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古代做皇帝-第2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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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崇光总算捋顺是怎么回事了，想必是这小皇帝太看重商业，所以想着规范这个行业。小皇帝还询问有什么解决办法，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想来已经胸有成竹了。与小皇帝共事了两年多，徐崇光已经渐渐摸清楚了他的脾性，心中连连叹息。
“回禀陛下，臣确实有些想法，只是……”
陆承启笑道：“此间又无外人，但说无妨，朕洗耳恭听。”
“臣不敢！”徐崇光连忙说道，洗耳恭听，他可没有这个胆子。“臣以为，对付奸商，以小惩大诫为主，以仁义辅之。”
陆承启一愣，他没想到，这小老头居然也是推崇法治的。小惩大诫，摆明了是要用重典啊：“朕要闻其详！”
“前朝时，数人入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处漫行来，腾腾失却酉。’诸人问云：‘此何义？’答云：‘有水在。’臣以为，此类人，一旦有真凭实据，皆可捉拿归案，重打二十杖，责令改之。如不改，则取而代之。”徐崇光风轻云淡地说道，陆承启看了一阵又一阵地心惊肉跳。
杖责，可不是闹着玩的。这里面有很多门道，要是罪不至死，那就轻轻打。要是重重打在背脊上，不出十杖，肯定一命呜呼。哪怕身子强壮，撑得了一时，也要伤筋动骨。打的地方也有讲究，要是打臀部，肉多，抗击打一些，哪怕再重，也不过是写皮外伤。要是打背脊，那就惨咯，伤及脏腑，哪怕养好了伤，也会留下暗伤，天阴落雨时，隐痛难忍。更要命的是，如果不改正，那就直接没收资产，这简直是要人家性命啊！
徐崇光说得轻巧，陆承启听得心惊，心道：“不曾想这小老头这么狠！”
但他也知道，一些人利欲熏心之下，甚么事都做得出。后世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还少吗！小惩大诫，硬是要得！要是不用重典，恐怕这些奸商，真的会“涌现”出来的。毕竟能抵得住金钱诱惑的人，还是太少了。
“徐卿说得有理，除此之外呢，朕记得，还有人缺斤短两的……”陆承启是重生人士，对于这缺斤短两的行为，不算陌生。在后世，要是哪天去菜市场没骗你一二两的，都不是做生意的。
徐崇光有点不以为然，因为这时候的缺斤短两的人，并不多见。这就要从一个词说起了，“半斤八两”。众所周知，这时的一斤为十六两，半斤为八两。为什么不是十进制，要弄十六进制这么麻烦？这里面大有学问所在。
这时的秤，有秤盘，有秤钩，还有秤砣、提绳、秤星。秤杆上便有十六个刻度，每个刻度代表一两，每一两都用一颗星来表示。这十六颗星都是有来头的，秤杆上的七颗星是代表北斗星，六颗星代表南斗星，除这十三颗星外还余三颗星，分别代表福、禄、寿三星。如果商人给顾客称量货物少给一两，则缺“福”；少给二两，则表示既缺“福”还缺“禄”；少给三两，则“福”“禄”“寿”俱缺。这时的百姓，都很讲究因果报应，这可以称得上是了不起的毒誓了。
在杆秤提绳和福星之间有颗大星，当秤砣挂在这一位置，秤盘又无任何东西时，提起提绳，则两边重量相等，秤杆平衡。这颗大星则叫“定盘星”。“定盘星”则被赋予了公平、公正、公开之意，也是秤杆上的零刻度，一当开秤，就定下盘来，是以为定盘星。
虽然有人笃信因果报应，但也有不在乎的人存在。当从商成风时，这样的事情就算不得什么了。在白花花的银币，亮澄澄的金币面前，良心是个什么东西？徐崇光为何要抑制商业？皆因商人没有道德底线，只要能赚钱，他们甚至会鬻儿卖女！这等丧尽天良，不顾伦理之事，当然不能被这时候的主流文化，也就是儒家文化所认同，是以徐崇光对商人，从未有过好感。
