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37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针对日本人的探问，清政府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毛昶熙、董恂答道：“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未之闻。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
柳原前光争辩说琉球属于日本版图，并说“贵国已知恤琉人，而不惩台番者何？”毛、董两人答道：“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柳原前光又说：“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是以我邦将查办岛人，为盟好故，特先告知。”总署大臣“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句话应对失措，给日本人留下了把柄。
按照国际法，有几点是十分明确的：一、琉球不是日本领土，琉球人不是日本国民。日本以琉球人被害主张权利，于法无据。
二、台湾，包括番地，为中国领土，高山族人是中国国民。三、日本将琉球漂民事件作为借口侵略中国台湾是违反中日条约义务的。《修好条规》第一条明确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四、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是违反国际法的，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可惜，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有人便主张出兵先攻取台湾和福州。琉球漂民事件发生后，日本借此谋划出兵侵略台湾。
1874年1月，日本政府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鉴于国内外形势认为对台湾出兵实为必要，于是责成参议、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和参议、大藏卿大隈重信负责此事的调查研究。
2月6日，大臣参议会议同意二人拟订的《台湾番地征伐要略》。要略确定把台湾生番视为无主之地，以取得出兵依据，并先赴台湾侦察，然后从熟番之地登陆，而且明确不与中国讨论琉球归属问题的方针。后由陆军大辅西乡从道对攻台问题作具体研究。该要略刻意将台湾生番说成是无主之地，目的在于把侵略台湾说成并非侵略中国，因而并不违反中日《修好条规》。这完全是诡辩。
1874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事务局局长，任命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又任命外务省雇用的原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台湾事务局准二等出仕，作为西乡从道的助手。4月9日，西乡从道率舰队赴长崎，准备出兵台湾。
英、俄、西班牙等国驻日公使风闻日本将出兵台湾的消息，纷纷向日本外务省质问。英国害怕中日冲突会影响英国对华贸易，更不愿日本独占台湾，因而反对犹烈。诸国也向背后支持日本的美国政府表示抗议。
美国对台湾也是素怀占领野心，1867年美国曾以失事船员被台湾高山族人所杀为借口，派舰入侵台湾，但遭到失败。此时，日本计划侵略台湾，美国则给予积极支持，妄图利用日本充当在中国扩大侵略的急先锋。
熟悉台湾情况的美国人李仙得为日本侵台献计献策，另有三名美国陆海军军官参加日本侵略军，美船“纽约号”受雇为日本运兵。在各国压力之下，美国不得不要求日本停止李仙得等人参加侵略军，并撤消“纽约号”的雇用，但外国的压力并未能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
第722章风云激荡（二）
1874年，日军3600人共分三批出发，4月27日“有功丸”搭乘日本新任驻厦门领事福岛九成驶往厦门，5春“、“三邦丸”、“明光丸”开往台湾社寮港。
5月18日西乡从道以“高砂丸”为旗舰，率兵开往台湾。5月21日日军沿四重溪搜索遭到高山族人攻击，22日爆发“石门之役”。当日西乡从道率舰队抵达社寮港，随即展开攻击。
这场战役中，高山族人伤亡者合计达70余名之多，牡丹社酋长父子战死。日军伤亡者有20余名。6月1日日军发动“牡丹社之役”，出兵分三路围剿高山族人。
6月5日，日军攻破牡丹社，并焚毁多社。但高山族进行顽强抵抗，时常从山中出来袭击。日军防不胜防，终不能胜，只得退守龟山，在这里建造都督府，设医院，修桥梁，筑道路，开荒屯田，作长久之计。时日军中疟疾流行，2000多人患病，500多人病死，日军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而清政府不但对日本侵台消息得的晚，而且知道情况后反应迟钝，措施不力。中国开始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一无所知，最先告诉中国消息的还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李宗羲均咨报日本兴兵赴台湾各节。
