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2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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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训练的田勇们被太平军打得惊惶失措，蜂拥返奔，数万溃勇很快把湘军正规部队的阵脚冲得大乱，这时石达开才命部队就势掩杀过去，太平军越战越勇，反败为胜，并击毙都司龙复胜，把总洪复胜等人。

两天以后，萧启江收拾残兵，再攻池江，先设伏于麻布陇一带，再诱石达开出战。

石达开识破是计，传令坚守不出，仅派数百人对付前来“诱敌”的清军。

26日，萧启江再次布置伏兵后进攻池江，太平军仍不假理会，反公然将大队撤出池江，向南安城靠拢。萧启江因四天前的大败心有余悸，竟不敢追击，眼睁睁看着太平军从容退向南安，直到数日之后才追向南安。

池江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而萧启江不敢尾追的事实则显示江西湘军气焰受挫，石达开决定抓住这一有力时机，加速实施向湖南的战略转移。

石达开一面指挥部队向湖南转移，一面在南安布下诱敌之计，拖住湘军，掩护大队。

3月4日，湘军追到南安城下，但见城中烟焰迷天，随即听说太平军发生“内乱”，守军弃城而走，萧启江急派营官朱桂秋、黎得胜、胡中和、刘岳昭、梁万贵等会同练勇攻领东门和北门，营官毛冶祺、秦华祝、唐星照、戴龄等会同田勇进攻城外各村“贼垒”“贼馆”。

是时南安南北二城的太平军主动西撤，且战且退，诱敌深入，而后杀回马枪，痛击追兵。

接着，各村号角四起，萧启江急忙传令收队，不敢再向已是空城的南安迈进一步。守军见湘军受到震慑，不敢再进，遂安然返城。

其后三日间，湘军未敢再攻南安，直到3月7日始复来，这时太平军大队早已转入湖南，留守的小股部队不再多与湘军纠缠，兵分两路撤退。

就在萧启江部湘军被拖在南安的十余日间，石达开所部江西太平军已全面挺进湖南。

池江大捷四天后即1859年2月28日，奉命自江西崇义进军的太平军赖裕新、傅忠信部进抵湖南桂阳热水岭，遭到清军刘培元、彭定太的阻击，打响入湘之战。

在太平军猛烈进攻下，清军仅数小时即“全军覆没”，桂阳赶来的援军急忙逃回城内。太平军将清军营垒尽予摧毁，并于3月2日攻克桂阳县城，取得在湖南的第一个据点。

3月11日，太平军以骑兵开路，冲进驻扎桂阳、宜章分界处文明司的清军营地，清军溃败。

12日，又大破驻扎官渡的清军营盘，并以骑兵追击，乘胜直下宜章。13日，由秀流河上下游同时发动抢渡，击溃扼守秀流河的清军，击毙守将段万彩刘祥信等人，攻克兴宁。

至此，湘东南三大军事重镇在半月之内接连为太平军所据，郴州府门户洞开。太平军在入湘第一阶段中牢牢把握主动，顺利实现向湖南的战略转移，南本是湘军的老巢，但“官绅招勇筹纳，百计外援，物力巳薄”，加之当时两广和湖南交界地区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与太平军摇相呼应，声势愈壮，湖南巡抚骆秉章担心石达开的乘虚而入全线动摇各省湘军的军心，进而影响整个战。

“湖南频年内固封守，外援四邻，财力既殚，人才亦耗……兹大股逆贼乘虚窜突，倘不能迅速剿除，不但本省生灵遭其荼毒，即绅民之出演援剿者，皆不免有内顾之忧，而东南大局且将不可复问。”

于是一面“筹饷募兵”，飞檄各郡搜集兵将、编制队伍，饬留籍湘军头目火速招集旧部，集结在籍湘军官兵四万余人，一面急从各省抽调步兵、水师、炮舰、马队入湘助剿。

湘东南三大战略要隘失守后，清军退守宜章至郴州和兴宁至梆州两条路线。因兴宁以西为东江所隔，石达开命部队从宜章进军。

3月15日，赖裕新等自宜章出发，间道趋郴州府属之外岭、良田，迅即攻克，击毙清巡检卢铨，乘胜夺取郴州，跟着分兵两路进攻桂阳州，17日轻取桂阳州，全歼守敌，仅知州张济远一人仓惶逃命。

