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山军-第1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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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核心问题是贫困，这几乎是引发一切问题的根源。其余问题都是由其派生出来的，比如土地问题。在工业和商业几乎为零的山区农村，土地几乎是唯一的生产资源。由土地而引起的矛盾成为了主要矛盾。即使是在蒙山军推行减租免息政策后，仍未真正解决土地问题。导致在自治委员会内部，愈来愈分裂成两派，以萧观鱼为首的地主派和以程大牛为首的雇农派。两派的矛盾在蒙山军司令部迁入沂州后公开化了。
陈超担任自治委员会主任期间，自治委员会基本正常运转。一来陈超本人的名声甚佳，陈家崖的雇农几乎没有对他有仇恨的。二来有龙谦的支持，程大牛等人不看僧面看佛面。其三呢，陈超办事比较公平，兼顾了地主和雇农的利益。那时候的自治委员会基本是独立运作，蒙山军高层——主要是龙谦，后来基本上不大过问其内部的事了，只是委托它完成一些他需要的调研，比如人口及经济调查之类。
但是在龙谦和陈超离开后出现了转变。接替陈超担任自治委员会主任的是萧观鱼。此人也属大地主之列，当初实行减租免息就有些无奈，现在执掌自治委员会后，不免同情田主，仇视雇农起来。而程大牛则希望将减租免息的政策深入下去，每年，至少两年一次，将田租水平降一次，让广大的贫苦农民不断改善其生活。这个主张遭到了萧观鱼的反对，矛盾就此爆发。
龙谦审定的自治委员会章程中，对其成员产生。政策的推出，都有细致的规定。核心思想就是通过选举产生各级自治委员会的成员，而不是由什么人来指定。
但在实施的时候发现，自治委员会最基层的组织——村级自治委员会很难实行全民的选举。第一，妇女被自然地排除在外了。没有一家会让女人抛头露面。即使是成年男性，像程大牛那样勇于站出来提出自己主张的极少。
毛病出在龙谦身上。他完全忽略了农村的现状，忽略了农民的参政积极性和议政水平。
于是，龙谦在规则上做了修订，村级成员由本村推举，总会的成员由各村级委员选举。
形成的事实是。两级自治委员会成员中乡绅的比例占了半数以上。这个结果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一般的农民。根本就不愿抛头露面。即使如程大牛之类具有反抗精神的，也因为其文化素质的低下，难以在委员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他们总是站在反对派的一面。不停地反对提案。但自己又提不出合理的方案。
一句话。这个时代的农民还不能为其阶级呐喊，必须有代表其利益的有视野有文化有能力的精英人物来引导。
龙谦为自治委员会拟写的内部的议事规则规定，委员会推出所有的条例法规时。必须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具体做法就是无记名投票。这种闪烁着民主思想的规定在执行中也走样，委员们习惯于看大人物的脸色，他们不相信自己投了反对票会阻止提案的通过，他们担心因为自己的反对而得罪那些有权势的人。
龙谦其实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需要时间来解决。他曾不止一次与陈超探讨过选举的深刻含义。陈超天生具备民主思想，对龙谦所提出的所有办法几乎都发自内心地赞同并认真执行。但效果却很差。
自治委员会成立数年来的实际情况是，乡绅们在地方上的权势受到了限制，但并未出现农民说了算的现象。如果不是陈超的主持，自治委员会不过是地主统治乡村的一个改头换面的工具。
身为地主的陈超对此十分的失望。
龙谦明确地对陈超说，希望农民行使自己的权力，必须有个较长的过程，其标志之一就是有一支保护其利益不受地主侵犯的军队，另外，必须实现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很难想象，一群连自己名字都不识的文盲，一群连国家、民族都不知何物的群氓能够走上政治舞台！
与龙谦无数次深入的交流，陈超算是初步理解了阶级和阶层的概念，理解了阶级矛盾爆发的可怕威力。在遥远的欧洲，已经诞生了为无产阶级呐喊的理论。而在中国，完整地记载了数千年封建史中不胜枚举的农民暴动，其实就是阶级对抗的结果。
发现这一点，曾引起了陈超的极大震撼。当纷乱无序的事实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其效果当然不一般。好在龙谦对所谓的“剥夺剥夺者”不赞同，这让陈超安心不少。
既然能提出问题，想必是深思过了。陈超问及对策，龙谦苦笑说他也无良策可施。不过，既然阶级或者阶层是因为经济地位决定的，那么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经济。而农村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富者阡陌连片，贫者无立锥之地，矛盾是越来越尖锐了。顺着这方面想，如果农民不通过种地可以获得比种地更高的收益，那么可以断定，农民必将减轻甚至放弃对土地的关注和热爱。
