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3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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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作战，是捻军在抗清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也是运用运动战取胜的一个典型战例。捻军发挥快速流动作战的特长，牵着僧军盘旋打转，使其精疲力竭，同时伺机反击，消耗敌之兵力，挫伤敌之士气，最后在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对捻军有利的地区，一举全歼穷追之敌。

僧军方面，由于僧格林沁盲目轻敌，一味穷追，后方供给不继，部队饥疲交加，士气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鲁清军的有效配合，成为衰弱的孤军，最后被捻军歼灭。

僧格林沁之死震动朝野，同时也让朝廷制衡汉人军事武装的努力付诸东流，不得不让汉人军事武装插手北方军事，使得朝廷对地方掌控力进一不下降。

可以说，僧格林沁的突然战死，其后的影响是非常深渊的。

清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即公历1865年5月18日），在山东曹州吴家店（今山东菏泽市牡丹区吴店镇）发生一个重大事件：满清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率兵轻进追剿，被捻军包围杀死。

一名铁帽子王战死所具有的舆论震撼性当时极其强烈，但僧格林沁之死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此，而是给满清朝廷带去一个几乎可以说得上灾难性后果。

要理解僧格林沁之死的巨大影响，必须要了解满清的基本军事体系及其演变。

满清在顺治期间（17世纪中叶）形成了八旗和绿营军事制度，两者称为经制兵，也即今天所说的国家正规军。

绿营是满清入关后继承明朝制度形成的以汉人为基本的军队，常规保持六十万人之众，而八旗兵力可能仅为二十万人，最高的时候为三十五万人。

尽管如此，八旗军队是满清的看家武力。就驻防而言，绿营分散在全国，主要是防守西北、西南、华南、华中、华东等地，有战事时才进行集中。

八旗除部分分散全国驻扎外，主力采取集中方式，防守京畿地区，因此，八旗主力相对绿营处于优势状态，是满清最后的铁拳。嘉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之后，无论是绿营还是八旗，都开始明显腐败、衰落，但国家基本军事体系的格局并没有变化。

1851年太平天国兴起，随即捻军兴起，问题顿时格外严峻。太平天国的主力是在南方作战，满清进行应对的主要是绿营，然而绿营根本没有能力获取优势，咸丰皇帝在1852年底就开始大力组织团练，成为湘军以及乡勇队出现的直接原因。

1856年太平天国第一次打败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1858年第二次打败江北大营，1860年第二次打败江南大营，就此，绿营武装基本失去了战斗力，从而湘军和乡勇队得以真正兴起，成为满清在南方的基本武装和主力。

因为八旗在南方的军力薄弱，整个南方就此落如汉人军事政治集团的掌控之中，朝廷能够牵制南方汉人军事集团的武装力量，也唯有驻防京畿的八旗以及蒙古武装……

第656章邪门

尽管太平天国1853年定都天京（南京）后即进行北伐，捻军也随即像瘟疫一样在北方传播开来，但他们还是受到了沉重限制和打击。满清对付太平天国北伐和捻军的主力，已经不是绿营而是八旗。

在这个过程中，僧格林沁控制了八旗主力，成为满清最重要的守护神。僧格林沁活捉太平天国北伐主帅林凤祥、李开芳，给予太平军北伐部队全歼，随即应付进攻天津、北京的英法联军，又接连获取击败捻军的胜利。

然而，捻军属于流窜作战，僧格林沁既有剿不胜剿之苦，又在接连的战术胜利中越来越轻敌，终于在山东曹州率领不多兵力死命追敌而陷入包围，一代满清名将战死马下。

僧格林沁一死，八旗武装没有了能够真正担当的主帅，终于步绿营之后失去了可以控制局面的战斗力。就在僧格林沁战死的前一年，湘军攻占了天京（南京），标志着太平天国已经失败。

