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66-历史碎影-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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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头被打肿了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就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六三”事件，这一事件十足为流氓政府自曝其破坏教育、摧辱民权之铁证，一时引起“京中无教育”之叹，马寅初还为此绝食。　　　　
　　　　对此，蒋梦麟只有徒唤哀叹：政治腐败，我们哪里能不谈政治；既谈政治，教育界哪里能不遭政客的摧残、仇视、利用？……设备要有经费去办。学术上的导师要有经费去养他。没经费怎么办得动？设备不全，人才不够，哪里配讲学术！　　　　
　　　　一天，他和一位老教授在北京中央公园的柏树下喝茶，老教授对他讲的一段话，颇能代表当时扰攘不安的情形和知识界的普遍心态：　　　　
　　　　这里闹风潮，那里闹风潮，到处闹风潮——昨天罢课，今天罢工，明天罢市，天天罢、罢、罢。校长先生，你预备怎么办？这情形究竟要到哪一天才结束。有人说，新的精神已经诞生，但是我说，旧日安宁的精神倒真是死了！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大学风暴（3）

　　　　过后不久即是端午节，焦头烂额的蒋邀胡适同往西山散心。胡适注意到，蒋的脸色不太好，“梦麟此次处境最难，憔悴也最甚”。他们在八大处下的西山旅馆里消磨了三个多小时，也算是暂时抛却烦恼寻得半日快活了。蒋说：“北京的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胡适纠正说：“梦麟你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两个教授叹息了一番，怏怏下山。　　　　
　　　　1923年9月10日，蒋梦麟在新学年的开学辞中如是向全校师生报告：“政府里积欠了我们八个月的经费，计有50余万，此外学校还垫出了70余万，差不多一年的经费没有了，所以，去年开学时我们说过要建筑大会堂和图书馆的计划都成了泡影，同人数月来终日奔走经费的事，忙得不得了，几乎天天在街上跑。”　　　　
　　　　蒋梦麟的出生地余姚是越州八府之一，所以蒋也算是个绍兴人，绍兴人的治事功夫和办事谋略还是了得的。五四之后，实际上就是蒋梦麟在主持北大（蔡复出后，他的职务是总务长），“大学自蒋博士来后，各方面均有宁息之象”（汤尔和日记），而蒋也是把保存大学以使薪火有传当作了一等一的事来做。“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把原因归之于“大度能容”、“思想自由”的“北大之精神”。殚精竭虑，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磕磕绊绊。议会腐败，军阀内战，学潮蜂起。经历了一大堆乱糟糟的悲喜剧场面，他觉得自己像是埃及沙漠中的一座金字塔：　　　　
　　　　淡淡遥望着行行列列来来往往的驼影，反映在斜阳笼罩的浩浩平沙之上，驼铃奏出哀怨的曲调，悠扬于晚红之中。　　　　
　　　　在当时北大的一系列官方组织系统中，蒋梦麟除了担任总务长，还兼任了文牍、会计部主任、预算委员会委员、聘任委员会委员、学生自治委员会委员、修改预科课程委员会委员等职。尤以总务长一职，自北大改组后头绪繁多：“所有行政上一切事宜，均由总务处负责，而取决于总务委员会。”蒋在北大充当着实际管理者的角色，北大在蔡元培主持下取得的成就，实际上都有蒋的一份功劳和苦劳。正如他晚年在《新潮》②中所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他禀承着蔡元培的民主精神，努力在北大推进着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的实现。多年以后，曾经协助胡适出掌北大的傅斯年这样对胡适说：“论学问我与蒋梦麟都比不上您胡适和蔡元培先生，但论起办事的能力来，你们两人则不如我和蒋梦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是您的一条狗，蒋梦麟是蔡元培的一条狗。”　　　　
　　　　当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时，蒋梦麟再度代理了北大校长。这个时期他还收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封信，对他在北大的业绩大加赞赏，甚至勉励他“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但外部的政治环境依然险恶叵测，学校经费还是常常无处着落，1923年9月，北大的秋季开学典礼上，蒋说他的目标就是要维持北大的生命，以使之不被中断。这一年适值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学生干事会准备隆重庆祝，蒋写信劝止：时局维艰，国将不国，政府视教育如无物，经费积欠已九余月，学校势将破产，庆祝事项，在在需款，将何从出？还是算了吧。“盖处此时艰，学校生命岌岌可危，吾人愈当利用光阴于学业上，而做事与欢腾，不妨留待异日。”　　　　
　　　　而此时的政府似乎正越来越失去民众的信任。　　　　
　　　　“北京政府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呢？”一位美国外交官问他。　　　　
　　　　“它会像河滩失水的蚌，日趋干涸，最后只剩下一个蚌壳。”蒋回答。　　　　
