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66-历史碎影-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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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明日一封电报追着你要。
很长一段时间，钱，成了应麟德生活的中心。白天在银行里，应付的是流水一样进出的钱，下了班，还是一个钱，借钱给朋友，再向别人借钱，他向上线借来的钱又分散成好多股流到了下线。应麟德的钱囊鼓起来，又瘪下去，成了一个中转站，成了朋友们的共有的小金库。
这年初（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1923年），杭州的汪静之恋爱了，写来一封信，肉麻如一幅春宫图。“伊那甘馥馥的嘴儿真有味，我吻不释口。藕嫩嫩的臂儿煞软和，我摸不释手。最不可形容的是似水柔情，我醉！我醉！……阿修，你当贺我俩！我见伊那娇憨，婉淑，贞静，柔和的神情，我怎不拜在伊的裙下！”两天后，应麟德得去年津贴105元，即寄5元于汪。
三月，日记有一条，“代（康）白情寄北京康选宜50元，邮汇四川张瑞仙嫂嫂100元”。同月，闻听一师学生集体中毒，情急之下，又寄5元与汪静之和冯雪峰。
六月间，潘漠华来信告急，说要投考北大去了，无奈还有10元的债没还掉，应麟德即刻去信，并汇去15元，让潘把其中5元交与汪。如此折腾，再加一个文艺青年的日常开销，听戏、看电影、下馆子什么的，七月的某一日，应麟德终于发现，自己的口袋里只剩下“一角几板”了。
但事情还没有完。八月，有个叫“贻”的朋友说要去湖南桃源了，向他开口借10元盘缠。此时的应，已瘦得布贴袋，只好向同事借了10元，又怕见了面朋友再次大开口，只好托辞太疲，请人转送。还有一个叫“青”的（好像是个一直在通信的女友），说要入校读书了，少10元学资。应接着信，又寄去10元。这10元钱，还是从另一个叫白梅的朋友那里借的。
九月，冯雪峰和汪静之联合来急信哭穷，说情况万分困难，让应麟德把他们的诗稿卖个好价钱，寄去个五六十元。应回信说，我将于后日再储款20元左右寄上，不足部分，当缓缓设法。他甚至还想把一架风琴卖了，以多凑一点钱。接着冯雪峰又来信要旅费。应麟德寄去6元，又给汪静之2元。在此期间，他自己也在找房子，约了一个叫陈文廷的朋友去北四川路，靠铁路边的两幢房子还中意，可每月要20元。幸亏这月略有进账，亚东送来了120元的版税。不然，这个月有钱人应麟德真的要喝西风去了。
十月。又寄汪静之10元。向一个叫令涛的上海美专学生借款80元……
倘若“身体坚硬，皮色焦黑”的“纯粹山里人”冯雪峰向应麟德借钱还说得过去的话，出身于茶商之家、家境又可说小康的汪静之也老向他借钱就有点令人费解了。当时一师的学生伙食费校方承担一半，一般学生全年所费约60—70元；汪家虽非富甲一方，但每年提供给汪的约在200—300元之间，高出一般学生数倍，汪又何以总是向银行职员应麟德哭穷呢？唯一可信的解释是汪的女朋友多（汪自称，“每个星期都是和女朋友主要是和绿漪在西湖上游览终日”），而他的恋爱成本又较一般的穷学生高数倍。
汪静之优渥的生活和浪漫的天性，使他与三个朋友间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当应、冯、潘三人在通信中探讨革命、理想、人生这些宏大命题时，汪只是一心一意地写诗，在西湖边做隐士，并同时和几个女人恋爱着，以致被应麟德讥为他的爱是“一天高一天”。泡在西湖山水和女人们的温情里，使得汪无心旁骛，几年后，当他的朋友们从青春期的闷骚走上铁与血的政治道路时，他还是自得其乐地过着他安稳又不乏色彩的诗人兼隐士的生活：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的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蕙的风》
并经由《蕙的风》和《寂寞的国》，在“道德家”们的攻伐中成为五四初期屈指可数的几位著名诗人之一。也是这种性情使然，使他在半个多世纪后奇迹般地成为未受任何冲击的“五四”老人，比他的任何一个朋友都活得更长久。
十一月。应麟德的父亲从邻人处借得500元，让他去兑。应麟德马上忙开了，“代洪章寄四川康玉贞女士款百元，邮汇汇水二十元”。接着又在亚东和华丰印局之间奔走，想要出版和朋友们的诗歌合集《春的歌》。
