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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落架的凤凰-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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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妃的矛盾,在历来的宫廷都一直存在,甚至演变成为血腥的斗争。但时代不同了,婉容与文绣虽有分歧,但不血腥,只是暗暗较劲。 
  婉容出身高贵,文绣出身平民,所以她们的生活方式相差很大。婉容从骨子里藐视文绣,文绣虽然内心玲珑,性格又比婉容温顺宽厚。却不善言辞,在溥仪面前不懂得撒娇发嗲,宫女太监也对她保持距离。甚至吃饭也是一个人,文绣内心异常落寞。只能独居长春宫,静心读书,以为乐趣。文绣有文采,喜欢写作,曾将其闺中的诗文和日记带进宫内。寂寞的时候,她常常以写日记打发无聊的时光,溥仪被赶出宫后,在长春宫的西配殿书斋中就发现有她写的日记、诗文簿,我们仅以其中的一首五言诗《无题》为例,证明她玲珑的心灵: 
  静坐闲挥扇,垂帘 
  避暑风。 
  鸟翔双翼展,飞舞在晴空。 
  由此可见文绣斐然的文采,也可想见其细腻的感情了。文绣只有十几岁,虽然有不如意,但当时有太妃作后台,婉容还不敢明目张胆的欺负她。可以说,这短短的二年宫廷生活,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也是最美丽的岁月。 
  然而,文绣这种以读书寻找乐趣、排遣苦闷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逼宫事件”。进宫做妃子还不到两年的文绣,只得随溥仪及宫内人等迁出皇宫,去到醇王府居住。溥仪一家人离开皇宫,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尊号的废止,彻底沦落为平民百姓了。   
  诤言劝告   
  文绣和婉容不同,她虽然小婉容几岁,却似乎更有头脑,政治细胞也多些。离开皇宫,对溥仪及其他皇室成员是灾难,对文绣未必如此。文绣这时候可以以“平等”的身份,为丈夫溥仪出谋献策了。她想凭籍自己的学识,改变这种寄人篱下的窘境。但世事如棋,难于预料,谁知20多天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兵进京,赶走了冯玉祥。溥仪早已有了“立足满蒙重打江山”的思想苗头,只是依靠对象一时还没有选好,他对张作霖虽寄予厚望,但还不敢贸然把赌注押在他身上,认为他是草莽气派,赳赳武夫。溥仪一次曾赴曹家花园会见张作霖,只见从大门到房门,手持长枪、大刀的卫兵分立两厢,还是戏台上那种绿林摆设,不脱胡匪作风。溥仪想连袁世凯也未能节制江南,统辖全国,张作霖还不如袁世凯老练有识,能在北方站得住脚也就不错,荡平江南谈何容易? 
  文绣与溥仪住在醇王府,与在皇宫相比,她与溥仪接触的机会多了,对溥仪有了更多的了解,文绣在溥仪身边,颇为细致的观察了这过眼的政治风云。照实说,对于溥仪的复辟活动,文绣并不怎样反对。就在这时,前清福建籍的翰林学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政客郑孝胥父子,从上海来到溥仪身边,以只有日本可靠进行说教。他暗地里向溥仪献策:“张作霖不足以谋大事。欲复辟帝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起初溥仪还彷徨,对日本有戒心,认为中国人没有不痛恨日本人的,那时溥仪最希望的是得到西方列强的帮助。但自从郑氏父子来后,溥仪的思想开始全面倾向日本。凡事都交给郑孝胥办,还派他去了日本一趟。郑孝胥回来向溥仪报告说,他已在日本为他联络了在朝的各界要人,都承认他是大清宣统皇帝,都愿意帮助他复兴祖业,使“圣朝大统”不至有失。溥仪意有所动,天真地说:“看来日本对咱大清不坏”。当溥仪将这番话讲给文绣听时,文绣虽然只有16岁,还是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即屠杀无数中国人,绝对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可是有着复辟狂的溥仪,想复辟都想得发疯了,根本听不进文绣的诤言劝告,整天与遗老旧臣谋划于密室,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军阀派来的代表,发布“谕旨”……并于1924年11月29日,在郑孝胥的一手策划下,偷偷地进入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日本政府向溥仪许诺,承担保护溥仪一行的安全责任,于是溥仪便在日本驻华公使馆里组成了以郑孝胥、罗振玉、商衍瀛等为班底的亲日内阁,积极谋划借助日本的外力,实现复辟,重登帝位的梦想。 