　　　　国民革命军北伐那一年，北洋军阀张宗昌入据北京。这个军人政府的首脑体健如牛脑笨如猪性暴如虎，利爪随时准备伸向他不喜欢的人和他垂涎的漂亮女人。《京报》记者邵飘萍因“宣传赤化”罪遭枪杀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蒋梦麟得知自己也上了张宗昌的黑名单，匆忙出逃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对美国使馆的朋友开玩笑说：“我天天叫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却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求保护了。”　　　　
　　　　当时还有校长室秘书、政治学教授李大钊、女生章挹兰等六七人先后逃入使馆界旧东清铁路办事处躲避，后来被张作霖派兵捕去处绞刑而死。蒋梦麟在六国饭店住了三个月，每天只以写字消遣，都快闷出病来了，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太太的掩护下，坐马车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搭上了一列去天津的火车，再从天津搭英国商船到上海。因沪杭铁路已告中断，蒋蛰居上海半年后才绕道回到杭州。就像七年前他的前任蔡元培一样，湖光山色中的杭州似乎一直是这些南方文人失意后的安慰。　　　　
　　　　很快，南北集团的力量消长终于有了结果，“北京政府的纸老虎被南风一吹就倒了”。1930年年底，因蔡元培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南京政府明令蒋梦麟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出面襄助，蒋梦麟重整北大的信心复又鼓动。翌年1月，离去四年后的蒋重返北京（此时的北京已改称北平），再度承乏北大校务。　　　　
　　　　上任伊始，蒋梦麟即聘任他的朋友胡适为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并重新确立北大的职志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人格。一年后，改组北京大学研究院，分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开出的研究课题有：朱希祖的明清史，陈垣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元史研究，马裕藻的古声韵学，马衡的金石学，沈兼士的文字学，刘复的语音学、方言研究，周作人的中国歌谣研究，钱玄同的音韵沿革研究，沈尹默的唐诗研究，黄节的汉魏六朝诗，许之衡的词典研究，等等。这些当时中国的一流学者齐聚北大，堪称北大百年历史上蔚为大观的一个景象。胡适曾如是回忆蒋在1930年代初“中兴北大”的业绩：　　　　
　　　　孟邻先生（蒋梦麟别号孟邻）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京大学去做校长，那时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援助，他放手做改革的事业，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在八个月的筹备时间，居然做到北大的中兴。我曾在《北大五十周年》一文里略述他在那六年里的作风：“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自此直到1937年的七年间，蒋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已经趋向剧烈的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就像他晚年在《新潮》中所说：“在职之年，但谨知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丁文江和傅斯年的帮助下，北大幸能平稳前进——用他的话来说——“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1943年初春的昆明，当五十八岁的蒋梦麟经由记忆的河道回望19世纪末杭州湾边的那个小村庄，他一定觉得自己驶入了一生中最为晦暗不明的海域。其时，在中国内陆西南的这座孤城里，炸弹正像冰雹一样倾落，“跑警报”成了他和西南联大师生每日的功课，载运军火的卡车和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军志愿航空队战斗机正在昆明市郊结集，沿着滇缅公路潮水般涌入昆明的难民和从沿海城市来的摩登小姐和衣饰入时的仕女在街头拥来挤去。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黄带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城春草木已深而山河破碎着还将破碎下去。在这之前的几年间，宋哲元将军不战而退把故都北平拱手相让，蒋委员长也弃都西窜让石头城里插上了日本人的太阳旗，大学如狂涛落日中的一叶孤舟已由北平迁长沙再迁昆明，喧嚣的战尘把他们驱赶得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他还将在中国西南的山地间漂流多久呢？　　　　
　　　　战前最后一次回乡；他这样对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八十出头的老父不解其意，蒋梦麟如是解释：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话是这么说，他自己还是感到迷惘。这在早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他是少有的。　　　　
