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责-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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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到这里，发现自己原先的写作思路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本只是想写一个“侠客”式的人物抵抗日寇的故事，却这么也无法避开抗战进入第二、第三阶段以后，国民政府的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举动。
人心是有向背的。我同样无法避开这个问题，当然笔下人物也无法避开所要面对的问题。到41年，蒋介石应该是已经看到了历史正在逐步收回赋予自己对整个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导向权并且把这个权力转移给了共产党。我甚至可以理解当初他下令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是何等的孤独一掷与绝望！又是何等的丧心病狂！
我们来看看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总结：
败走台湾，痛定思痛，蒋介石检讨着自己在大陆失败的原因。蒋介石说：“我们在进攻中兵力四处分散，而共军则能随时集中主力，伺机突袭，将我各个击破。”蒋介石认为：“我们并不是被共军打倒的，是我们自己打倒自己！”他总结失败原因：①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对手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②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③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④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
蒋介石反思了自己的军队，总结了高级将领们的七大缺点：①本位主义；②包办主义；③大而无当，粗制滥造；④含糊笼统，不求正确；⑤因循苟且，得过且过；⑥迟疑犹豫，徘徊他顾；⑦主观自大，固步自封。
蒋介石又总结了国民党的散漫、腐朽：党内不能团结一致，派系分歧，利害磨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
1949年8月5日，美国《白皮书》的发表，激怒了蒋介石，因为《白皮书》用相当多的篇幅批评蒋介石的无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目中无蒋”，把国民党的惨败，归为“其领袖不能应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
（以上蒋介石的总结采自ylch/sihaigoucen/wen/04_jiangsiwangcao/17。htm）
所以，我理解的“抗战之责”，是有两层意思，第一，面对侵略者，不屈服，不投降，坚决斗争，哪怕以生命为代价；第二，建立富强、独立、自由、民主的国家。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的“责任”！
写到这里，忽然在想是不是这本书也应该结束了？站在当时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立场，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描述当他面对以下情况时的心情：
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说，他的“抗战到底”的“底”就是“要恢复七七事变 以前的原状”。并且确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
40年初，汪伪政权成立。
40年8月，八路军百团大战拉开序幕。
41年皖南事变。
41年正式对日宣战，主要理由竟然不是“侵略中国”而是“冒犯了友邦”！
（附宣战全文：“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当八路军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的时候，国民政府的高官却在花天酒地。
我不知道肖彦梁他们那时的心情会怎么样，但我知道他们绝对不会满意这样的政府！或许昆仑关和远征军的胜利会给他们安慰，或许张自忠将军的杀身成仁会给他们以鼓励，可是，面对豫湘桂大溃退，他们又是怎么样的欲哭无泪！
等等，等等。
我到底该如何往下写？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啊！或许就是因为这样，我一下子冒出本书应该结束的念头。我到底该不该结束？我很矛盾。在写完本章后的一整天时间里，我都在犹豫，甚至在上传文章的时候，情绪都在不定的波动之中。
从2002年3月到现在，3年时间写了116章60多万字，我也觉得挺累。中途不知道有多少个时候想结束，甚至TJ；却每每让一种声音，一种力量所鼓舞！各位让我想一想吧。如果下周一（8。1建军节）没有按时更新，那我就不写了。
感谢各位读者对本书的支持。
写于《抗战之责》116章结束。
作品相关 最是寂寞纪念日
最是寂寞纪念日：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无人知晓
诺曼底登陆”60周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是哪一天？很多人会告诉你：6月6日。又叫D日，最漫长的一天。各大网站和报刊纷纷开辟专栏，纪念这个日子，说它是伟大战略反攻的开始。如果再问你，欧洲胜利日是哪一天？不少人也能告诉你：英美法是5月8日，俄罗斯是5月9日。法国、俄罗斯等国每年都有隆重的庆典，这些国家刚刚举行的59周年纪念活动也被媒体广为报道。那么请问，与英美法俄一样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卓越贡献，并因而与它们一道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我们的祖国，她的抗战胜利纪念日是哪一天呢？不少人只能猜了：8月15日。不对？那就是9月2日了？
翻开无数的日历，上面有中国的各种节日，西方的诸多洋节，还有无数的世界某某日，但你就是找不到这个纪念日。这怎么行呢？很多人呼吁甚至联名写信，要求予以设立。但这个纪念日是存在的，1946年国民政府就曾设立过，1949年新中国的政务院也设立过，并于1951年作了修改后沿用至今。这个存在的纪念日是哪一天？笔者是一名重点中学的历史老师，问了所教高中6个班的学生和所在办公室的老师，结果无一人答对。
这个纪念日是9月3日！“9·3抗战胜利纪念日”———翻开1999年国务院修订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1949年制定，1951年修改），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列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等纪念日只有6个，中国共产党七一建党纪念日都没有列入，但关于抗日战争的纪念日却列有3个：“7·7抗战纪念日”、“9·3抗战胜利纪念日”、“9·18纪念日”。可见，对于抗日战争的纪念，国家是重视的。对于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确定，又特别慎重。1946年，国民政府以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49年底，新中国政务院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8月15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进行了修改，重新将“抗战胜利纪念日”定在了每年的9月3日。1999年，国务院修订颁布的“办法”中沿用了这一修改后的纪念日。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天皇广播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从程序上讲，这才是正式的投降，日本将中国视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正式向中国投降。当时的国民政府于第二天下令举国庆祝3天，并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因此，历届中国政府将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是严谨的。
但在今天，这个纪念日是寂寞的。用百度的简体中文搜索“诺曼底登陆60周年”，有网页14900个，上万；“卫国战争纪念日”，有网页1110个，上千；“抗战胜利纪念日”，仅有910个网页，不足一千。《中国青年报》在网上作调查，得出“九成中国网民知道抗日战争是二战东方战线”的结论。笔者推断：知道“9·3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恐怕不到一成。即使纪念抗日，人们说的更多的是“9·18纪念日”，是“7·7事变”日本的全面侵华，是南京大屠杀。
