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征战实录-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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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判断蒋介石必定要向共产党妥协的基本依据。
　　　　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判断去书写，而是与这位伟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国民党并没有妥协，而是于7月6日抛出了《中央提示案》，明确规定：八路军、新四
军必须在一个月内“扫数”开赴黄河以北，并只允许八路军编6个师，新四军编2个师，其
余数十万部队一律遣散。8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分析国际局势，分析蒋介石有转向
日本寻求和平的可能，但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在近期内发生。因此，毛泽东固然同意与国民党
划界（以新黄河为限），但在其它方面仍旧不打算退让。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国民党毫无商
量余地，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发出了“皓”电。
　　　　很清楚，“皓”电之后，国共关系高度紧张。此时，毛泽东作为中共的最高决策人不得
不对时局重新进行审视，不得不对蒋介右集团的走向作出清晰的分析。
　　　　上饶。
　　　　就在毛泽东沉思于清凉山下的时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办公室里烟雾弥漫。作
为国民党中央军“八大金刚”之一的顾祝同，此刻正不停地吸着烟。站在一旁的参谋处长岳
星明心里很清楚：司令长官是在吞云吐雾中渲泄着十余天来的不快。
　　　　在蒋介石军事集团中，顾祝同与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不同，他从黄埔时期起就
一直追随、依附蒋介石，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好不容易利用抗战的机会，派其心
腹、同乡和同学韩德勤惨淡经营苏北，保住了苏北这块地盘和第89军这支实力。可惜，黄
桥一役，韩德勤遭重创，顾祝同的心也随之颤抖。他感到愤懑，他要为自己唯一的嫡系韩德
勤出一口恶气。
　　　　手中的烟头在闪烁，顾祝同的眼睛也发出了亮光。昨天，“皓电”发表了，他看到了委
座的决心，也看到了自己的机遇。他心里很清楚，在限制新四军的发展方面，他颇受蒋委员
长赏识：
　　　　1939年5月5日，顾祝同根据国民党中央颁发的《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密件，向
辖区各地党政机关、部队发出了关于取缔中共和新四军“违法”活动的密电。接着，他正式
下达了《第三战区各省防制共产党活动实施办法》，命令各地加强肪范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活
动，一有情况，立即上报。1939年9月，顾祝同从参谋处、政治部、军务处和办公厅挑选
精兵强将，组成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情报室。为了加强皖南特务工作，特派军统特务张超
坐镇指挥。广泛收集有关新四军及当地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情报。
　　　　1940年5月，顾祝同派遣战区上校高级参谋、军统特务陈淡如到云岭新四军军部任联
络参谋，公开任务是调解新四军与当地国民党军队、政府之间的“纠纷”，考察新四军对日
作战情况，实际任务是收集新四军情报。
　　　　1940年9月，第三战区成立了以上官云相为主任委员的国民党党政军联合委员会，该
委员会奉顾祝同旨意，拟定了防制共产党、新四军方案，组织了特种委员会行动队，严密监
视新四军。
　　　　……
　　　　此刻，顾祝同看到了立功受奖的机会，于是，十余天来的不快，随着“皓电”中暗藏的
种种杀机，随着手中烟头的缕缕青烟而荡然无存了。他狠狠地掐灭了烟头，转过身来，对伫
立已久的参谋处长岳星明下达了指令：迅速拟出增强皖南兵力，作堵击准备的“防堵计划”。
　　　　与此同时，蒋介石一期部署业已完成：汤恩伯率9个师10万人进兵豫皖苏；李品仙率
4个师5万人进攻皖东根据地；顾祝同、韩德勤、冷欣则准备扫荡长江南北的新四军。
　　　　云岭。新四军军部。
　　　　秋雨濛濛，项英站在窗前，透过细雨的屏幕望着朦朦的群山。身为中共东南局书记、中
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他，有着历史的辉煌。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会议期间，项英出尽了风
头。斯大林单独接见了他，会见时的情形和斯大林那一字千金的评价，使项英久久甚至终生
难以忘怀：“项英同志，你是中国革命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在斗争中锻炼，
要加强理论学习，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
　　　　他记得，斯大林眼睛里充满希望的光芒。这位共产国际的最高负责人亲手送给项英两件
礼物，一支手枪和一支钢笔。
　　　　这也许是斗争和学习的象征。
　　　　他的政治素质受到过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赞赏，他的形体神态、音容笑貌又给一位美国人
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39年，美利坚合众国颇负盛名的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南昌新
四军军部采访了他。这位美国人是这样描述他的：“他的外貌不给人好感，实际看上去，他
很像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心目中的‘典型苦力’；他身体结实，肌肉发达，身材矮小，从背后
看去，他的头很像圆屋顶那样突出；他的双手手指粗短，布满老茧，他的嘴唇和鼻子宽厚；
他的牙齿突出，不整齐，不美观，而且缺少了一些牙齿；但他的笑容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富有
感染力的笑容……”
　　　　项英喜欢细雨，他有着自己的清高和孤傲。眼前这霏霏细雨给他以畅快，任他去遐想。