僧格林沁一死，曾国藩马上就奉命北上对付捻军。尽管湘军已经进行解散工作，但李鸿章部和刘长佑部兴起，李鸿章、刘长佑在平定南方太平天国残余后也率军北上。

于是，汉人控制满清军事力量的格局已经注定。

由此可见，僧王在高楼寨战败被杀，所导致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其实当南方太平天国被打败，无论僧格林沁死与不死，北方捻军被剿灭都已经注定。但是，如果僧格林沁不死，八旗主力就仍然会是满清的铁拳，曾国藩、李鸿章的勇营武装很难获得向北控制的机会，所面临的命运要么绿营化，要么就像曾国藩已经在做的那样进行解体。

总之，汉人有这样一个成为满清主力乃至掌握兵权的大好契机，后来的历史也将会与吴可所知完全不同。

……

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僧格林沁的覆灭，使朝廷极为惊恐，生怕又出现一个太平天国。

朝廷本想让僧格林沁单独将捻军镇压下去，以提高蒙满贵族的威望，以对抗新起来的湘系、乡勇系以及淮系地方汉族军阀。但后来见僧格林沁无力镇压捻军，又想故技重演，让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力，僧格林沁坐收其功。

但僧格林沁狂妄自大，愚顽不化，根本看不起曾国藩这帮汉人。对朝廷的好心力加排斥，朝廷见此只好作罢，现在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了，朝廷大惊之下于1865年5月26日到5月31日，短短的五天之内，连发五道谕旨，任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率领所部各军，星夜出发前往前线督战。

可曾国藩此时已经54岁了，功成名就，位列甲侯，再也没有十多年前那种功名之心了，但皇命难违只好受命。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拖着老病之躯，由南京登州率裁军以后剩的六营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勇两万多人北上。

9月23日，曾国藩部抵达徐州前线。

在对付捻军的问题上，曾国藩吸取了僧格林沁穷追不舍导致覆亡的教训。他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长于流动作战和游击战，行动迅速的特点，提出了“重镇设防”，“布置河防”。并结合“查圩”的政策。

重镇设防，就是以重兵把守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江苏徐州四个重镇，并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蒙城、亳州等地驻扎少量兵力对其进行阻击。这样，捻军每到一处，各镇驻兵就可以迎头击之，清军能以逸待劳打捻军个措手不及。

布置河防，就是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由曾国藩派水师与淮军会防。曾国藩企图用这个方法，阻止捻军进入山东、河南西部，在运河与沙河之间的地区将捻军消灭。

但由于捻军东奔西至，飘忽不定，曾国藩在与捻军的交锋中发现自己只将兵力驻在几处截击很难奏效，于是又出新招，只留一部分作战能力不强的军队驻守各镇，其他战斗力强的军队大多数为游击师，对捻进行拦截和追击。

这样，又将重镇防守和拦截追击结合起来，不让捻军有从容歇脚之地。

与此同时，曾国藩结合“查圩”，“查圩”就是以清查户口来切断捻军同老百姓的联系，肃清潜在的匪患力量，使之不能在老百姓中立足，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这是曾国藩搬用他在湖南办团练时的老方法。

曾国藩规定，老百姓见到捻军到来必须坚壁清野，断绝供应给他们粮食。而在湘军、淮军到来时，则要源源不断地把粮食等物品供应上来。对于那些参加捻军或与捻军有联系的，注入“莠民册”，情节严重的不仅要杀头，还要连坐，即一人犯罪，牵连好几家。

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和捻军有过联系的注入“良民册”，用这种办法，这行径真有后世鬼子的风范。

同时曾国藩严令各地查圩的人以“通贼”的罪名，多抓人多杀人，多多益善。

可尽管曾国藩绞尽脑汁，制定出来这样一条自以为十全十美的战略方针，但他所率领的湘军、淮军在战场上还是节节失利，根本无法阻挡捻军神出鬼没的攻势。不久之后赖文光与张宗禹部在河南中牟会师，将曾国藩苦心经营近一年的千里河防摧毁，曾国藩剿捻宣告失败。