亚东的门槛还是很高，印小本的也不肯。华丰印局开出的价码是，用新闻纸，照一年前出的《湖畔》的格式，加倍厚，印一千本，外加封面，计价82元。应麟德很高兴，马上给冯雪峰去信说：“……费共约百元，归我去借，你们不必管，我可以再节省些，徐徐去还；但要你们也苦些时，因稿费没有也。”欣欣然借钱去了。一个叫浩的朋友寄来了汇票111元。福源钱庄的老同事伯研又送来了100元。看来印费是有着落了。竹英女士（汪静之的“主要”女朋友绿漪）寄来了《春的歌集》的封面画，画的是“花冢”，下一新坟，上一些深蓝色的流云——“虽不大好，终是自家人画的”。和华丰那边谈妥了价钱，是用瑞典纸印一千本，每二百页95元，封面两包五六元。十四天可出书。先付定洋40元。书终于出来了，版权页上写的是，“一九二三年八月编成，十二月印，一九二三年末日出版”。
至此，统共这些钱的去向是：汇给冯雪峰25元，其中20元给汪静之，5元给冯作出书后买醉用。购买日金80元，寄给日本一个叫万的朋友，汇给一个叫水的朋友20元，托易耜云转交瑞仙夫人100元汇票，最后20元留下，以备印费之不足……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丁九的死
1933年5月，左翼作家丁玲在上海寓所神秘失踪。几天后的《申报》，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以《昆山路发现惨死之男尸》为题报道了一则跳楼暴尸事件。报道说，5月14日，星期天下午，三时五十分左右，北四川路昆山路第8号后门口忽发现一无名男尸，身穿灰羽纱长衫，头戴呢帽，足穿直贡呢鞋，年约20岁左右，形似广东人，经由虹口捕房巡逻巡捕查见，当即上前查看，“见头部鲜血直流，并已气绝，乃报车送同仁医院，经该医生检查之下，发现该尸头骨已断，大肠流血，形似高处失足坠地，伤重致命……”
北四川路昆山花园7号，是丁玲在上海的寓所。这则本埠新闻中死在第8号后门口的男尸，则成了疑案中的疑案，他是谁？是谁杀了他？人们认定，丁玲是遭当局秘密逮捕了。一个叫沈从文的青年作家通过社会闻达胡适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询问消息，可是他断然否认。
应修人牺牲后从身上发现的亲笔传单稿这段时间后，上海的《大美晚报》突然发表一篇署名蔡飞的文章，指出死者的名字叫丁九。文章详细叙述了当局秘密警察在公共租界绑架丁玲、潘梓年，以及丁九因拒捕，从屋顶阳台上失足坠楼而死的经过。文章说，秘密警察到昆山花园7号时，潘梓年恰巧在丁玲家里，两人被当场带走，特务们密谋一番，又留下两个。丁九推门进来，发觉情势有变，立即退出门外。丁玲的屋子在二楼，丁九发现楼口已有特务把守，便向三楼屋顶退走。特务纵身追上，丁九与他们在屋顶阳台上徒手搏斗。丁九想尽早脱身，边战边退，不想一脚踏空，从阳台边缘失足跌下。
两个特务趁乱跑了。看白相的人们在尸体周围黑鸦鸦站成一圈。在那具渐渐冷去的身体上，有人发现了一张为烟草工人罢工起草的宣言……
死者丁九，即前中国棉业银行出纳股主任、湖畔诗人、1923年的文艺青年、朋友们最大的债主应麟德，亦名应修人，死时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应麟德横卧街头的尸体，因朋友们不忍告诉他年迈的父母，又无人能往认领，后来被埋在普善山庄——那是一个专埋无主尸体、类似于今天的福利公墓的地方。
半个多月后，当年的湖畔四诗人之一、应修人的密友冯雪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接替了他的朋友的工作。
附记1：废名的话
据我的意见，最初的新诗集，在《尝试集》之后，康白情的《草儿》同湖畔诗社的一册《湖畔》最有历史意义。首先我们要敬重他们做诗的“自由”。我说自由，是说他们做诗的态度，他们真是无所为而为的做诗了，他们又真是诗要怎么做便怎么做了。……中国的新文学，在自己知道要解放之后，其命脉便在作者依附着修辞立其诚的“诚”字，新文学便自然而然地发展开了。湖畔诗社四个年轻人在当时也真是难得……在大家要求不要束缚的时候，这几个少年人便应声而自由的歌唱起来了。他们的新诗可以说是最不成熟，可是当时谁也没有他们的新鲜，他们写诗的文字在他们以前是没有人写过的，他们写来是活泼自由的白话文字。……《湖畔》里的诗当得起纯洁的尝试了。
——冯文炳（废名）《谈新诗》
附记2：一个冷酷的人
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秘密地回到上海，并悄然地丢下家人，到莫斯科去了。三年之后，他从苏联回来，已完全埋身于地下工作，连自己家的门口，也没有踏进一步。我曾陪同他的母亲，在一个小菜馆，同他见面，不管痛苦、留恋、眼泪和怨诉，他又飘然地离开了。每次见到他和家人的分离，都使我感到他的冷酷。因为经常与他的家人往来，我亲眼看见他老母亲日夜流泪、梦想，甚至向宗教去找求安慰。他的父亲为生活劳苦地挣扎，他的妻子惨白而寂寞的脸色，我都觉得他太冷酷了……
——楼适夷《话雨录》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
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曾在北京大学旁听。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
