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879-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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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本就一直不喜欢珍妃，今日撞见珍妃竟然坐光绪皇帝大腿上，一肚子气没地方出，当即怒斥珍妃：“汝身为贵妃，行为举止竟然如此轻佻，成何体统！你眼里还有宫中的规矩吗？来人呀，拖下去杖打二十！”
不管光绪皇帝如何求饶，慈禧就是不松口，李莲英得了令，命两太监把珍妃架出去，立即行刑，打得珍妃的旗袍上血肉模糊才拖回来，慈禧还不解气，立即发布懿旨，以珍妃行为不检为由，革去珍妃的贵妃头衔，从正一品的贵妃直降为六品贵人。
隆裕太后见慈禧给自己出了气，心里十分高兴，差一点笑出声来，但碍于慈禧的威严，没有作声。光绪皇帝也吓傻了，不知道慈禧今日为何发这么大的脾气。
杖打二十，这还没完，皮开肉绽的珍妃被太监拖回来，慈禧太后还厉声质问珍妃：“哀家听人说，你最近还常在皇上面前妄议政事？”
按清朝祖制，妃子不经皇帝允许而干政，最严重的是杀头大罪，光绪皇帝一听慈禧太后如此发问，感觉珍妃小命难保，吓得一屁股瘫坐到地上，他想反抗慈禧，但没有勇气。
就在年轻的光绪皇帝孤立无援时，帝师翁同龢带领帝党群臣赶到养心殿。荣禄也带兵赶到了。慈禧太后这才收敛了一下脾气，示意光绪皇帝和列位臣工就列。
坐定之后，慈禧太后扫视了一下群臣，他们的表情一个个很严肃，最后，慈禧的目光落在翁同龢身上，道：“翁学士，哀家是在处理后宫之事，汝也想插手吗？”
翁同龢觉得此时光绪皇帝已经完全亲政，维新变法是众望所归，于是正义凛然上前道：“微臣不敢。只是下官知道，太后之气，并不在珍妃。但举荐康有为变法，乃是老夫之见，与珍妃娘娘无关。如今外患已深，列强瓜分大清的意图昭然若揭，依大清国祖训，‘凡失寸土者不得入列祖灵位’，皇上奋发图强，太后理宜全力支持他明定国是，变法自强。”
顺天府尹夔及户部尚书、协力大学士王之韶等大臣们也纷纷下跪进言，苦苦相劝慈禧支持光绪皇帝维新变法，慈禧太后看了一眼群臣，知道变法强国已是大势所趋，而且光绪皇帝在群臣中有了“根基”，便喝了一口李莲英送上的人参茶，慢条斯理道：“都起来吧！！哀家有说过不支持皇上变法强国了吗？哀家现在质问的，是珍妃有没有跟皇上妄议政事，皇上，到底有还是没有呀？”
光绪皇帝知道自己身边有太监是太后心腹，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他不敢说谎，头上直冒冷汗，唯唯诺诺道：“曾说过一两句，不过都是朕…朕主动询问……”
光绪皇帝解释的话还没说完，慈禧太后就有点不耐烦了，既然皇上已经承认珍妃说过一两句政事，那就行了，慈禧下令：“珍妃妄议朝政，掌嘴三十，以儆效尤。”
惩罚珍妃，既是做给光绪皇帝看的，也是做给翁同龢等大臣看的，正所谓“杀鸡儆猴”！李莲英得令，心领神会，马上命太监上前狠狠地打，可怜如花似玉的珍妃，屁股刚被杖打二十，现在又被“啪啪”掌嘴三十，嘴角流血，昏了过去。
慈禧还不让人把她抬下去找太医。光绪皇帝眼睁睁看到心爱的女人转眼间被打得血肉模糊，愤恨地流下眼泪，面如死灰，取下头上的黄龙帽，真准备不干了，无所顾忌地说：“亲爸爸，孩儿不孝！您要是有气，就撒在孩儿身上吧！！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来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亳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不维新变法，朕何以面目去九泉下见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
光绪皇帝这一番肺腑之言，说得声泪俱下，慈禧这时毕竟已经是昭告天下退休了的，这时候还没有废黜光绪、另立新君的打算，于是心软了。光绪皇帝背后的臣子们也很会演戏，有的也痛哭流涕，恳求慈禧给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机会，慈禧这才松了口，退让了一步，让荣禄推荐一位年轻有为、思想开明的大臣担任军机章京，辅助光绪皇帝维新变法，荣禄便推荐了林旭。
慈禧太后还不放心，后来让张之洞也推荐维新的人才，张之洞便推荐了杨锐和刘光第。顺便说一句，现在许多人误认为历史上“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为的人。其实是并非如此，被杀的军机四章京里，杨锐和刘光第是张之洞推荐的，林旭是荣禄推荐的，只有谭嗣同是铁杆的康党。刘光第对康有为素来反感，杨锐目睹康党一班人的轻躁冒进，在军机章京的位置上如坐针毡，家书里常有“非久留之地”的感叹。
不久，光绪皇帝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任命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四品卿衔，参预新政。
光绪皇帝《明定国是诏》后不久，两江总督刘坤一向光绪帝推荐了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谭嗣同也准备离开山东，进京面圣。梁启超此时也接到康有为的来信，让他去京城帮忙。
谭嗣同和梁启超向李经述辞行，李经述心急如焚，他知道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此去凶险，便想想办法留住他们！