既然小皇帝问到缺斤短两怎么办，徐崇光思虑了一番，才答道：“诸市私斗尺秤度，每年八月诣金部、太府寺平校，不在京者诣所在州县平校，并印署，然后听用。未经官府印署秤杆，不得使用。如有用之，则杖责二十。陛下可设监察，一月多检，以防止漏洞……”
徐崇光说的是凡官私度量衡器具，每年八月必须送交有关官府检验校正。经检验校正后的度量衡器具，由有关官府签署封印后方可使用。所以，如果量布用的木尺、称重用的铜秤不符合法定标准的话，其持有人便将受罚。
这还没完，徐崇光继续说道：“……诸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这就是说卖布匹的，如果整绢长度不满四十尺，或者宽度不满五尺，严重的话卖布商人是会挨板子的，资产还要收没，真是狠！
陆承启听了觉得没什么，要是后世法律都这么严的话，估计没什么人敢缺斤短两，掺假造假了。
“那以次充好如何做？”
徐崇光立即说道：“如钱货两讫前，立有契约为证，三日内如有以次充好之嫌，买家可退货，卖家须退钱。如不退之，买家可报官。一旦裁定卖家理亏，则强令退货，并笞四十。”
陆承启心道：“嘿嘿，这小老头真心黑，退了货还要抽人家鞭子。不过，我挺喜欢的……”（未完待续。）
第六百六十六章：报纸引导
“徐卿此法，朕以为可行。这样吧，徐卿且回去，整理成条律，再呈与朕批阅。待朕阅过，再交由大理寺、刑部去核准，是否与《大顺律》冲突。若无，则《大顺律》再成新法，诏告天下。”陆承启也是雷厉风行，虽然先前宽松的政治环境，给了商人许多便利。一些商人也捉住了空子，弄一些擦边球，行一些不法之事。这股风气，逐渐有蔓延的趋势。
陆承启是要振兴商业，可不是什么商业都振兴的。先前出手整治囤积食盐的盐商，狠狠打掉了贩卖人口一案，就给世人一个警醒。朝廷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旦较真起来，倒霉的还是你。这些由政治释放出来的暗示，相信许多精明的商人已经嗅到一丝危险的意味，及时收手了。可还有一些掉进钱眼去的，只管赚钱，什么是良心，能吃吗？
陆承启突然想起徐崇光奏折里面首起的那则故事，觉得挺有道理的。徐崇光是进士出身，文笔那是没得说，只是原文过于晦涩，陆承启那半桶水的古文水平，只能说出个大概来。这个故事大意是：徽州有一个商人，起先只带千钱外出做小生意，后来成为一个富翁。回到家乡，吹嘘说自己有致富奇术，所以很快就积资百万。
于是，乡里闻风赶来，登门请教他的致富奇术。这个商人待客人坐定，遂开口说：“求富不难，你们先须治其外贼，后须治其内贼。那么，起家致富之道，就已经学得一半了。”众人忙问：“何谓外贼？”商人道：“外贼有五：眼、耳、鼻、舌、身是也。”闻者震惊，但思其必有高论，乃细听他说奥妙：“眼睛贪恋美色，而娇妻艳妾之类，没有金屋岂能藏娇？我出数贯钱，买一个丑妇，不去管眼睛爱不爱看，照样可以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耳朵喜欢听悦耳之音，而笙歌乐部之类，又都是花钱的大项。不是拿银子供养着，哪里请得到堂唱，留得住家班？我就跑到田头垄上，听听秧歌，权当作丝竹清音了。鼻子的毛病，无非是要摆上宝鼎，买来龙涎，香气满室，又是一重摆设之累。我才不愿去闻其香呢。我终日躺卧于马粪堆里，也觉得挺快意啊。至于山珍海味搜罗毕致，无非是受了舌头的欺骗。我择食而不辨其味，根本不去管舌感鲜美那一套。每天喝酸腐的菜粥，也未尝不饱。最后再说说这笨笨重重的大块身体，真正臭皮囊一个，但是也是为祸最深的一个。夏天要穿细葛，冬日须裹重裘，实际上不过为他人看来美观而已，破损的却是自家辛苦积累的血汗钱。我上尊皇古之制，剪叶为衣，结草为冠，从头到脚，一文不费。这就是我治这‘五个贼’的法门。”闻者或颔首，或茫然，或做沉思状。