而“抗战胜利纪念日”是最应该纪念的。与世界任何国家二战纪念日相比，它具有同样的纪念价值，彰显同样伟大的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捍卫自己的独立与尊严必将不屈奋斗；不管敌人是多么强大和残忍，只要团结坚持就一定能战胜；人民有能力赶走侵略者，有能力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奴役；作为世界民族的一员，在反抗侵略的同时，能付出巨大的牺牲去帮助需要帮助的其他民族；饱经侵略之苦、深知和平来之不易的民族，要做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而且，与任何西方国家二战纪念日相比，中国的“抗战胜利日”还具有特别的纪念价值：因为抗战，我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因为抗战，我们废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光复了台湾；因为抗战，我们从一个备受欺凌的弱国成长为世界承认的强国；因为抗战，我们从民族苦难走向了民族复兴。
胡总5月4日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三十万同胞的白骨前，我只能说这些。我们的国家已经强大了，我们有能力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请相信国家和政府！
还记得一战后的中国吗？我们作为战胜国高兴地参加了巴黎和会，列强却将德国的侵华权益转交给了日本。国内掀起了五四运动表示强烈的抗议，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而列强根本不为所动。仅仅20多年后，同样是在欧洲，中国没有参加的波茨坦会议却发布了一个美中英三国联合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即，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必将实施”。这一切都是因为全民族抗战，我们用自己的团结与坚持，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从增强爱国情感做起，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实践中从哪里做起？从“9·3抗战胜利纪念日”做起。这个纪念日里，有着未成年人需要的太多东西：爱国情感，民族精神，团结理念，坚毅品质，自强意识……当他们经历过几个真正的“9·3抗战胜利纪念日”后，他们在唱国歌的时候才会有最深切的感受和感动。
明年就是抗战胜利60周年了，请从今天开始，告诉每一个人：9月3日是抗战胜利纪念日，那里有我们的民族魂。
本文转至铁血。
作品相关 关于国民党德式师
关于本书涉及的一些内容的相关资料
很久以前，在搜集资料时发现一张反映抗战时期的照片，上面是头戴着著名的德国M—35式钢盔的国军官兵战斗的场景，令我疑惑了很长时间，怎么国军会装备德式钢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国军抗战研究的深入，终于知道，原来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德国曾有过一段密切的军事合作，德国不仅向中国出售了大量武器装备，还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建成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通常被称为德式师、德装师或德械师（本文一律称为德式师，下同），这支部队可以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装备、训练还是编制、战术诸方面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队，在抗战初期发挥了中流砥柱般的巨大作用，可惜有关这支部队的介绍似乎已经湮没在浩瀚的历史之中，留给后人的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
笔者希望能将德式师的情况尽量做一份真实全面的介绍，由于种种原因，有关资料的搜集相当之难，因此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中德军事合作
作为欧洲陆军强国的德国，历来就是一些在军事上相对比较落后国家的学习效仿对象，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所建立的陆军几乎就是照搬普鲁士陆军全套军事思想、建设制度和制式操典。而中国很早就开始学习德国军事，清朝后期所建立的新军，就有着深深的德国军事影响的烙印。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便迅速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开始向德国寻求军事援助。德国适逢一战战败，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只能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大量职业军人被迫离开军队，这些除了军事知识以外对于其他领域知识、技术一无所知的军人，便成为各国（尤其是军事领域较为落后的国家）争相聘用的名师。但是，凡尔赛条约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德国公民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而德国军方则希望他们去外国担任军事顾问，以使这些退役人员能利用在国外军队服务的机会，获取最新发展的军事知识和技术，使德国军队不至于在军事学术方面出现断层，同时更含有希望这些人员在以后归国后能继续在德国军队中服务的深意，所以德国军方对这些人员远赴国外担任军事顾问是暗中鼓励与支持的。
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早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前就开始与德国军方接触，德国原则同意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最初中国提出的顾问名单上是一批如冯·马肯森、鲁登道夫等在一战中声名显赫的人士，但是德国军方认为这些人名头太响亮，容易被发现，所以婉言拒绝，第一批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是马克斯·鲍尔上校（马克斯·鲍尔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曾在德国总参谋部供职，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干深得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赏识）、斯图兹纳中尉和霍姆尔少尉三人，由此揭开了中德军事合作的蜜月之旅。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在中德军事合作领域，希特勒见蒋介石政府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交恶、发动四一二事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等行动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非常合拍，同时中国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特别是如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工业品市场，也正是德国复兴的重要便利条件，而且作为苏联的邻国，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牵制力量和共同反苏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后废除了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因此来华德国军事顾问的级别与规模逐渐提高，原先带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质而逐渐转为公开的官方援助。
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高潮，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并在中国军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而且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他是历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中最受蒋介石器重，待遇最高、地位最高的，甚至可以以 “委员长委托人”的身份，代表蒋介石向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首脑下达指令！）在协助中国整军建军方面，提交《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首先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装，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国60个师的整编，他认为中国有这样60个师的精锐常备军就足以应付各种状况了，这就是国军30年代60个整编师方案的来源。
整军方案
在整军过程中，对各种不同编制的部队有着不同的名称，主要有整编师、调整师、整理师、新编师等四种称谓。
根据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之方案，全国60个师称之为整编师。1935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第一批10个师的整编计划，由于此时这10个师的德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