　　　　一阵急促的脚步和一声“报告”，使他不得不从烟雾迷朦中收回目光，收回遐想。机要
秘书送来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的电报。
　　　　项英扫了一眼电报内容：
　　　　……皓电发表后，反共高潮上升，我们在军事
　　　　上必须第一步以移动为名，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以便于我军集结应战。
　　　　希夷（即叶挺）及一部分工作人员必须过江，指挥江北的大部队。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
移苏南再渡
　　　　江北上，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如留皖南，须
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虑。
　　　　黄桥战役前，毛泽东、王稼祥即有电报称：“韩德勤部是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
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
　　　　黄桥战役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叶、项：“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
能。但因蒋介石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
军部应乘此时迅速过江，绝对不要再延迟。”
　　　　项英不再去想，早在一年前中央就开始催促他北上，时至今日，他仍然感到很烦恼。
　　　　他认为，毛泽东算什么？不过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十分了解，缺乏工人
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而他自己是一个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久经考验的领袖，一个独撑一片
天的党的重要负责人，一个总结过敌后3年游击战争经验的英雄，一个共产国际给予高度评
价的革命领导者，一个在新四军中颇具威望和绝对权威的人，怎能让别人来指手划脚？
　　　　项英不愿北进，他有着自己的战略构想。
　　　　一份刚刚送来的苏联大使通报端端正正地摆放在毛泽东的面前：
　　　　　　　国民党正与德国、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毛泽东立即联想到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联想起国民党的“皓电”，联想起国民党
兵力调动与部署情况，于是对时局作出了如下的判断：
　　　　如果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这个可能多），或虽爆发美无胜利把握（两年内是无把握
的），如果英国被德意日三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一定
　　　　的），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由蒋介石派人
自行管理（可能
　　　　性很大），如果参加德意日同盟反对英美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发财，蒋介石是愿做贝当
的，……蒋介石走
　　　　这条路的可能性很大。
　　　　毛泽东很清楚，如果蒋介石直接准备投降德意日，共产党不仅要立即准备与大资产阶级
永远决裂，更重要的是要立即准备与国民党进行全面战争，并承受日蒋两军的严重夹击。
　　　　毛泽东深感事态严重。
　　　　中共中央深感事态严重。
　　　　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当，
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
　　　　毛泽东举棋不定。
　　　　毛泽东先后致电各地党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提出看法，中心问题：军事上是坐以待毙，
还是先机制敌，即：“我军不待日蒋夹击到来，即从50万人中抽调至少15万精兵，分数路
入彼后方，而留其余部队（多数）仍在原地抗日，以此来避免严重的日蒋夹击。”
　　　　毛泽东当然倾向于这种带有积极防御色彩的战略性进攻，在他曾经指挥过的大小战役中
不乏这种精彩之笔。然而，毛泽东不仅仅具备了战略家的胆魄，更重要的是具备了政治家的
深邃灼见。他深知，这一着将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不利。
　　　　于是，他难下决心，再次举棋不定。
　　　　毛泽东站在延河水边，平静的水面倒映着西北灰浑的天际。他凝视着河水，仿佛看到蒋
介石在向德国日本“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此刻，他做了最坏设想。
　　　　他深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
　　　　他久久地望着迷蒙的远方。
　　　　军事行动会给政治带来极大的不利吗？战争是什么？毛泽东有着自己的战争观，他曾反
复告诫过全党：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当政治在前进道路上遇有障碍，
用和平的方式不能解决，于是出现了战争。战争是用来扫除政治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的特殊工
具。
　　　　眼下，国民党已步步逼进，生存便是政治。尽管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在蒋介石还没有公
开投降日本的时候，向国民党发动局部战争是一种冒险，但比较被国民党军队赶过黄河，
“置我于日蒋夹击之中而消灭之”，到底是危险性较小的一种冒险。
　　　　毛泽东善于把战争诗化，也有着“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气概。此时，他
也许想起一、二，三次反“围剿”那种硝烟中的浪漫，也许想起克劳塞维茨“防御中应有进
攻的利剑”这句他颇为赞赏的名言，也许看到一支浩荡的大军在创造着人间的奇迹……
　　　　11月3日，毛泽东不再徘徊，他在取得了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同意后，毅然决定：一方
面以朱、彭、叶、项名义起草答复何白“皓电”，准备示以团结姿态，并指示皖南新四军军