第114章康有为的政变
李经述和康有为一接触，就知道所谓的康圣人，只是徒有虚名。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无疑异端邪说，光绪皇帝会糊涂一时，不可能糊涂一世，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
中国的改革，若让熟悉官场的政治大佬李鸿章或张之洞，甚至是荣禄来做旗手，都比康有为要强一百倍。因为康有为只不过是一个四品官，他做维新变法的旗手，就只能是政变，因为康有为对朝廷权力结构重组的关心，会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
李经述跟谭嗣同谈过变法，谭嗣同的变法更激进，迟早一天是连皇帝的脑袋也要砍的，因为他赞美法国大革命，“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所以，李经述是十分不放心让谭嗣同去京城的，还有梁启超，此时也一样患了政治幼稚病。要拦住他们去京城，李经述想了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只要拖上一两个月，等他们再到京城，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估计就结束了。
恰好在此时，李经述得到消息，张之洞也奉召入京，但也没去成。原来，按照慈禧太后的打算，湖广总督张之洞是要调任中央协助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
维新变法开始前，光绪皇帝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了一道“电旨”，也就是电报发送的圣旨，就传到了武昌：“奉旨：张之洞着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着谭继洵兼署。钦此。”
光绪皇帝是一个新潮的皇帝，对新生事物接受比较快，晚清还是比较开放的，在同治九年（1870年）电报就传入了中国清政府开始使用电报的时间是在光绪五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与大沽海口炮台之间架设电线，试通电报，这是中国修建的第一条电报线路。为提高政务效率，光绪十年中国完成全国主要线路的铺设。当时为了传输汉字，当时电报编码，主要是用数字作为笔画的代号输入汉字。比如6511是“军”，2894是“机”，5710是“处”。后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嗣后明降谕旨，均著由电报局。”总理衙门规定，凡因紧急，公事皇帝下达谕旨或督抚上奏都可使用电报。
张之洞看到光绪皇帝这道圣旨，刚开始欣喜若狂。因为奉诏入京，并且被安排了继任人，但凡对官场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信号的含义，不是被“双规”，就是将被提拔。而政绩卓异、如日中天的张之洞，显然是正出于上升通道，去京城任职，这当然是张之洞梦寐以求的机会。从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至1893年，张之洞已经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干了12年了。但凡封疆大吏，有谁不期望着能入军机、进中央呢？督抚虽然起居八座、尊贵无比，但毕竟仍是地方干部。而帝辇之下，虽然可能伴君如伴虎，毕竟那是跻身位极人臣，张之洞当年出京城锻炼，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再回到京城。
不过，对于辅佐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维新变法，张之洞敏锐的政治嗅觉，让他感觉到了这或许不是机会，而只是一次“危机”而已！
在张之洞接到入京“电旨”后的第二天，他急电杨锐，打听为什么要他进京：“此次入觐，两宫意若何？朝廷有何议？”。张之洞要求杨锐回电时务必加“急”字，以便及时沟通，急迫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他拖着不肯进京，致电总理衙门，表示手头工作多，总要“大约十数日”后才能动身，“既有垂询时间，如有急办而可宣示者，可否先为谕知一二条，以便随时豫为筹拟上陈。”
不久，光绪皇帝再度来电旨：“前谕该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陛见，自当闻命即行，何得托故迁延，致稽时日。至面询事件，岂有豫为宣播之理？所奏毋庸议。钦此。”
张之洞不敢怠慢，一边立即动身，一边临时抱佛脚，向正在俄罗斯首都彼得堡的前驻德公使许景澄讨教国际局势是不是发生了重大变故。在经过南京时，张之洞还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行了密谈，后来，张之洞终于抵达上海，准备在此换海轮北上。
这时候，杨锐的电报给张之洞回了电报，详细汇报了慈禧和光绪皇帝的冲突，张之洞觉得这趟浑水太深了，自己不宜去京城，但又不能不奉旨，于是就命人导演了一出大戏。
