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难白-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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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摇摇头：“除非有社会保障号码或国家税收档案作参照，可是他没有。移民来的人不好办，我调不到有关他们的资料。最有效的办法是到他们的聚居地去打听，用越南语写一张广告。你们只知道一个名字就想办成事，那可没门。”
“只有名字，那怎么找呢？”兰娜第一次张口说话了。
“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找！”阿洛咯咯地笑了。“必须有人真正认出这个包贡。很多人移民后改了名字，也许他现在的名字叫贝基·萨切尔呢。”
“可问题是怎么去找他。”我说。
吉多盯着对面墙上的电视屏幕：一个优秀的女高中生因杀害了她酗酒的母亲而被定罪，因此被剥夺了上哈佛大学的机会。这种故事太悲惨了——她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没日没夜地学习——但它一样被当做一个电视话题公布于众。整个一盘盒带里全是这些令人痛心的故事。少年犯罪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吉多转向我，我问：“我说对了吧？”
“是，我的确讨厌这些东西。”吉多把列满了包贡的那张纸折起来，塞进牛仔裤的口袋里。
“玛吉。”兰娜不理会吉多说什么，也不理会其他任何东西，除了她眼前的这个阿洛。“阿洛的这些资料怎么办？”
“让他上电影可不行。”我说，“我们最多只能给他一个坐在计算机前的镜头，不能拍摄屏幕上的东西。那都是些私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
我应该在这个时候向兰娜挑明，其实我根本无意把阿洛拍入影片中。很显然，兰娜的兴趣在于阿洛，而不在于影片的形式和结构本身。为了照顾兰娜的面子而影响我们保质保量地完成影片，真让我感到无可奈何。
兰娜对阿洛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她退后了几步，开始亲手给阿洛设计造形——像一个导演为将要上镜的演员那样。“我要给阿洛一个正面镜头。我们越过计算机的顶部，把镜头向这张漂亮的脸推进。”阿洛的眼睛朝我们骨碌碌地转了几下。
“把该写的标语都写在计算机后面吧，兰娜。”吉多说着用手轻轻捅了我一下，放低声音，“这样我们还能省点钱省得再拍一遍。”
“也许你应该在我脸上贴一些蓝点儿呢。”阿洛突然显得有点不安，“像被肯尼迪诱好的那个女孩一样。”
“是强奸。”吉多纠正道。
“随便什么吧。”阿洛冲我眨眨眼。“我可不想让哪个丧心病狂的家伙在电视上认出我来给找麻烦。”
“别担心，阿洛。”兰娜温柔地说，“我相信你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我当然知道。”阿洛有种被驾驭的感觉。我觉得他希望这样。
兰娜伸手揽住他的肩膀：“那我们成交了？”
“成交了。”
兰娜转向我，直截了当他说：“阿洛多先生从哪儿插进去合适？”
我们和阿洛之间已有了一笔交易，兰娜知道这一点。现在，她和他又达成了一笔交易。
在兰娜迷上了这位阿洛之前，拍谁、拍什么、什么时候都是由我决定的，只要我保证不延期、不透支，兰娜是从来不加干涉的。她也从不屈尊来参与制定计划。我觉得她的动机很明显：把这个可怜的家伙“捧”成所谓的三流电视明星，然后让他陪她上床。我心里感到有点别扭，好像是我给她牵了这根线。
我说：“阿洛，我和吉多从蒙特利尔回来后再打电话给你。”
吉多惊讶得差点跳起来，一副被我愚弄了的样子，但最终没有吱声。
“蒙特利尔？”兰娜应声道，“去那儿干吗？”
“去一个拍卖会。有几件在最近一起家庭抢劫案中丢失的东西出现在他们的存货清单中。物主和我都想弄清那些东西怎么会到那儿去的。”我说，“我们需要协助人员和设备，可我们怎么能只通过一个便条就说服加拿大与我们联合并在那建立一个分支机构呢？”我捅了捅吉多，“你知道带全体人员出动很困难，而且，如果我们在那附近买不到所需设备，我们还得把所有东西都带上。”
“不可能有分支机构。”兰娜也显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那是加拿大，加拿大广播法不会允许我们联合。而且我在那儿也没有熟人。”
“那我们只有大动干戈，自带所有的东西了。吉多，你看我们带谁去，带什么去？”
“越省力越好。”他咬了咬牙齿，“能行吗？”
“不一定。”我扭头问阿洛，“你能查到船只的物品清单吗？”
“我以前从没干过这事，你想查什么？”