过了一会，又忙追问：“何谓内贼？”答曰：“内贼亦有五：仁、义、礼、智、信是也。”闻者变色，更洗耳恭听。“仁为首恶。所谓博施广济，要真那么做，尧舜也受不了。我在神前立过誓，永不妄行一善。这样一来，省却多少挥霍白费的冤枉钱。匹夫仗义行侠，威风是一时得逞，然而倾家荡产，到头来也是自受其苦。我想得干脆，见利忘义，落得一生享用。至于礼尚往来，古人也太不怕麻烦了。我的宗旨是来而不往，先占人便宜。智慧这样东西是造物主最忌讳的。有智慧的人必至空乏贫穷，所以我一辈子只求糊涂混沌，这样便可常保中庸，常守清福。信用如果真去履行，千金一诺，那更没甚用处。不妨口头上非常慷慨，内心存着机巧，让天下人都知道我是个没有信用的人，那样永远也不会有人登门造访，麻烦请求。此五者即是我除这五个内贼的要诀。精而明之，不爱脸，不好舌，不惜廉耻，不顾笑骂。长此以往，则百万之富，简直易如反掌。”闻者无不绝倒。
陆承启知道，徐崇光讲这个故事，其实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放纵商贾，那商贾就是万恶的，破坏儒学的，那大顺的根基就不在了。这和后世的《资本论》，倒是有些相似，异曲同工。
可陆承启的执政理念是什么？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陆承启隐去了无工不富，就是为了布局工厂作坊，想要集约化生产。大批量生产出来了，那得卖出去才行啊！不卖出去，拿什么给工人发工资？
这三个理念，缺一不可。农业生产，在这个时代，太不稳定了。一旦有个什么天灾人祸，颗粒无收那是常有的。朝廷要赈灾，也需要钱银，需要粮食不是？
农业不稳定，作坊也跟着受累。除了皇庄开设的工厂以外，其余都是些小作坊。最大的，估计就要数长安城外的印刷作坊了，雇佣工人超过了一百，算是“资本主义萌芽”了吧？虽然没有出现蒸汽机什么的，不过大顺可是有大纺车的，好像比什么珍妮纺织机也差不了什么。在幽州的那个棉纺厂，也是用这种水转大纺车，只需要两个人照看，一天一夜便能纺出一百斤棉花来，效率还是不错的。陆承启记得，后世教科书上的那台珍妮机，不也是八锭而已，而且也还是手摇的而已。这个水转大纺车现在已经增加到五十锭了，而且还是水力的，珍妮机什么的，在这个面前已经是渣渣。
至于商业，先前是粗放式地管理，由市场支配。但陆承启是过来人，知道这样的经济很容易进入极端，需要有引导才行。陆承启也是顺应了市场规律，先是提升了从商者的信心，然后再加以规范。不然的话，在这个伦理纲常为主的国度，商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看来，还是得推崇端木遗风啊……”陆承启心中喃喃地说道。
这“端木遗风”指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就连司马迁，都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子贡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和仁义、诚信上的修为。因子贡复姓端木，全名为端木赐，所以这种诚信经商作风所以被称为“端木遗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历代正直商人所推崇。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不仅聪明好学，仁义孝道，更是一个商业奇才，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子贡非常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子贡把财富用来资助老师孔子，可以说孔子能周游七国，子贡出的力最多。“端木遗风”被司马迁总结为：“君之爱财，取之有道”的财富理念。