  看到这一切,文绣的心就如同针扎刀割一样的难受,整个人都像坠入黑暗的深渊。   
  流寓津门   
  文绣反对溥仪依靠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实现复辟的思想,使溥仪很不高兴。到了天津后,随着与日本人联系的加强,这种分歧越来越大。本来皇后与皇妃互相嫉妒,这在历代后宫中极其普遍。婉容、文绣的明争暗斗,也实属情理中事。但政治的分野,就使溥仪在生活上越来越明显偏袒婉容,使文绣感到很委屈,溥仪与文绣感情的罅隙就更加不可弥合了。 
  1925年2月24日,溥仪在日本便衣的护送下,化装成商人,秘密乘火车潜入天津。 
  溥仪到天津后,住进了日租界张园。婉容、文绣等也到天津会合,在天津的清朝遗老遗少们也纷纷前来见驾。1929年7月9日,溥仪又迁居到同一条街上的乾园。将这里易名为“静园”,表面是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实际暗寓“静观其变、静待其机”的野心,以图东山再起。在天津,溥仪唯郑孝胥之言是听,频繁会见天津的日本领事和驻军司令,与北京日本公使馆的芳泽公使也多有会晤。他幻想依仗日本势力,复兴清朝祖业。 
  文绣一向反对溥仪投靠日本,其政治观点和溥仪的父亲载沣相近。载沣携全家迁居天津时,谢绝了溥仪为之安排的日租界内的寓所,而住到英租界去了。 
  溥仪父子一碰政治话题就火花飞溅,恨不得都要烧毁对方,其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面约:父子见面,避谈国事。载沣只求适应形势,安度晚年。这一切都被文绣看在眼里,她赞成载沣的主张,每次载沣前来,文绣请安、行礼之后,总要陪他说一会儿话。载沣对文绣也很客气,吃饭时若见文绣未到,一定打发太监催请。饭后常和文绣一起下下棋,写写字,谈谈诗词曲赋一类。婉容知道载沣看重文绣,当面也就不敢太过跋扈。 
  文绣常说载沣是个性格宽厚,识大体,明大义的人。只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文绣比较惬意的日子。可她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说服溥仪,因为她对溥仪还有幻想,所以只能痛心地看着溥仪对日本的投靠愈来愈紧。而日本人对溥仪的拉拢,也是愈来愈紧了。 
  文绣面对溥仪的危险错误行为,屡屡劝溥仪应该悬崖勒马。溥仪非但不听,反倒厌恶起文绣来了,常回之以冷嘲热讽。与此同时,婉容对文绣的妒忌也变本加厉,有时会当面挖苦文绣几句,而更多的是在背后进谗言。文绣稍有不满,婉容就借机起事,文绣因此常遭受无理的谩骂和羞辱。婉容经常会因为一件小事,而要求溥仪派遣太监去奉命斥责文绣,而当文绣蒙受不白之冤,想要找溥仪诉苦,溥仪却会对她拒而不见。太监或某些婢女见到文绣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时不时给予歧视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绣经常以泪洗面,天津的静园,在文绣的心中,已经不平静了,她开始奋起反抗。   
  后妃生怨   
  天津是婉容成长的地方,乃是她熟悉的世界。出宫后的婉容行动自由多了,不再萎靡,而是精神焕发,如鱼得水。婉容追求时髦,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高跟皮鞋,还烫了头发。文绣见了,也想把头发剪成短发,但不敢自作主张,请示了溥仪。溥仪那天高兴,痛快地答应了。文绣剪发后,还特意到溥仪房里让他看看,这证明文绣对溥仪还是非常在乎的。 