郴州失守后，湖南巡抚骆秉章判断太平军将北进常宁以窥湘江枢纽衡州，当即以衡州为中心部署了防御反击体系。

石达开见清军把战略重点放在控制通往衡州的水陆交通线上，对常宁防守尤为严密，遂再一次将计就计，采用声东击西之策，以少量兵力佯攻衡州以南的常宁，牵制湘军主力，而太平军主力向西迂回，拟从西南方绕过衡阳，取道祁阳直捣湖南中部重镇宝庆。

在宝庆休整并补充粮草后，既可作为经略两湖，下趋衡州、武汉，或进取长沙的据点，又可向西出辰溪、沅陵，到达四川的秀山、酉阳，或北出常德、澧县、荆州、宜昌，溯江入川。

与此同时，石达开还派人与如火如荼的广西大成国起义军取得联络，约其一同向湖南发展。大成国对此极为重视，特派其“四王”之一的平南王谢乐言亲往湖南探查军情。

当湘军以为可以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严密的防御体系阻挡太平军于衡州防线时，太平军主力已趋向嘉禾，3月19日攻克嘉禾后，继续向西迂回，以小股佯攻北面的新田和临武，迷惑敌人，主力则趁机进入宁远县，3月31日，先头部队向祁阳发动进攻。

至此，太平军在入湘第二阶段中继续掌握了主动，长驱直入，绕开敌人的重兵防御，顺利将战线推进到地处衡州、永州之间，西北界接宝庆，“正居中用奇之地，又为大军后路（骆秉章语）”的祁阳一线。

湖南巡抚骆秉章得知石达开已突入宁远，又从俘虏口中获悉太平军的真实意图是自祁阳进攻宝庆后，急忙调整部署。

当太平军扫荡了祁阳城外守隘清军，准备攻城时，刘长佑部湘军于4月4日率先赶到祁阳增援。这时祁阳城下的太平军突然调转兵锋改攻永州，与湘军刘长佑、席宝田部展开连日激战。清军援军续至，永州城外的太平军四面受敌，难以抵挡，被迫放弃攻城。

石达开获悉先头部队攻打永州遭到重兵拦截，意识到清军已经察觉了太平军的军事意图，遂重新拟定了作战计划。

为避免单线作战容易遭受多方包围的不利情形，决定分兵渡过湘江，开辟西路战场。

4月11—15日，太平军主力陆续自宁远进入祁阳境，这时，杨载福已派湘军水师副统领王明山从衡州赶往祁阳，企图利用水师严密封索湘江，防止太平军渡江。

4月15日，太平军在祁阳下游十里的观音滩公然编造船筏，进行渡江准备。清军驰赴观音滩对岸阻击，太平军随即退却。16日，清军过江进剿，双方交战，互有胜负，清军收队进入祁阳。当夜，太平军出人意料地再次从观音滩驾筏渡江，终于偷渡湘江成功。

渡过湘江的太平军由赖裕新、傅忠信率领，进军与广西全州和宝庆府属之新宁接壤的东安县，4月22日破城全歼守军，知县李右文等毙命。

太平军这一分兵战略再次出乎清军意料之外，直到太平军兵临东安城下，清军才急调刘长佑赴援，可惜军未至而城已破……

第441章战火连绵

达到了突围目的之后，太平军弃守东安，由赖裕新担任诱敌任务，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动清军，傅忠信则率精锐伺机而动。

赖裕新先佯攻新宁，又故意折回，作出直捣广西全州的态势，并派人联络当地天地会义军，准备会合，吸引敌人追赶。湘军刘长佑与刘坤一部果然率军向全州方向追堵而去。

清军一被调动，驻扎在东安附近的傅忠信部立即挥师新宁，兵锋直逼宝庆，刘长佑与刘坤一闻讯后，急忙调头赶回新宁。

就这样，回师新宁的湘军被占尽地利、以逸待劳的太平军打得大败，营垒全部被踏平，辎重悉数被缴获。

傅忠信部乘胜离开新宁北上，直趋宝庆府。

而担任诱敌任务的赖裕新部这时已经联合上了广西全州天地会义军，在他们的配合下，从容回师，折反湖南，分兵进攻武冈、新宁，以牵制刘长佑增援宝庆的部队，并于5月下旬师抵宝庆。