恰在此时，曾国藩的政敌们正好以此为借口，对他大加攻击。朝廷见他连战无功，也连连降旨严加斥责。曾国藩忧愤成疾上疏请求辞职。

朝廷也怕他在剿捻过程中再一次强大起来。于是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军和淮军，接替曾国藩的职位负责剿捻，曾国藩仍然留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这次剿捻失败的原因，其实并非是由于他指挥战略上的失误，而是由于人力，人心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参加剿捻的湘军，其精神状态已远非昔日可比，他们攻克天京时就已锐气全消，纪律松弛，日渐腐败，当听到要随曾国藩北上剿捻时他们一来耐不住北方的天气寒冷，二来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不想再受行军打仗之苦了。所以纷纷请假，竟然没有一个人自愿到北方去打仗。由此可见，如此一支疲懒之师，怎么能对付得了纵横飘忽，英勇善战的捻军呢。

其次，曾国藩这次领兵剿捻所率军队是由湘军和淮军两部分组成。湘军固然腐败，淮军也不受曾国藩的调遣。他们实际上受李鸿章的支配，对于曾国藩的命令，淮军诸将当面应承，背后却写信给李鸿章要求改变前命。

一干换被系将领挑肥拣瘦，推三阻四，李鸿章把部队交给曾国藩，虽然二人有师生之谊，但仍不放心。他的部将每次向他求情，他都写信给曾国藩进行干预。这样一来曾国藩后来不得不把要向淮军将官下达的命令，预先写信通知李鸿章，然后再由李鸿章下达。这样一来命令从下达到执行的时间大大加长，往往贻误战机。

因此，曾国藩虽然制定出了一套比较正确的作战方针。但由于以上两个致命原因，他无法像镇压太平天国时那样得心应手地指挥部下，抓住战机夺取胜利。

事实也证明了曾国藩的战略方针并没有错，李鸿章后来就是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曾国藩的河墙战法。将捻军束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使他们无法发挥纵横驰骋，流动作战的优势，最终被聚而歼灭，当然吧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

清军接二连三在捻匪手上吃亏，不仅朝廷震动担心又出来一个太平天国，就是各省清军都难免心生惴惴生怕被调去剿匪。

当然吴可没这想法，捻匪虽然表现惊人，但他还没放在眼里。当初在河南以及淮北之时可没少打交道，当时捻匪正是鼎盛之时，不也被乡勇队压得死死的动弹不得，之后更是被杀得大败逃散，对付捻匪根本就无任何心理负担。

本来朝廷还有意调拨两广清军助剿，不知道为何最后却没了音讯，吴可对此也不在意正好省却了一桩麻烦，他现在头疼的是如何剿灭贵州突然暴起的骚乱。

没错，就在北地捻匪肆虐，满清重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战败被杀，湘军主帅亲率大军围剿也连连战败无功而返之时，好象约好了似的，他那岳父老子张亮基所辖云贵突然暴发大规模苗民骚乱，吴可自然得着紧派出兵马帮助岳父大人平息治下叛乱，尽快恢复云贵两省的稳定和秩序。

真是邪了门了，原本湘军主力收复金陵，煊赫一时的太平军主力覆灭，眼下着多年的战乱即将平息，谁料不过短短一年时间过去，南北两地的战火不仅没有平息迹象，甚至还有越演越烈的摸样，朝廷就是想要休养生息也不得闲，更不要说吴可这些亲临战乱一线的封疆大吏……

第657章云贵战乱

19世纪50年代中期，受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的影响，深受官府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的贵州各族百姓也纷纷响应号召举旗起义，反抗朝廷的残暴统治。

1855年4月30日，张秀眉和包大度、李鸿基等人在台拱首举义旗，黄平、清平等地苗民起而响应，起义很快扩展到黔东南整个苗民聚居区。

不过苗民起义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在吃了几次大亏后，起义军首领张秀眉主动与各地起义军联合，积极向清军进攻。到1858年底，苗军基本上控制了东起湘黔边、西至贵阳城下的黔东南大片地区。