部“答应北移”，争取延缓国民党剿共军事行动的时间；一方面采取重大军事步骤，以15
万精兵分几路深入到国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肃等地，以粉碎其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同时，毛
泽东拟就“炸弹宣言”，并通知重庆办事处等中共在国民党区域的机关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
　　　　弓举弩张，一切引弦待发。
　　　　然而，这毕竟是孤注一掷的重大冒险步骤。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一重大决定必须取得共
产国际和苏联的理解和支持，才有备而无患，并有利于在内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爆发后长
期作战。于是，毛泽东向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发出了请示函。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室。
　　　　参谋处长岳星明来回踱着，他这种机械反复的动作已经从早晨6点持续到下午4点。尽
管如此，他的目光似乎一时也没有离开皖南地区的军事沙盘，沙盘在告诉他：
　　　　新四军皖南部队万余人，正面抗击着芜湖、繁昌一带的日军第15师团和116师团，其
余三面受到蒋介石军队4个师4万兵力的防范和监视、右有第25军的52师和108师，左有
新7师，后有川军的144师。
　　　　岳星明不愧为是训练有素的参谋处长，随着那长时间机械反复动作的停止，一份完整的
“防堵计划”也跃然胸中。
　　　　傍晚，《防堵皖南新四军作战计划》端端正正地摆放在顾祝同的办公桌上。
　　　　莫斯科。
　　　　斯大林第五次拿起毛泽东的请示函：
　　　　……蒋介石计划是驱逐我们至华北，修筑重层纵深封锁线（正在大规模修筑）置我们于
日蒋夹击之中而消灭之，反共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在我们取让步态度而彼仍坚决进攻之
时，我们拟举行自卫的反攻。在日蒋夹击中，如不采取此种军事步骤，打破进攻与封锁是不
可能的，我之地位是很危险的；但此举有可能使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
利的。因此，我们如处置不当，可遗将来无穷之祸。我们最后决心还没下，请求你们给予指
示。
　　　　斯大林习惯性地拿起那支硕大的烟斗，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却明显地说明，他不赞成毛泽
东的计划。
　　　　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显得太孱弱，其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
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因此，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必然使中国共产党处于走投无路
的境地，而由此把蒋介石逼到日本那边去，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苏联的安全，都是一种严重
的危险。
　　　　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明显地表示，不赞同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战略方针。他们认为：蒋介
石的主要危险，还只是有被亲日派拉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并无全面剿共和投
降日本的决心。而亲日派的目的，正是要设法挑起国共战争，逼蒋介石降日，共产党切不可
中此诡计，在政治上军事上只应做防御准备。
　　　　11月23日，季米特洛夫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回信：
　　　　……在没有详细弄清情况之前，中国共产党不
　　　　要对国民党采取任何行动。举行自卫反攻，有可能使蒋介石在人民面前把你们说成是抗
日斗争团结的
　　　　破坏者，并利用你们的行动来为自己同日本人缔结妥协性和平的企图辩解。当前的任
务，是要消除抗
　　　　日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分歧，首先需要停止中共武装力量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冲突。
　　　　毛泽东放下季米特洛夫的来信，良久没有说话。此刻，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位爱吃辣子
的湖南农民的儿子在想什么。
　　　　他有着自己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喜爱革命战
争，喜爱用革命战争去消灭反革命战争。他懂得，“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
则团结亡。”
　　　　以15万精兵千里跃进敌后，变敌后为前线，这的确展示出一位军事战略家险中求胜的
胆识。如果是这样，历史又将如何写？毛泽东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严肃而活泼的课题。
　　　　也许，他在下决心，总有一天毛泽东会导演出一幕敌进我进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此
刻，有谁能料想到，7年以后，当蒋介石军队重兵进攻陕北和山东的时候，刘邓大军竟中线
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军配合、两翼箝制、逐鹿中原，在也许不该反攻的时刻拉开了战
略反攻的序幕。
　　　　史载：
　　　　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
申明中国共产党为顾全抗战大局，相忍为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
移”，但须宽限时限。15日，毛泽东在向全党发出的《关于击退蒋介石反共高潮的措施》
中，进一步指出：“对于蒋介石这次反共进攻，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
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