从先秦起，儒家对财富及仁义有着非常辨证的认识。“仁义”在儒家那里虽然是头等重要，但是儒家并不反对对“利”的追求，认为“义”和“利”并不冲突，只是对“利”的获取应该符合“义”的原则。《论语》中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说明了这八个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些都不是对“利”的排斥，而只是主张先义后利，强调“义利并生”。
只是历代统治者，都厌烦商贾走南闯北的不好管理，只好刻意打压商人了。秦朝时，商贾不能穿丝绸衣物，汉朝时，商贾申报不实没收家财，大顺前期也是这样，商贾不能科考，都是对商人的偏见。诚然，商人中有奸商，但也有好的商人，不能一概而论的。陆承启要兴“端木遗风”，自然要从他最拿手的武器入手——报纸。（未完待续。）
第六百六十七章：端木遗风
“话说在咱们长安城里，樊楼的旁边，有一间小茶坊，唤作‘品茗轩’。铺面潇洒，器皿雅洁，买卖十分兴隆。”
这抑扬顿挫的声音，似乎在说书一般。当然，这时候可没有什么专门的评书，只有话本。这种讲话本的形式，在这时候称之为“说话”，其实是截了尾，应当是“说话本”的意思。后世四大名著大多都是话本流传开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初都是说话的话本。《三国演义》话本为《全相平话三国志》；《水浒传》则为《醉翁谈录》。前朝诗人李商隐有《骄儿》一诗写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吃。”，这“说话”的本事，前朝就流行了。
这时的说书人又叫博君人，目的是为了博君一笑，最喜欢讲述古代故事，百说不厌。在台上说书的博君人，乃是长安城里赫赫有名的“说三分”霍四，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如是说三分。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因为这个时空没有隋唐，所以三国是大顺百姓最喜欢的朝代。为啥？猛将能臣辈出，乱世出英雄啊！哪个男人心中没有英雄梦，没有英雄情结？
霍四在年前受邀到樊楼说书，一说就是一年。期间多是说报纸上的趣闻和三国故事为主，毕竟这报纸可是新鲜玩意，长安城里的报馆又如同雨后春笋般涌起，每日里可说的事情不少。
樊楼花了大价钱请霍四来，果然客人也比先前多了。除却霍四的工钱，樊楼净赚不少。如此双赢的事情，双方都乐得合作。霍四虽说有固定工钱，可是书说得好，客人也有打赏，甚至结算下来，比工钱还高。
霍四这块“说三分”的金字招牌，很多酒楼都想挖他过去。樊楼给霍四的工钱，一个月比一个月高，霍四才安心地在樊楼扎下根来。
今天又不是沐休，打赏的金主（沐休的官员）都没来，来的都是些熟客，霍四微微有点失望。但这场评话，是樊楼掌柜的要他说的，他也不好拒绝。毕竟有什么广告，够得上《大顺民报》的头条？樊楼掌柜的不愧是精明的商人，一下子就嗅到了商机，虽然这大顺民报上并不是讲樊楼的事，可好歹也沾了边。
原来，《大顺民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头条。在樊楼旁边的品茗轩，也有好些年头了。前几年，一位姓李的士人与朋友在此店饮茶，匆促之间，将一个装有几十两黄金的钱袋遗落在桌子上走了。数年之后，李某再次来到这个茶馆，与同行的朋友提起这桩往事。店主听见，立即插话说：“官人所说的这个钱袋，被小可拾得。如果你说的数额相符，便可领去。”李某极为吃惊，兴奋地说：“店家果真拾得，我当奉送一半。”店主笑而不答。
茶坊中有个小阁楼，店主扶梯而上。只见楼上收藏了大量顾客遗失之物，有雨伞、木屐、衣服、器皿之类，每一件都用纸条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