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七十余种作品集，至19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出版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著作。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苦闷的北京城
1922年夏天，退伍不久的陆军步兵上士沈从文坐火车从湖南来到北京。当他在前门车站下车时，出发时筹措到的37元路费——27元是退伍安置费，10元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已经只剩下7元6角了。这个神情恍惚的年轻人面对着浩荡的人流和这个颓败却不失气派的陌生的都市，觉得自己简直卑微得就像是风中的一粒灰尘，风稍大一点，就会消失得不知所终。像所有那个时代来到北京的文艺青年一样，他的行囊是简单的，不简单的是里面放着《圣经》和《史记》两本书，沈从文故乡凤凰古城这预示着他以后的写作将在这两本经典的引导下前行。这个高高瘦瘦的长身白脸的少年出了站，在旅客登记簿上这样填写自己的身份：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沈从文在1920年代的最初几个年头来到北京的目标是含糊不清的，照他后来的说法，他是相信了当时报纸上的说法，以为北京有的是上学的机会，只要成了一个学者，就能加入到中国的文化复兴运动中去。打算虽好，却是需要钱才能实现的。接下来他会发现，尽管他做梦都想着成为一个大学生，但从来没有哪一所大学愿意录取一个连新式标点都用不正确的乡下人。
1924年11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困顿无路的文学青年沈从文给素不相识的郁达夫写去一封诉苦信，请求援助。时任北京大学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收到信的第二天早晨，就去沈住的旅馆看望了他。当郁达夫看到这个穷得穿不起棉衣的年轻人在一间冰冷的小屋子里用冻僵的手写着文稿时，他的心里肯定涌起了一阵怜悯。他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他穿上，并带他下馆子吃饭。那时的沈从文，已经饿得走路都要脚步打飘了。刺骨的寒风和胃囊的收缩使他说话都打着哆嗦，费上好大劲才能把一句话说连贯。饭毕，跑堂结算餐费为1元7角，郁达夫拿出5元结账，把找回的3元3角全都给了沈从文。多年之后，沈说起此事还为郁达夫的慷慨而感激不已。
沈从文刚到北京的时候，在一家湘西人开办的会馆里住了六个月，因业主和他沾点远亲，就没有收房租。但离开那家会馆后，直至他离京南下，他一直都住在大学周围一些潮湿阴暗的公寓小客房里。这些公寓包括清华、银闸、汉园等。有一段时间他住的是煤堆仓库，只好在墙上开洞当窗户。每个地方他都住不久，常因为拖欠房租被房东扫地出门。有时交房租的日子到了，他不得不大半夜在落满了雪的河边徘徊。如此困顿的生活，也不能消磨去他身上与生俱来的文人天性，沈从文把他所有住过的房子都取了个雅号，叫做“窄而霉小斋”。
有亲戚出于好心劝他回去，去湖南乡下做个老总②什么的，也比混在北京出息多了。沈从文告诉他们，正是因为在乡下看多了杀人待不下去才到北京找“理想”的。话虽这么说，走在北京的街头还是会有一种迷离恍惚之感攫住他。就好像在北京的是另一个他，还有一个他，在老家的什么地方做着一个小绅士，娶着一个有产者的女儿，说不定还学会了吸鸦片烟，做了两任县知事，有了四个以上的孩子。如果他不出来，他的人生几乎就是这样一副规定了的模式。
假若北京除了贫穷再也不能带给他别的什么，这个年轻人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个古老的城市给沈从文的第一印象是那是一个“博物馆”。他在一篇叫《2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的文章里如是回忆1920年代的北京带给他的新奇感受：
我是1922年夏天到北京的，开始住在会馆里。我从会馆出门向西15分钟就到达中国古代文化集中之地，就是琉璃厂。那里除了有两条十字形的街，然后还有十几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还有许多不标店名分门别类的、包罗万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个中国文化博物馆的模样。然后再往东20分钟来到前门大街，那里是一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