“我想要1975年包贡到达美国时乘坐船只的名字、船员和其他旅客的名字，以及船上的货物清单。能找到船长的航海日志更好，你觉得行吗？”
他挺起胸脯，以一种骄做自负的口吻问：“什么时候要？”好像任何困难对他来说都不成问题。
“我现在就要。那样就不必到蒙特利尔去了。”
“好吧，就现在，先得打几个电话。”他关上计算机——会议算是结束了，“回头跟你联系，亲爱的。”
兰娜的脸涨得通红：因为气愤，懊恼？也许都有。阿洛显然准备出发了，因为他现在有任务在身。
阿洛是情场老手，但我知道他现在并不轻松。从兰娜明显的表现来看，阿洛被体面地“放走”是完全可能的。那天下午，可怜的兰娜将不会得到她想要的东西。所以我有种预感：她会从严格控制经费方面来报复我的。
阿洛在收拾他的设备，我拿起桌上的电话打给芬吉，要她查一查航班，并为我想出一支可以跟我去蒙特利尔的主力军来。她有点为难，但还是答应马上去办。
我挂断电话，发现兰娜正盯着我。她冷冷地问：“这次出去要花多少钱？”
“我会与当地的审计人员好好合作。保证想方设法给你省钱。”
她支吾了两声，没说出什么来，然后把注意力又放回到阿洛身上。放他走之前，兰娜又给他拍了一个镜头。我和吉多离开的时候，兰娜和阿洛还在会议室里。
吉多按了电梯按钮：“当真要去蒙特利尔？”
“我们先看看阿洛能搞出点什么名堂来吧。如果我们要从包贡这事儿入手，我倒是真想见见蒙特利尔那个画廊老板。他接受了几件珍贵的亚洲雕刻，出处不明，我想知道他和谁谈过话；那几件东西全是阮凯家的。他从国际刑警组织的赃物清单上发现了它们，而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找到了阮凯。”
“现在是二月份。”吉多为我开着电梯门，“你知道蒙特利尔的二月是什么天气吗？”
“很冷，吉多，”我说，“蒙特利尔非常冷。”
当我坐在办公桌前准备回一些电话的时候，已经差不多5点钟了。
孩子们——女儿凯茜、21岁的儿子迈克尔——告诉我他们先出去吃比萨饼，然后迈克尔带凯茜去学校的图书馆帮她完成一个课题。他们说大概10点钟才回家。而且他们谁也没和麦克通过信儿。
我给警署打电话，他们告诉我麦克到现场去了。
于是我呼了麦克，留下的信息是4—4——我们互相问候的密码。大约半小时后我的事差不多处理了一半了，麦克打来了电话。
“你还好吗？”他问道。不是平时那种几乎格式化的问候，倒是一个充满了关心与焦虑的语气。
“该下班了。”我说，“我很好。”
“要我来接你吗？”
“不用。我有点累，但还过得去。孩子们出去了，妈妈今天一整天也和朋友出去了，所以，如果家里没人的话，我想在这儿再多待会儿，等到不堵车了，我再回去。”
“你妈妈出去了？那你的鸡汤怎么办？”
“妈妈不是个小题大作的人，我自己也不希望人家那样对我，她已经给我做了足可以喝两天的鸡汤。做完今早的燕麦粥她也该去休息休息了。现在她在植物园，和朋友在一起，看看花草，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我可以从佩德罗的案子里抽出点时间来陪陪你。我正在等一个证人的母亲，她不来的话，我们不能询问那孩子。她的孩子因涉嫌谋杀被关在警察局。这案子着实令我头疼，玛吉。”麦克语调沉重，因为他马上就要退休了。“我的最后一个案子竟然是这样的，这可不是我所希望的。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问自己，这年头儿到底是怎么了？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街上抓坏蛋以保证孩子们安全成长，结果呢？结果是我们自己倒不安全了，而危险的源头正是现在的孩子们！”
“你太累了，麦克。让那个母亲明早再来，我们俩回家安安静静地过一晚上，好不好？”
“我倒希望这样。”他清了清嗓子，“我不该听你的话打消了这个星期申请度假的念头。如果我去度假了，就会有别人来接这件案子，而我还是继续办那件掘墓案。知道吗？墓地的主人把旧坟挖掉再把地卖出去。这案子的确有点古怪，但它不涉及杀人。我们要做的只是在他挖出一堆堆的白骨时，把他当场抓住，公布于众，然后结案。”
“你要度假并不需要我批准。”我说。
“可如果我留在家里，而你在上班，那又有什么意思？”
我打断他：“不久前我打电话给你，你还在话筒里为我唱歌来着。”
“我现在可没那心情了。如果那个母亲出现，我可能会大半夜都待在这儿，审问那个14岁的女孩为什么要参与佩德罗一案，那家伙只不过是想去找个小婊子消遣一下而已。”
“麦克！”
“别企图阻止我，我们并不是在污辱一个纯洁的小姑娘。她已经有两次卖淫记录在案了，并且有了孩子。”
“可她也是个孩子，麦克。”
“她是个小妓女！我一点都不因为她只有14岁而心软。她14岁的生命中有一半时间是在做坏事。佩德罗根本不是她的第一个牺牲品。我只是希望法官好好看看她的档案，让我们把她当做一个成人来对待。”
这下我无话可说了。
“你不了解现在外面的世界，玛吉。”
“我当然了解。”
这次轮到他沉默了。