而在此期间，石达开派出一些部队继续留在湘南活动，张大声势干扰清军的判断与部署，他本人则仍拟取道祁阳赴宝庆，祁阳战役就此展开。

公元1859年4月22日，湘军知府刘坤一、王勋、副将余星元、杨恒升分三路进攻祁阳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连拔营垒11座，而太平军旋于清军追击途中杀出伏兵反败为胜。

此时湖南西路战事打响，湘军大将刘坤一率军西援，祁阳清军实力锐减。

24日，两军激战于过水坪、双桥一带，太平军追斩清军千总罗士荣，外委张友元及清军数百人。

其后数日，湘军援军云集祁阳：肖翰庆统带水师营沿江巡截；廖洪顺的长胜军，陈缇的吉字营，阳安臣的阳字营，黄三清的清字营分据城外各险要；何绍彩的何字昔以及刘岳昭九个营分驻熊罴岭灵官殿一带，企图围困太平军。

5月3日，新任永镇总兵周宽世驰援祁阳，太平军乔装清军往迎，对周部进行突袭，周军伤亡惨重，湖南巡抚骆秉章闻讯大惊又飞调魏喻义的质字营，赵焕联的和字营进援熊罴岭。

太平军与湘军在熊罴岭地区展开会战，互有胜负，5月中旬，傅忠信、赖裕新两军已按计划回师，石达开决定速战速决，尽快前往宝庆，遂于5月17日分兵十路向熊罴岭发动总攻。

双方激战十小时，太平军佯退引清军追赶，另以一军迂回侧袭；清军大乱，弃甲倒戈而逃；太平军一路切断清军退路，一路直捣清军大本营；清军弃守熊罴岭，退据宝庆44里外之洪桥，沿途死伤甚众。

太平军取得熊罴岭会战胜利后，随即向宝庆移师，清军留何绍彩、黄三清两个营守洪桥，以刘岳昭的九个营驰援宝庆，太平军乘洪桥兵力虚弱，于5月21日杀了个回马枪，一举摧毁清军营垒，又于24日和26日分别击败拦截和追赶的清军，从而冲破清军的尾追堵截，达成了与赖裕新、傅忠信部会师于宝庆城下的战略目标。

石达开部太平军主力抵达宝庆后，石达开命赖裕新驻扎城西，傅忠义驻扎城东，他本人与张遂谋驻扎城南，不久又派兵在东北和北路筑营。

太平军五月底起连续对宝庆城发动攻势，城外清军各路援军也多次对围城太平军实施攻击，但始终未能对太平军造成实质性打击。

到6月中旬，太平军已在宝庆外围扎下层层营垒，筑起长濠，使宝庆彻底断绝了与城外的联系，粮饷来源也全部被切断，6月17日，太平军完成了对宝庆的四面合围。

就在太平军到达宝庆之初，湖南驯服骆秉章等即令宝庆坚壁清野，将宝庆城外的的民房街市庙宇全部焚毁，以使太平军不能以之作为进攻的屏障与掩护。

然而，清军将帅对于湖南会战重要性的认识起初是存在很大分歧的。湘系集团的骆秉章和胡林翼等一开始就主张全力应对，湖广集团的官文、都兴阿、多隆阿、舒保等则不甚以为然。

他们认为，游荡与安徽南部的陈玉成部一直对湖北虎视眈眈，以湖北现有兵力与陈玉成相抗，鄂东防御已经可虞，何况按照既定计划，此时湘军正当分兵三路进图安庆，尤须厚结兵力。

因此，他们对胡林翼从湖北调兵增援湖南的意图相当不满，认为是“不援皖而唯湘是图”，“湘人以空虚而致贼，鄂人奈何效尤？”

而针对湖北官方的埋怨，湘军大佬胡林翼却很明白表示陈玉成于三河大捷后在安徽二郎河遭受重挫损失严重，非经休整蓄锐，无力发动凌厉攻势。

而石达开即使不打永州、衡州、宝庆，也未始不能重施咸丰二年太平军东进之故伎，绕过三郡直导湖北。

一但“湖南不能追”，则“湖北势不能堵”，由是石达开不止将“由西路窥伺巴蜀”，而且“附鄂之背，必在夏秋之间”。

湖南不支，则“湖北御此大股，必须再添两万人。饷力固不能任，将才又不能多”，彼时湖南“非全境肃清三、五月后”必不能援鄂，所以为湖北计，“自守于境内不如助剿于境外，助剿则兵少而功倍，自守则备多而势分”。