总理衙门采取如下对策，“除由臣衙门照会该国外务省切实诘问外，臣等公同悉心商酌，此时该国动兵与否，尚未明言，固未便操之过急，而事必期于有备，患当杜于方萌，应如何按约据理，相机辩阻，及如何先事筹备，……拟请钦派开望素着、熟悉洋情之大员，带领轮船，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情形，妥筹办理。”
而上谕云：“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该处情形如何，必须详细查看，妥筹布置，以期有备无患。……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
人家已经打上门来了，朝廷还担心“操之过急”，不过“诘问”而已，并拟“按约据理”、“相机辩阻”，“察看情形”、“相机筹办”，明显措施不足。
中国官员对日军的行动进行了有力的批驳。5月3日，福岛九成在厦门会见知府李钟霖，递交了西乡从道致闽浙总督李鹤年的照会。照会一心掩饰侵略，将侵犯刚签订《修好条规》不久的与约国，说成是稍示惩罚生番，竟然还恬不知耻地要求中国地方政府将躲藏的生番抓住交给日本兵，日本人之虚伪和狡猾可见一斑。
5月11日，闽浙总督李鹤年复函西乡从道，内称：“本部堂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贵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径行命将统兵前往，既与万国公法违背，亦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三两条不合。……琉球岛，即我属国中山国疆土，该国世守外藩，甚为恭顺，本部堂一视同仁，已严檄该地方官，责成生番头人，赶紧勒限交出首凶议抵。总之台湾在中国，应由中国自办，毋庸贵国代谋……应请贵中将撤兵回国，以符条约而固邦交可也。”
应当说，李鹤年的回函对琉球漂民事件如何处理作了正面回答，要求日本撤兵也有理有据，但是西乡从道接到复函后，不仅毫无撤兵之意，反而加紧向高山族进攻。
5月11日，总理衙门照会日本外务省进行诘问。照会云：“查台湾一隅，僻处海岛，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绳以法律，故未设立郡县，即礼记所云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而地土实系中国之属。……此次忽闻贵国欲兴师前往台湾，是否的确，本王大臣未敢深信，倘贵国真有是举，何以未据先行议及，其寄泊厦港兵船，究欲办理何事，希即见复，是所深盼。”
照会用语软弱，无强烈抗议之词，更无针锋相对之意，对台湾生番所置“向未绳以法律”之词，十分不妥，授人以柄，日本正是借生番是“化外之民”出兵台湾的。
日本外务省对照会要求立即见复置之不理，直到9月才复照，且态度极为横蛮。复照称日本出兵是根据柳原前光和毛董两大臣会谈之意行事的，真是强词夺理。
5月28日，日本派驻中国公使柳原前光抵到上海，福建布政使潘等人与柳原前光会面，进行诘问，要求退兵。
随着事态的扩大，总理衙门也知道徒以口舌不能解决问题，准备用兵。5月29日，总署恭亲王奕欣在奏折中称：“因思日本兵船，既赴台湾，且有登岸情事，必须沈葆桢迅筹办法，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使彼无隙可乘，庶几潜消隐患。”
不久上谕准奏，并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福建布政使潘为帮办。5月31日朝廷接李鹤年奏，报告了西乡从道的照会及复函情况。6月5日朝廷又接李鹤年奏，称已向凤山、澎湖、厦门调兵，并阐述了对日军策略：“如果倭兵扰入台湾腹地，自当督饬镇道鼓励兵团，合力堵剿。若仅以戕杀琉球难民为名，与生番复仇，惟当按约理论，不遽声罪致讨以免衅开自我。”
实际上，这也是朝廷的政策。这种政策不当之处在于，一是将台湾和生番分论，二是将日军攻打生番和攻击台湾腹地分开，并采取差别很大的对策，这就给人造成日本攻击台湾生番并不是侵略中国的印象，不利于中国依据国际法对日斗争使得以后对日谈判处于被动境地。
这种政策也显示出清政府恐惧战争的心理。当然清政府也不是束手坐待，开始购船买炮，并请洋教习教授，准备接战6月9日朝廷再接李鹤年奏，报告日军与生番接仗及派人前赴台湾与西乡从道按约理论的情况。
上谕云：“生番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
6月中旬，沈葆桢和潘到达台湾。一方面同西乡从道交涉，要求退兵。一方面招募兵勇，修筑炮台，加强军备。此时清政府也有了进行战争的决心。
上谕指示：“沈葆桢等务当与之极力理论，断不可任其妄为，倘该国悍然不顾，亦当示以兵威，不得稍涉迁就，致误事机。”
6月22日，潘持沈葆桢致西乡从道的照会和柳原前光的函会见西乡从道，与之反复辩论。由于日军进展并不顺利，中国战争准备越来越充分，西乡从道已有退兵之意，但心有不甘，因此露出索要兵费赔偿之意。
日军在台湾进展不利，而中国备战方殷。7月日日本政府讨论“善后策”，作出《出师之议》，决定扩大战争，并向陆海军两省下达了备战的指令。
日本立即向诸道征兵，购买兵舰，准备大战。中国也积极备战，在澎湖诸岛建造炮台，在台厦间敷设海底电缆，向德国购置毛瑟枪，向丹麦订购铁甲舰。并不断向台增兵，“一时兵勇骤增，声势颇壮。”