“今晚整晚上都没有人在家，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说。
“对不起，可我实在走不开。如果你不想一个人待着，也许吉多……”
“你搞错了！我说的是家里没人，麦克。多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在房子附近散散步、练练拳击、打打台球什么的。”
“打台球，嗯？”
“是啊，消遣一下。”
我听见他用铅笔敲桌面的声音，这表明他正在思考。我给他时间去想。他终于说话了：“你能开车到这儿来吗？我们可以去吃晚饭，直到人家关门。我带了呼机。”
“我这就去。”
芬吉把头伸进来：“你爸爸的电话，在二线。”
我告诉麦克我一小时内到，然后去接二线电话。
“爸爸？”我问，“你没事吧？”
“我很好。”他的声音听起来也的确如此。
“那您有什么事儿？”我问。
“很糟糕，亲爱的。”他说，“我今天下午接到了你旧金山的邻居杰理的电话，说那个房地产商……”
“他好吗？”
“他很好，他说他又被委托了一项任务。”爸爸说到这儿打住了，故意引我发问。
“什么？”
“玛吉，有人想买你在旧金山的房子……”
在电视台，我整天就是这样忙碌着。
3
每个工作日结束，那些往返两地的上班族离开洛杉矶商业中心的办公大楼之后，另一帮人便会从阴影里走出来“占领”它。他们是一些酒鬼、吸毒者和四处流浪的疯子。他们带着装在棕色纸袋里的瓶子，把被子背在身上，“宣布”市民中心大楼的这块草地和人行道为其所有，在上面恣意妄为。
我就是在这个“换班”时刻来到市中心的。这时，那些上夜班的人和无家可归者几乎占据了整个人行道。一个小时之后，这些人都将“消失”，这儿就将开始黑社会的嘉年华会。
我在小东京下了车，穿过第一大街走向警署——洛杉矶警察局那幢蓝色的办公大楼。里面的工作人员都叫它“玻璃房子”。这个绰号没有倾注人们丝毫的喜爱之情，也无所谓尊敬或者是恐惧。
警署大楼正在慢慢地下沉。二十余年的缺乏保养、连续的地震，再加上过度使用，使这个一度值得游览的大楼成了让市民们感到尴尬的地方。也许可以把它看做是这个城市状态的一个标志：在现实面前，人们不再愿意花费力气和金钱去保持所谓的脸面了。
一项新的决议说这幢大楼已无法修补，应该拆除。但与此同时，警察们却不得不凑合着仍旧在这里办公。他们要躲避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砖块，小心破损的地板；他们对墙上的裂缝和破洞已熟视无睹。他们靠着老式的电器设备和并不充足的电话在这个信息时代“活”了下来。
我穿过那些等待自己的亲人出狱的家属，朝正门走去。他们有的懒懒散散地坐在门前肮脏的草地上，有的坐在为因公殉职的警察建造的纪念碑上，有的吃着快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大麻烟味。
接待员看了看我的新闻证件，示意我进去。我一直走到三楼麦克工作的刑侦科才停下来。
在门口，有一打左右的旁观者像我一样被挡在了门外。里面有一个四人新闻工作小组正在工作：一个摄像师，一个录音师，一个老伙计，还有一个记者。记者挎着一个电池包，他那时髦的茄克衫的线条也因此变得扭扭曲曲，一个项链样的小麦克风被他当做了领带夹。
我认识那张脸。他叫亨利·雅各布，资深城市记者，与我在同一个电视网工作。
在办公室里，麦克·弗林特坐在他的椅子上。大约有八九个老侦探坐在他的旁边。他们都穿着短袖衬衫，而且都在放肆地开怀大笑。我正好站在门口最佳的观察位置上，发现麦克·弗林特那双擦得黑亮的皮鞋似乎是注意力的中心。
亨利·雅各布面对摄像机，用一种深沉的有点做作的语气读起来：“小偷是晚上溜进来的。它大胆地闯入了警察局的中心地带寻找猎物。一夜又一夜，它通行无阻，这真是对我们这个城市的中坚——刑侦科的一个绝妙讽刺。最后，犯罪者的贪婪使它自投罗网。”
“为了当场抓住这个罪犯，资深侦探麦克·弗林特设置了一个陷阱，那个做坏事者终于上钩了。抓住它的时候，它正在偷吃一块香喷喷的陈年的黄色乳酪。经过短暂的挣扎，它就上西天了。如果它还活着的话，它的辩护词或许是——欺骗。”
从摄像师的小型监视器上，我可以看见一只死老鼠。它的脖子被一个老式的弹簧夹子夹住了，那是麦克放在他办公桌底层的抽屉里的。
“那些潜在的盗窃犯必须记住这么一条格言。”亨利吟诵道，“你因乳酪而生存，也将因乳酪而死去。”
屋子里的每个人都笑了。在老伙计放下他的照明灯，摄像师停止摄像后，大家在一起握着手，互相道别。亨利把电池包和项链样的麦克风递给了录音师，这个摄制组就集体退场了。在我退到路边让他们通过时，亨利瞧见了我。他的眼皮微微地跳了一下，似乎惊奇于我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玛吉·麦戈温。”他说。
“你好，亨利。”我伸出了手，“怎么做起这种新闻来了？”
“一言难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