人指出，希望社会各界在为贫困生献爱心、做捐献时，最好能直接通过如“全国学联济困助学中心”等专门机构。这样不仅可以采用形式多样的途径保证每一笔捐助款落到实处，而且可以避免个别受助者因一夜间突然“致富”所带来的弊病。规范、科学、合理和有效的使每一分钱捐助发挥作用，这也是“哈佛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不妨同样拿过来。校园自有黄金在唱完了中国“哈佛”的美妙之曲，我们还应不该忘却大学自身的优势。几乎一切权威人士都这样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最终决战的战场在校园。作为决战内容之一的贫困生问题，最终出路自然也在校园。
校园能提供什么？有人问。
校园能提供一切。有人答。
这是狂想。有人说。
这是事实。有人道。
其实，狂想与现实之间仅为一步之隔。那就是：穷则思变者，大路通天；穷则懒怠者，有路亦为沟。
1998年7月10日，我到高校勤工俭学最早并最具优势之一的北京师范大学调查。我得到的一个简单数据是，这个学校6000余名本科生中，贫困生占16％，即930名左右。而这个学校自10年前建立“家教中心”以来，仅此家教一项勤工俭学，每年就有1200人左右参与。这还不算另约1000人左右自己联系的家教。一个家教学生一月所得的收入在200元，一年按10个月计算，全校学生们每年仅家教一项可获取至少240万元的勤工俭学收入。这里的贫困生们绝大多数是靠从事家教“脱贫”，甚至“小康”。
北师大得天独厚的优势非旁人所及。那么身处下岗“重灾区”的鞍山钢铁学院则可以让那些同为“无援的贫困校族”在思维上冲击一下了吧。
鞍山钢铁学院除了学校内部有限的一些岗位让贫困生们承担起来之外，校门外的所有勤工俭学岗几乎被社会上的下岗大军吃尽占光。怎么办？学院领导灵机一动，校区北边不是有块荒地一直闲置在哪儿！对，开荒种地。于是学院上下齐动员，很快开辟出了80多亩可种蔬菜作物的耕地。“种子和耕作经费由学校出，劳务和耕作管理由你们来……”校长一声令下，那些贫困生们学着当年的“南泥湾”精神，每天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举镐挥锄，施肥除草，无限情趣。春天，他们播下种子，秋天收获硕果，学校的食堂因此而增添了美味佳肴，贫困生们则用劳动的汗水换得了可喜的报酬……
有人会说，我们校园没有荒地可垦。
那就比比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学校吧。
生活费从来就是贫困生们最大的一笔开支，每月150元以下的生活费可以统归为“贫困族”了。但学生们感到沉重的是，这150元一月的生活费又能解决多少饥荒呢？有限的钱，填不饱饥饿的肚子，贫困生们莫不痛苦于此。许多学校对此束手无策。但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学校不这样。他们大举改革，把后勤管理人员精简下来，伙食部门不留一个闲人；食堂化整为零，由个人独立经营；学校不给食堂下拨一分钱，只管煤、电、水费；所有摊点、食堂的价格与利润、种类与质量，必须按照规定之内执行，超一罚十，损一扣百。如此一来，学生们真正成了上帝，经营者为了吸引众多每月生活费在100元左右的学生，便尽量压低成本、增加种类、提高质量。如今的校园内，你每月100元左右的钱，可以吃得不显寒酸，颇能自在；你如果花150元，则能吃好有余。不信，你可以到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学校走一走，那100多种小炒、30多种主食，任你享用。如此低价美味，贫困生还求什么呢？
以上仅仅是一种借鉴。然而滴水之中可见太阳影子。校园是个小社会，一所万人的大学便会带来一个万人的小社会，他们依靠校园的万人在生存，甚至在致富。地处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可以说是中国千所高校中最底层的学校，那儿的贫困程度触目惊心。但就是靠他们墙外那条马路繁荣起来的“十字街”，在当地十分闻名。每当夜幕临至，此处便灯红酒绿，热闹非凡。据学校的人讲，光这一条街，当地街道一年所得税收就达230多万！而西藏民族学院的院长说，他只要每年有其十分之一就可以使全校贫困生们基本“脱贫”。