道理成立。但陈超想不出什么方法可以让农民不种地而有收入的办法。直到龙谦掌控鲁南两州，神奇地将中兴、华源两大实业集团组建起来，为了报答根据地民众的养育之恩，两大实业集团定向招收根据地的青壮年到沂州、兖州的企业做工。陈超总算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经历了一番曲折，在尝到甜头后，对舍土抛家心怀顾虑的根据地农民开始踊跃奔赴沂州和兖州。前后有上千人离开了故乡，离开的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陈超极为兴奋。他从龙谦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眼界问题，更重要的是分析方法，调查统计，用数据说话的方法。陈超利用职务之便，统计了华源集团供职的根据地四百余青壮的年收入和自身的生活支出，比较了在老家种地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出来打工，相当于他在家耕种8。6亩自有耕地。
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以陈家崖为例，人均耕地不到五亩，大半是靠天吃饭的旱地。而且，自有耕地连一半都不到。
陈超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只要家乡有一人出来做工，就相当于家庭收入增加了三倍有余。不止如此，那些离开家乡告别土地变为产业工人的人，十有**不会再回到老家务农了。那么，老家的人口减少了，人均耕地增加了，为儿子娶亲一类的花销转移了，盖房也会少盖不少……当龙谦摆出了加减法，陈超真的看到了家乡摆脱贫困的希望。
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了推算……假如再动出老家的多少人，那边会有什么变化……
龙谦立即指出了他的谬误。你这是建立在企业无限扩大的基础上的。华源不可能无限制扩大。实际上，经营企业的风险比种地高的多！企业的发展建立在产品的畅销上，只有将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售出去，企业才能获取利润实现扩张。但产品的销售需要市场的支撑，没有市场，一切都成为空中楼阁了。华源如今畅销的产品未必能一直畅销下去，不仅有国外企业的打压，而且国内的竞争也会激烈起来。华源的扩张就会戛然而止。经营的不好，就会亏损甚至破产。
但是，工业与农业有着很大的不同。农业的增长及其缓慢，亩产量实现翻番需要漫长的过程，但工业产品产量的翻番甚至只要两三个月。长久以来，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需要海外市场的支撑。可是一旦实现工业化，与列强的矛盾注定爆发。换句话说，列强绝不会心甘情愿地看着中国实现工业化。
想通这点，就会明白列强绝不允许华源和中兴壮大到威胁到他们在华利益的地步。列强为什么贪婪地在全球范围内攫取殖民地？就是因为其国内市场已经容纳不下其工业产品了。攫取殖民地是一个由近及远的过程，因为距离的遥远，西方列强直到道光年间才被迫用武力撬开中国封闭的大门。
侵略中华不外有两种形式，一是像俄国日本直接霸占我们的国土；另一种是扶持他们的代言人，建立一个亲近他们的政府，以实现其剥削中华的目的。
背后都是利益。利益纠纷是一切矛盾的根源。抓住利益这个牛鼻子，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这个推断让陈超沮丧。陈超已经将兴趣和精力完全转到了华源实业上了，想到华源的发展受阻，当然痛如刀绞。
那怎么办呢？他问龙谦。
没什么捷径可言。中国要强大，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建立一个可以维护国家利益的中央政府，必须有一支足以抵抗列强武力侵略的军队。建设这样一支军队，需要强大的工业支持。但实现工业化，却不能再走英国的老路，因为殖民地经济已经不适用中国了！那么就必须将农村经济盘活。不解决农村的贫困，不缓和土地的矛盾，不将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力解放出来，发展工业就是一句空话。
陈超早已明白了龙谦的雄心。但直到此刻，才算理解了龙谦组建自治委员会的真正用意。
所以，陈超下定决心，将他名下拥有的千余亩土地都转给了自治委员会。不是出租，而是交出来！
但如何处理陈超贡献出来的一大笔资产，自治委员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龙谦顾不上过来处理，任务便落在了王明远这位根据地的实际最高负责人身上了。
第十四节根据地的变迁二
自治委员会凭空接收了一大笔财富本应是好事，但如何处置陈庄主这千余亩土地却引发了激烈的争吵。
总会如今有一正二副六委员共计九人，主任萧观鱼，副主任程大牛、申无病，委员有邓公超、褚明智、刘悦、李福星、林兆昌、魏三生，其中邓公超、刘悦是地主，褚明智是商人，李福星是乡村医生（鲁山岳父），林、魏二人都是一般的农民。总会如今分成了三大派，一派是萧观鱼、刘悦，代表了根据地的地主阶层，一派是程大牛、魏三生，林兆昌，代表了广大农民，其余四人实际是中间派，包括家产不次于申无病的邓公超，在具体政策的态度上总想走中间路线，算是骑墙派。