在胡林翼的再三陈说利弊下，湘鄂集团终于统一了思想。先由官文俱折呈奏保蜀之困难性及必要性：“湖南各军，皆百战之余，尚不能决其必胜；蜀中承平日久，额兵多半调拨他省，猝欲御此强悍之寇，深恐力不能支”。

“查蜀中富庶为时下财赋之区，中外皆资其力。若贼得肆志入蜀，其（氐鸟）陷张必数倍于湖南，不特贻患于两楚，防无虚日；并恐蚁附蜂屯，西出关中，为秦晋之大害。历观史书所载，蜀之安危，关系中原大局。盖土沃民众，能善用之，则可御外侮；不善用之，亦足借寇兵也。查天下之势，西北足以控东南，东南不足抗西北。故贼踞江皖，而楚省尚可复完备，因得上游之势”。

继而要求“饬令曾国藩酌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陆精锐将士，由楚江驶入蜀中，限五十日到夔州，责以守蜀之任”，至于江西太平军“不过万余，或请饬李定泰守饶州，饶廷选守抚州，吴水牛守九江，自能保固疆圉。俟南省肃清，蜀事果定，则楚军得以专意东征，即江西余孽，亦不难殄灭矣。”

十日后又由官文和胡林翼会奏，更加明确地提出“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忧”的全局战略。

湖北带头做出榜样，尽管本省“马步水师各营，既以全力规画院江南北，更复西顾荆州，北防商固，而粤匪捻匪窥伺多端，水师马步各军应接不暇”，仍“以湖南异常紧急，于万难筹拨之个，勉力抽调重兵，以全大局，挖肉补疮，移缓就急”，抽调援兵一万五千人，而且用饷全由湖北负担，不烦湖南，确是全力支援。

就这样，清军投入宝庆会战的兵力，包括在籍湘军官兵士兵四万人和从皖赣鄂等省陆续调集的约三万人在内，总数不下七万。

其中除之前提到的刘长佑、刘坤一及祁阳城下各路援军外，先后还有曾国藩调萧启江、张运兰部往援。

湖南巡抚骆秉章调援黔之副将田兴恕军往援；官文、胡林翼调马队二百，总兵王明山、陈金鳌、知府萧翰庆、副将孙昌凯率水师四营携炮船一百余号往援；续调安庆水师参将杨明万、游击曾绍霖、副将刘国斌携炮船九十余号，水师游击左光培部、炮船二十八号及已革总兵李续焘所募新勇往援。又续调荆宜施道李续宜自黄州、武昌往援。

此外，还令在海南一带机动的都兴阿、多隆阿、鲍超部停止深入淮南腹地，作为援湘预备队随时待命。

也就在这时候，由两江总督吴可统筹指挥的金陵战役也正式开打。

同时进行两场超过十万人数的大战，就算朝廷也有些承受不起。

幸好两处战场大部分军费都由各自省份筹措，朝廷再提供一部分倒也勉强凑合，起码没闹出因粮饷短缺而出现的军中不稳迹象。

吴可也是等到金陵战役陷入焦灼僵持之势，又将后方的后勤供应体系梳理清楚，将任务细化分派下去，这才有时间和空闲关注湖南宝庆的大战。

“湖南和湖南官场倒是联系紧密！”

看着手下幕僚收集整理的情报，吴可忍不住连连冷笑不已。

“呵呵，还想将江西也化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真真是狼子野心！”

他没有要身边幕僚回答的意思，只是看着手头情报一会皱眉一会撇嘴表示不屑，看到不爽的地方更是忍不住开口嘲讽一二。

“传我命令，让江西本地清军给我老实本分一些，不管境内湘军如何动作，他们得把辖区的防务搞好，不然本督不介意让他们知道后果有多严重！”

看完情报汇总，吴可随手将东西扔在一旁，冲着身边的信服幕僚张松吩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