  婉容是上流社会出身,生活奢华,又追求西化,对于购买昂贵首饰、做高档时装、吃燕窝海参等消费,视为家常便饭,刷卡时连眼都不眨一下,自有溥仪在后边拎包买单;影响所及,使贫家出身的文绣心里大受刺激,溥仪是你老公,他还是我丈夫呢!于是两个人暗暗较劲,你今天买一根针,我明天买一根线,哪贵咱挑哪,几个月下来,两个人常常是买了又买,管它有用没用,反正买回来再说,务求痛快一时。以致这种物质刺激后来竟发展成婉容、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称之为“竞赛式的购买”。 
  婉容与文绣闹得如此水火,溥仪却不居间平衡,总是偏袒婉容的多,指责文绣的也多,甚至不许她在公开场合露面。 
  早在清宫时,溥仪一有出宫的机会必定把后、妃带在身边。到天津以后能随便上街了,逛商场与下馆子,便成了溥仪一家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溥仪往往是把文绣孤零零地丢在家里,而只带着婉容。他们两人把天津的大商场,及不少游乐场所等能吃、喝、玩、乐的地方都跑遍了,形影不离地尽情欢乐。愈是这种时候,文绣愈是深深感到孤独和痛苦。 
  溥仪不出门的时候,也常让饭馆送饭到家,每次都与婉容对饮大嚼,而不让文绣上桌,文绣活像个受气包,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仿佛她是这个家里一个多余的人。连溥仪的妹妹们在静园聚餐,文绣也不得靠前。据七格格韫欢说:她只能偶尔望见文绣“无声的侧影”,“就连搭话的机会也不可得了”。可以想见,婉容越得意,文绣越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遂使文绣与溥仪之间的感情愈来愈坏。因为文绣认为她是被欺负的弱者,溥仪没有尽到保护她的责任;而在溥仪这方面,则认为她不甘居于妾的地位,有意与他为难。 
  那几年,溥仪与租界地的英、法、意、日等国的领事或驻军司令官,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收到各国驻津领事形式不同的邀请。那些鲜红而又烫金的漂亮请柬,无一例外地都写着恭请皇帝陛下和皇后陛下,出席阅兵典礼、晚宴、婚礼和舞会等,优哉游哉,快乐非凡。文绣则像个局外人,似乎永远没有资格登上大雅之堂。 
  如果说拘于礼仪和囿于尊卑,文绣才不得升堂入室,那么溥仪向臣下、亲族颁赏,文绣应该有份,但事实并非如此。查阅溥仪在1926年一年内的赏赐纪录,在受赏的人员中,有前清的老臣;有现职的军阀……甚至太监们也一个个都有赏赐,唯独文绣没得过任何一样物件的赏赐。当婉容今天拿了御赐的首饰,明天拿了皇帝赏给的黄丝围巾,后天又取走了溥仪新购进的带宝石的话匣子,春风得意地谢恩而去时,眼睁睁瞅着这一切的文绣,怎能不感到透骨穿心地寒冷? 
  颁赏没有文绣的份,进贡却是少不了她。据资料记载,1928年旧历九月婉容过生日,接受“千秋贡品”无数,其中也包括文绣进贡的“燕席一桌”,外加烧鸭一对,饼干两匣。可是,轮到文绣过生日,却是冷冰冰的,甚至连溥仪的一句问候话也没有。 
  有一天,文绣外出回来,在院子里吐了一口唾沫,凑巧婉容正坐在旁边,便生了疑心。要求皇帝对文绣当面斥责,溥仪偏信一辞,训斥文绣一通。文绣痛不欲生,企图自杀未果。 
  溥仪如此厚此薄彼,文绣无处申诉,异常苦恼。就把自己的怨恨写在一篇篇短文中,她曾在一篇文章中自比为“悲鸣婉转”、“奄奄待毙”的“哀苑鹿”。溥仪也承认:“差不多我总是和婉容在一起,而经常不到文绣所在的地方去。”文绣诉说:“鹿在苑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妃,非遇赦不得而出也。” 
  溥仪对文绣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固然有政治原因,但也与溥仪脑子里根深蒂固的腐朽思想有关。当初他关心文绣的学习和长进,并非希望她出人头地成为学问家,而是一种闲散时的消遣。实际上他需要的是俯首贴耳、唯命是听的豢养在御园中的囿鹿。虽然清宫家法极其严酷,但单纯的文绣在内心深处常常祈求一个跟皇妃极不相称的东西——自由。她希望能像普通人一样过普通人生活。但这种正常合理的要求在帝王之家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当溥仪发觉文绣许多逾矩越轨的想法后,即生反感之心。因此在后妃之争中,他明显地偏袒婉容。为了减少虐待,文绣多数是逆来顺受。但这仍不免遭受溥仪的责骂、羞辱:“古来无你这等人!清朝二百多年无你这不知礼之人!” 