　　　　在原北大、清华、天津南开这三所大学战时混合组成的这艘“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里，有梅贻琦、张伯苓等分担联合大学的职责，校务上的事不再像过去那样多了，使他终于有余暇来想想“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于是他进入了回忆。朴素的经验主义者蒋梦麟在进入这项工作时决定，他回忆的应该是他所经历的时代并上溯到近世中国的一百年，像所有身处乱世的中国文人一样，他希望能以史为鉴从历史的碎影断片中“找出一点教训”。　　　　
　　　　于是近一百年来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乃至东西文化的磨合与激荡，在《西潮》这本像自传、像回忆录又像近代史的书中风云际会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是一本智慧之书，是蒋看世界的一双清凉之眼。1943年春天的蒋梦麟前所未有的迷惘也是前所未有的清醒。他看到了一百年来国人被迫西化的途程中的不满、愤怒乃至委屈，也看到了西化得不上不下、不前不后时的前途茫茫，但他更清楚地知道哀怨于事无补——哀怨出自情感的蕴蓄与抑制——不如明辨真相。这一切来自于他事必亲历的经验主义，因为他就是这样生活着，在这个时代，在中西潮交汇的锋面上，在一重一重世间的层峦叠嶂激湍奔涛中。　　　　
　　　　在《西潮》中，我们看到了随着新的物质为先导的西方文化涌入，现代性与中国遭遇时的最初情形，那就像大河入海处两片水域交接线上的壮阔而复杂的景象。在蒋梦麟所处的那个时代，启蒙与救亡、外患与内忧纠结下的中国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前行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人自身，让时代潮流中的人们体验着惶惑与向往、激情与失望、理想与实践、激进与保守之间种种的冲突，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真实的情形就像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与痛楚。　　　　
　　　　“武力革命难，政治革命更难，思想革命尤难，这是我所受的教训”，当蒋梦麟在这本名之为《西潮》的书中最后说出这句话，他仿佛透过昆明城上空爆炸的烟尘看到了数年前在南岳衡山（联大文学院所在地）所经历的一次日出：　　　　
　　　　那个像橘子、像金色的驼鸟蛋、像大火球一般的太阳，终于从云海里冉冉升起，最后浮出云端，躺卧在雪白的天鹅绒垫子上。　　　　
　　　　他把这看作是未来中国的一个先兆。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应修人（1900—1933），浙江慈溪人。原名应麟德，笔名丁九。1914年在上海福源钱庄做学徒。　　　　
　　　　“五四”时期，他积极参加爱国反帝行动。1921年5月，他联合钱庄执业的谢旦如、毕格心等创办了“上海市通信图书馆”。受“五四”运动影响，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与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等创办中国“五四”后最早的新诗社——湖畔诗社，成为当时生气勃勃的新诗运动中一支突起的新军。编成四人诗合集《湖畔》和《春的歌集》自费出版。后创办并主编《支那二月》。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年底，他受党的派遣，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曾邀请鲁迅去黄埔中央政治学校作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受党的派遣，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8月，从苏联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5月14日牺牲。所作诗文后收入《修人集》出版。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玩笑

　　　　应麟德十四岁那年离开家乡慈溪应家河塘，进了上海的一家钱庄做学徒。后来又离开那家叫福源的钱庄，进了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棉业银行，短短几年，就做到了银行出纳股主任的位子。　　　　
　　　　但据说此人在钱庄做事时就不太安分，老是想着要“弃商务农”。十八岁那年他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按当时知识阶级的时尚，照片背后他题了两句诗，写的是：学商何如学农好，想共乡人乐岁穰。十九岁那年的春天，看到报上的招生广告，他给南京省立第一农校校长写了一封信，痛陈他的“好农之志”。大意是，他虽知在商亦可救国，但商场凶险，贪利忘义，媚上咒下，改革又非小商人所能，求高职又非昧着良心不可，所以他只有逃跑。校长先生劝他暂且不要辞去钱庄职务，救国固然重要，饭碗更是重要。再加上父亲的阻拦，搞得他一时很是痛苦。在给主持《时事新报·学灯》笔政的张东荪的一封信里，他说要痛下决心，投身农界，“改良农业，造福农民”。　　　　
　　　　且看看年轻的钱庄学徒想象中的农村是什么样的农村：　　　　
　　　　那是“两行绿草的池塘”加“牧牛儿一双”的农村，是“染着温静的绿情，那绿树浓荫里流出鸟的歌声”的农村，是有着“蓝格子布扎在头上、一篮新剪的苜蓿挽在肘儿上”的“伊”赤足走在田塍上的农村。他看到田塍上静静地睡着“受过蹂躏的青菜”，犹豫着“还是绕着远路走呢，还是践伊而过呢”。事实上1919年的浙东农村是什么模样呢？它或许有着钱庄学徒应麟德赞美过的鸟儿、鸭儿、狗儿、小猫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