不久，张之洞的后院起火了，湖北沙市出事了。一位湖南籍的面馆工人，在沙市招商局门前随地小便，与招商局更夫发生冲突，被更夫用扁担打伤，激起湘人愤怒，次日，集体赶到洋关验货厂门口小便示威，遭到再度阻拦。湘人倏即聚众，登时放火将税司洋务、关署、招商局及日本领事公寓住宅、扦手坐船同时放火，并阻水龙不许往救。这其实只是一起本该归城管处理的卫生事件，却因为掺杂了湘鄂两省人的地域冲突，及民间对国企、洋人的不满，扩大了，根据江海关沙市税务司、英国人牛曼的报告，财产损失应该高达10万两，史称“火烧洋码头”事件。
荆州将军祥亨的报急电报就飞到了京城。驻英公使裕庚也发来电报：“英因沙市领事馆案，派兵船两只来华。”在这样的情况下，光绪皇帝只好电令刚到上海的张之洞，立即返回湖北，“俟此案办竣，地方安静，再行来京。”
李经述心想张之洞这老狐狸不惜放火都不去京城，这次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估计会比历史上的百日维新更加短命，于是，命朱红灯带人在山东大学堂正在建的饭堂放了一把大火。虽然这次大火没有照成人员伤亡，但李经述认定这把火是拳匪所放，让谭嗣同一定先查个水落石出，是不是拳匪死灰复燃，谭嗣同也觉得此事不难，做事有始有终，李经述还派人去湖南接谭嗣同的家人，让他们一起进京。因为此事涉及到山东大学堂，李经述便让梁启超先协助调查了，查明了事情再去帮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便没有立即去京城。
果然不出李经述所料，康有为对夺取朝廷权力的关心，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获光绪赏识后，康有为改口大声疾呼“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定宪法，开议院”这个曾长期被当作维新主要举措，就被他彻底抛到了脑后，整个百日维新，康有为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
在进呈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还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
康有为这种半桶水的论点，让起初支持他办法的维新人士大失所望，李经述等维新人士对他群起攻击。
康有为便在《国闻报》上刊文《答人论议院书》解释，阐述自己中国不该立宪和设议院的理由：“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童蒙共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况圣上，天锡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以赞圣明足矣。”
这文章的意思是说，中国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了皇帝的*，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要出大乱子的；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宪法议院什么的纯属多余。在康有为的领导下，维新期间，康门弟子集体在报刊上撰文，制造中国不能搞议院的舆论，如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
李经述原本还心存一丝幻想，觉得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会有点效果，这时更加认清了康有为无耻无知的真面目，于是宣布跟权欲熏心的康有为划清界限。
康有为的堂弟康广仁为此还专门去找李经述，想说服他支持康有为：“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望兄长能施以援手，此乃万民之幸甚！”
李经述请康广仁转告康有为：“先秦时韩非子早有预言，‘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少一些权力私心，多一分办洋务的实际行动，兴工商和教育，则自然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人会多起来。”但是，康有为觉得只有掌握了更大的权力，他才能实现自己的大同理想，他自始至终只为他自己量身打造“改革”。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提出一个变法核心：“立制度局、新政局”。
康有为跟光绪皇帝和荣禄等大臣解释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但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这个定位是骗人的，因为康有为同时又说：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十二专局”，“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十二局立而新制举。
荣禄又不傻，康有为说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换句话说，中央制度局虽然只负责议政而不负责行政，但新政的执行仍然会由中央制度局下辖的“十二专局”来负责。于是问题就来了：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