为什么就在眼皮底下的肥水被别人截去了？这固然有地方上的问题，难道与学校本身缺乏开拓精神无关吗？
北大的一个“方正”可以打到美国去赚“洋钱”回来花，那么我们的“东大”、“西大”是否可以动些脑子挖掘自身的优势，弄点“土钱”给穷学生们添个菜、送件衣呢？
都有可能。只要我们真的努力了。
后记：
一次落泪的心理历程都说40岁以后的男子不易落泪，我想除了没有遇到伤心处外，再就是没有碰上值得同情与痛苦的事。过40岁的我，这一年却异常变得多泪，而且为的是一件原本与我毫不相干的事。1997年9月，当一位领导同志向我介绍中国高校的贫困生情况，并期望我能写一部反映这方面问题的作品时，我感觉自己的肩上一下沉了起来，倒并不是惧怕题材本身，而是觉得我无法抽出那么多时间，去完成一件工程浩大的“调查”，之后是提笔写成“报告”，且还必须具有打动人的“文学性”。但后来我还是接了。接下之后的第一次采访，我就直感到我无法放弃这一特殊使命了，因为它超出了我原本所能想象到的调查意义：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正直作家不干这样的事，还干什么呢？我终于开始了漫长的大学路。为了一部作品，要用一年时间走访几十个单位和二、三百位人士，这样的苦差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的。但我知道我必须这样做。有几次在去大学里采访的路上，我困得实在睁不开眼……可我必须准时到达采访地点，因为那儿的学生在等着。作品中我曾提到过走访山西高校的日子，为了倾听一批又一批贫困生们的诉说，有一天我连续进行了21个小时的采访，而事实上这种情况还不止发生过一次。我说这些事并不想自我标榜自己的敬业精神，而是在我与大学生们成为朋友后，再也无法摆脱一个个挣扎在痛苦之中的学子们对我所寄予的一种特殊企盼。而我自己认为虽然当不了什么“救世主”，但用笔向社会呼吁的力量还是有的。我断定，只要你深入高校，深入中国教育改革的前列，你就会马上发现，任何走马观花的轻率态度都无法对得起自己，更不用说对得起成千上万名正在与命运抗争的贫困大学生们。应当承认由于长期的压抑，有些贫困生的心理被严重扭曲，但绝大多数人仍是处于积极抗争的旅途上，因而，他们特别期望社会能关注他们的命运。兴许平时长期被歧视与冷落，贫困生的内心世界基本上是封闭的，你只有像朋友似的接近他们，并满怀理解地倾听他们的诉说，你才能发现这是一群太非同寻常的年轻人，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一篇催人泪下的故事。他们的心灵创伤很重，极需医疗与抚慰，是拉一把还是推一把，对他们来说完全可能是两种命运。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都需要我们付出巨大努力。重视高等人才培养，也就是重视了中国未来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注贫困大学生的生存命运，将直接影响中国下个世纪的前途问题。因此，我有理由认为自己一年的苦可能没有白吃，陪着贫困生流了那么多眼泪也算值得。
《落泪是金》的题目想了很久，这纯粹是整个采访过程的经历所得。诸多贫困大学生们的经历叫人落泪，他们与命运不屈抗争的精神叫人落泪，社会上有那么多好心人无私地援助他们的动人事迹，同样叫人落泪。我相信，这些用金子凝成的泪水，会让更多的人像关注山区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那样来关注高校贫困生。因为正如团中央领导所说，救助一个失学儿童，中国就少一个文盲；扶助一名贫困大学生，下世纪就多一个建设国家的栋梁。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邓勇先生和全国学联有关朋友的帮助，没有邓勇先生及其同事的大力支持，我很难顺利完成如此艰巨的采访任务。匡满兄和责编龙吟（萧立军）先生的指点，使作品增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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