与黔东南苗族起义的同时，贵州东部号军、黔西南、黔西北苗民也发动起义。起义烽火几乎燃遍了贵州全省。

当时，清军把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上，因此对贵州各族百姓的揭杆起义没有多大办法。

当然，贵州复杂的地形也限制了清军的行动，想要扑灭苗民起义，不花费大代价想都不用想，性价比实在太高朝廷更关注钱粮财赋之地的江南亮光地区，使得贵州苗民起义一直剿而不灭。

1864年7月，天京陷落，整个大清的反清形势转入低潮。朝廷在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终于腾出手来于次年抽调大量清军，向贵州各族起义军大举进攻。

在清军的大举进攻下，黔西北苗军、黔北号军相继失败。黔东南、黔西南等地的起义军处境更加困难。

1865年5月，两广清军席宝田部围攻邛水西南的苗军重要据点寨头。苗军守将甘保玉与苗军主力坚守在前哨阵地钉耙塘。

两广清军从正面进攻，火力十分猛烈苗民措不及防之下伤亡惨重。见久攻不下席宝田便改变战术，一面从正面佯攻一面派部队至寨头侧后，从高处袭击进攻击驻守苗军后翼。

苗军腹背受敌，甘保玉被火，枪击中头部当场毙命，寨头终于失守。

与此同时，四川候补知府唐炯率川军镇压号军起义后，又向苗军发动进攻，于1864年11月28日占领黄平旧州城，12月7日占新州城。

1865年，朝廷进一步调兵增援贵州。两广总督吴可遣广东记名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率万余两广清军入黔。1月初黄润昌进抵贵州青溪。席宝田令黄润昌沿镇阳江西进，令记名提督荣维善由寨头北上，夹攻镇远之苗军。

3月10日，两广清军攻占镇远、府卫两城。其后黄润昌率军西攻施秉，荣维善则率军南下，与沿清水江西进的李光燎、戈鉴部会合，于4月9日攻占清江厅城。

接着席宝田命荣维善由清江、彭芝亮由石阡，分率所部赴镇远，与黄润昌部会合。4月30日黄润昌、荣维善、彭芝亮等部两广清军攻占秉施县城，苗军见势不妙急忙向西撤退。

援黔之两广清军攻占施秉后，为了迅速打通驿道，并与已经占据黄平、重安、清平等地的川军会合，便乘胜向黄平前进。

1865年5月1日和2日，由黄润昌、荣维善、邓子垣等率领的两广清军一万余将士占领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寨（施秉南10余公里）和瓮谷陇（黄平东南20余公里）。

瓮谷陇至黄平，中间有黄飘（黄平东南10公里）等苗寨，地势奇险，仅有羊肠小道可以通行。当时有人提议停止攻击，但黄润昌、荣维善等因胜而骄，认为“功在指顾”，“若舍之而去，则驿路仍被梗阻，计不如乘胜追之”，决议继续攻击前进，不给苗军以喘息之机。

5月3日，进黔之两广清军以荣维善为前队，总兵张宜道为二队，总兵苏元春为三队，邓子垣为四队，黄润昌为后队，由瓮谷陇出发，沿山路鱼贯而行。苗军且战且走，退至黄飘。

张秀盾、包大度率军万余人设伏于此。当两广清军人马进入伏击区时，苗军突起发难前阻后截，山上滚木檑石如雨倾下，鸟枪、土炮、弓箭一齐施放，进攻之两广清军猝不及防乱作一团，人马自相践踏死伤甚众。

苗军趁势由山上冲下，喊杀之声响彻山谷。黄润昌为山炮击中头部当场毙命。邓子垣企图救护也被苗军用乱刀砍死。荣维善率亲兵200余人冲出包围圈，沿山东逃，又被苗军包围全部被歼。

黄飘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