陈超明确表示自己捐出的土地完全由自治委员会处置，这个态度让自治委员会反而吵成了一团。萧观鱼作为陈超的密友，对陈超的境界是异常的佩服，这等于断了自己的老根了。他主张将陈超的土地低价租出去，收取的租子一半捐给蒙山军做军粮，另一半出售后交还给陈超。程大牛则认为，既然陈庄主将土地捐出来了，就应当彻底地分下去，具体分配当然以陈家崖的住户为主，至少那些租种陈超土地的农户不再交租子了。邓公超则认为，陈庄主非常人可比，此举令我等汗颜。之所以陈庄主捐出田土，实有深意。大家应当体会陈庄主的良苦用心，还是将这些土地交给蒙山军吧。人家搞的荣军农场就别开生面，令人钦服。
委员会里还有一个人的地位颇为特殊，那就是李福星，因为其女婿是蒙山军屈指可数的高级将领，所以大家都问李大夫，李福星更干脆——去问王司令吧。
自治委员会内部有分歧，但在尊重蒙山军这点上，态度倒是相当的一致。自从龙谦出任两州镇守使并顺利接管两州，萧观鱼、申无病心底那点幻想也彻底打消了，在鲁南这块地盘上。必须看蒙山军的眼色了。
于是皮球踢到了王明远怀里。
王明远没有立即表态。因为也不必急着表态。土地没有闲着，要改，也要等今年秋粮收了后再改为好。另外，今春在沂州召开的一次军政联席会议上。在讨论华源、中兴面向农村招人时。龙谦曾谈到土地问题。他书面提出了几条意见，发给了参会的人员讨论，当时争论激烈。张莲芬及唐绍仪认为兹事体大，尽管朝廷大力推行新政，鲁南因为成效卓著受到省里表彰，但土地政策涉及国朝根本，还是缓行为宜。而龙谦从善如流，此事便搁置了下来。
那份提案，至今还收在王明远的文件夹里。
当他再次取出来仔细阅读，觉得陈超捐出土地或许是为了响应龙谦。邓公超倒是看的清楚，他说陈超此举实有深意，怕是说着了。
龙谦当时提出六条意见，一，重新丈量两州田土，按新丈量的土地向地主征税。二、凡是不耕作的土地一律收归官有；三、鼓励开荒，新开荒的土地免收三年农税；四、限制土地占有，每户上限为200亩，超出此数额的向主家加倍收税且税收不得转嫁租地的农民；五，划分土地等级，官府统一定价，规范土地买卖；鼓励兴修水利。因水利工程占地，官府按价给予田主一次性补偿；六、对地租做出上限的规定，敢于超额收取地租的，严厉处分地主。
参加会议的除了蒙山军的高级军官，官府代表几乎都不赞成龙谦的主张，因为这六条对于以土地为最大财富的乡绅简直就是要命了。特别是第二、三、六条。
王明远对此六条却是完全赞同。但不理解龙谦为什么不坚持。
王明远因为很少见到龙谦，所以在沂州耽搁了几日，其间数次单独与龙谦请示有关预备役部队建设的问题，也曾谈到自治委员会及本次龙谦提案被搁置的事情，龙谦对王明远谈了他曾与陈超深谈过的阶级理论，对王明远讲了一番话。
“土地问题是农村矛盾的核心。从长远看必须将土地从地主手里收回来，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农业性质的国家，因为没有像样的工业，土地就是最大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无疑被各级官僚占有着。即使唐绍仪、张莲芬在鲁南没有多少地，但他们担心风波蔓延，祸及自己，所以他们坚决反对。便是没有明确表态的，也不赞成我的主张，这点我很清楚。
“我们蒙山军注定要开创一番大局面。我们从蒙山走向郑家庄，从郑家庄走向了整个鲁南，将来还会走向山东，走向全国。我们要争取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做全方位的改变，经济上的，文化上的，乃至政治上的。目前理解我的同志还很少，但可以确定，能够跟得上我步伐的，就一起走。跟不上的，就会被淘汰。你负责根据地的军政重任，不仅要抓好预备役部队的训练，还要关注经济，关注政治，多研究其他方面的问题。你必须记住，单靠武力是走不远的，必须拥有最广泛的坚定支持我们蒙山军的阶级，这个阶级，注定是广大的农民和正在兴起的工人，而不是满清官僚和地主。当农民明白只有蒙山军可以做他们的靠山，可以带给他们希望，我们就基本立于不败之地了……
“但是，现阶段我们还不能用暴力手段打击地主，支持农民。还必须团结和利用地主，而不是像消灭政经一样消灭他们。那样会将我们置于整个社会的对立面，甚至被朝廷围剿。我们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来积蓄力量，目前我们没有本钱来公然对抗朝廷……而且。你也看到了，第一，地主阶级并不全是像政经一样的恶霸，他们中间还有像陈超一样的开明人物，更多的是萧观鱼、申无病一类中间派，他们虽然人数少，但素质高，有文化，大部分都有爱国心，在农村有号召力。有影响。将他们团结过来，对巩固和建设老根据地不无裨益……
“你留在根据地，除了抓好预备役，要腾出精力关注自治委员会的运作。我是将这个组织当做改造农村的试点的。这个你一定要明白。农民们长期被捆绑于土地上。没有组织。没有文化，甚至对生活都没有希望！这不行！要利用自治委员会这个组织，让农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逐渐懂得他们应有的权利……所以，要巩固之前的工作成果，坚持推行减租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继续兴建水利，选用良种，提高粮食产量，消除饥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