  1929年农历除夕的晚上,文绣起而抗争,在薄情与冷酷之中,她以一个弱女子的哭闹来表达她的呐喊。此时,溥仪与婉容正在寝宫嬉戏,有太监奏报,淑妃用剪刀捅向自己的小腹。溥仪生气地说:“她惯用这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她。”如果说以前他待文绣只是感情上的差异,这是他对文绣已是恩断义绝了。溥仪并写诗一首赠给她,实在是挖苦她。他把文绣(诗中作蕊珠)描绘成一个发了疯的女人: 
  岁维己巳甲子之日,蕊珠女士破晓突起,自撕其唇,且骂己为狼狗,拔其青丝之发,血淋淋然如遗尿。众趋视之,则犯吼若牛声,目眦尽裂,黄牙全张,掷桌上之镜台于女仆之额间,洞见脑髓,众悉奔避而蕊珠女士转寂然也。 
  耿耿星河欲曙天,蕊珠女士常自怜。 
  暗掩珠扉泣如雨,孤灯将人意绵绵。 
  文绣郁郁寡欢,整日以泪洗面,在她自称为“监狱”、自度是“囚居”的九年之中,文绣心灵所受的创伤,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溥仪不但把她单独放在冷屋子中不予理睬,无视她的痛苦,还时不时作一些残酷无聊的打油诗以取乐,从精神上折磨她,从感情上蹂躏她。在此仅举一首,以斑窥豹。如溥仪所作的打油诗《蕊珠女士自述》: 
  蕊珠女,坐空房,自怨自叹。 
  想起来,我的脸,好不惨然; 
  长得像,母螃蟹,黑暗如烟; 
  我好比,卵中黄,腥臭硬坚; 
  我好比,狗失群,摇尾乞怜; 
  我只好,爬进去,收藏起我的小金莲。 
  简直有些下作,有失水准。在这样的环境里,文绣常常有种莫名的伤感时时向她袭来,她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和神经衰弱。生有何趣?虽多次自杀,均未遂,但她这种消极反抗从未停止过。溥仪怕影响皇家声誉,就加强对文绣的监视,另外派人请她的胞妹文姗进宫开导她。原来,文绣入宫二年后,妹妹文珊也出阁嫁给了庆亲王载振的二儿子溥锐,载振是晚清权势极大的军机大臣之子,家私殷厚。早前曾买下位于英租界内原属太监小德张的一处房产,1925年前后全家搬到天津。因此文珊常来看望二姐。文珊的丈夫溥锐是个纨绔子弟,到处演唱花面戏,不务正业。溥锐原配是蒙古王公那桐之女,文珊是他的侧室,这种夫妻感情自然好不到哪去。姊妹俩惺惺相惜,同病相怜,不由得互诉苦情。 
  后来,文珊把一个叫玉芬的女人带到了文绣的身边。正是玉芬的到来,才使文绣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笼鸟飞鸣new   
  文姗、玉芬的不断来访,给寂寞孤独的文绣带来了生机。她们给文绣带来许多好消息,使文绣的眼界开阔了。文绣不再自寻烦恼,而是暗暗寻找逃脱囚笼的机会。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制定出了周密详尽的出宫计划。 
  1931年8月25日中午,文绣在中堂招呼开饭,太监有所怠慢,皇妃失宠,太监欺侮,本来不足为怪,但文绣以此为由,大发脾气,她高声骂道:“讨厌!”溥仪似闻弦外之音,恼羞成怒地传谕:“欺君之罪该死,朕将赐你死罪!”文绣操起一把剪刀,就向喉咙刺去,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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