但双方并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日本妄图通过谈判获取胜利果实。7月16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务省四等出仕田边太一来华，向柳原前光传达政府关于对华谈判的要领和须知：“谈判之要领，在于获得偿金及让与攻取之地。”“当以此次机会，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开启朝，鲜自新之门户。”
清政府因“备未实修，未能遽战为虑”，“窃计持之日久，又恐日本兵在番界，乘暇勾结番族，转得固垒深沟，为备我之地”，也想早日解决此事。
7月24日，柳原前光偕郑永宁到天津会见李鸿章。李鸿章严词驳问，柳原前光则一味抵赖。7月30日，柳原前光到达北京，8月7日，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与总署大臣会见，以后又多次会见。柳原前光“先递照会一件，则谓台湾生番，为无主野蛮，本不必问之中国。”
总署大臣“随责以台湾生番，系中国地方。”“琉球之事，应由该国王清理。”“生番隶台湾版图，应如何抚绥归化之处，中国有自主之权，应由中国自行议办。”双方相互辩驳，没有结果。
中日间的谈判没有什么进展，两国政府都有些着急。8月5日，日本天皇发布敕语，任命内阁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办理大臣，来华谈判，企图打开僵局，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
9月6日，大久保利通到达北京。从9月14日至10月23日，中日间举行了八次交涉。大久保利通一要中国承认日本进攻台湾是所谓“义举”，二要中国赔偿兵费，开口要价二百万两。
清政府只求日本退兵，而不论是非曲直，甚至“不责日本此举不是”，可以出钱，但忌讳“赔偿”二字。最后，由于大久保利通用收拾行装，作出破裂姿态，以战争相威胁。英国公使威妥玛又从中串通、哄骗、恫吓。清政府软弱害怕，一味求和，不敢开战，中日双方终于定议。
此中情形，10月31日，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的奏折讲得很清楚：“十六十七等日，日本两使臣已悻悻然作登车之计。威妥玛来臣衙门，初示关切，继为恫喝之词，并谓日本所欲二百万两，数并不多，非此不能了局。……臣等权衡利害重轻，揣其情势迫切，若不稍予转机，不独日本铤而走险，事在意中，在我武备未有把握，随在堪虞，且令威妥玛无颜而去，转足坚彼之援，益我之敌。遂告以中国既允抚恤，只能实办抚恤，即使加优，数不能逾十万两。……再允将该国在番社所有修道造房等件，留为中国之用，给银四十万两，总共不得逾五十万两之数，愿否听之。威妥玛旋至该使臣寓所，议论许久，复称抚恤等费数目，日本使臣业经应允。嗣经议立结案办法三条，另立付银凭单一纸。……今则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不能不姑示羁縻。”
1874年10月31日，中日两国在北京签订《北京专条》，规定：“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消，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会议凭单》详细规定了付银办法。
签约次日，大久保利通离开北京回国。日本天皇遣使赴台湾，诏敕班师。12月，西乡从道率兵回国。
……
闹剧，这一切在吴可看来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闹剧！
就在日本人找茬的时候，他再次调任两江总督，执掌两江军政大权。
以他的功勋，就算调任京城作为领班军机都够了，只可惜刚满四十岁的他，年龄实在太小了一点。
经过十来年经营，整个两广几乎被他建成铁桶一般，换了新任总督没他的暗中支持根本就玩不转。所以朝廷的调令到来后，他也没玩什么花样直接应下，而后收拾收拾便赶到金陵赴任。
再任两江总督，摆在他面前的头号任务，便是给身处西北战场的左宗棠部楚军筹集军资粮饷，目前放眼整个大清也只有他有这个能力，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都得靠边站。
日本人狼子野心折腾的时候，作为大清有数耕疆大吏吴可也发表了意见，认为朝廷应该强硬以对。按他的说法就是，面对小小的藩属国朝廷都没底气强硬的话，以后还怎么面对列强压迫？
结果，朝廷再一次让他失望了，竟然面对日本这样的藩属国时，表现得都那般软弱可欺？
日本人出兵台湾时，吴可也提请调派两广清军参战，同时将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的两广水师也推了出来，结果朝廷根本不予理会。
吴可也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不过就是担心让他再次立下大功，到时赏无可赏朝廷就尴尬了，当然遏制吴可手头权力和影响力是最重要的原因。
既然朝廷是这么个态度，他也就蓝度自讨没趣，冷眼旁观朝廷的蹩脚表演，将本就不多饿面子在国际社会掉得干净。
在这期间，曾国藩怪掉了，李鸿章取代曾某人成了湘淮领军人物，左宗棠在西北一边围剿回乱一边积极准备杀入新疆平叛。
总之，汉人督抚已经成了维持大清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石。关键朝堂上慈禧太后的帝后党与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党斗得厉害，也没精力对付各地汉人封疆。
同治十四年发生了三件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