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第2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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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知道支那这一次拿到了多少财富吗？到去年为止，支那对外外债是13亿银元，而各国在支那的投资总计有60亿银元，在支那的民间债权、财产、房产等价值90亿银元，这些资产全部从白银被置换成为了银元券，这些财富是支那国民生产总值的二倍！是支那货币发行量的五倍！也是支那自1840年以来所有的战败赔款的10倍还多！这是支那金融界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胜利！要知道，在满洲、蒙古和华北，外国资产以日本为多，英米这样的政策是慷他人之慨！卑鄙啊！卑鄙！”
“支那发行的货币与英米货币挂钩，本身就是符合英米的利益的，同时支那发行货币收兑了大批的白银与英米置换成为外汇，也就是他们的纸币，这些外汇所换取的白银流入了英米腰包，成为了重要的贵金属储备，平抑和控制了英米由于危机和信用破产可能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支那由于发行纸币购买力增加也消费了英米危机中过剩的产能，这样的结果对于英米是大大的有好处的。实际上支那把金融控制权交给了英米，英米的货币政策的变动，将直接影响支那，而且更给英米以纸币换取支那的白银提供方便。”
“别忘了，日本的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也是取得了英国的支持实施才得以进行的，日本把对清战争赔款强迫支那兑换成为英镑，日本是在把支那赔付的4000多万英镑变成发行日元的储备，这样才换来了日本的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实际上是日本向英国等西方列强上了贡的！也不是日本仅仅通过维新就可以办到的。要知道对于西方列强，绝对不会愿意无条件的让那些被掠夺的、没有自己金融货币体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能够建立自己的货币金融系统，以此避免他们将来的货币金融掠夺取得经济独立的，一个国家的维新图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自己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支那变法图强搞了那么久也没有把银本位改革成为西方式的金融体系，是因为支那的金融命脉操控在西方列强之手，控制支那的西方列强不允许支那改革成功！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支那这一次的金融货币改革中，日本的损失难以估计，因为日本在支那的大量投资和借款是以白银计算的，现在支那放弃了银本位货币制度，日本哪怕能要回这些白银，也无法当做货币使用，价值大大降低，而不要白银要支那的银元券，肯定是吃大亏的事情。这些投资和借款一旦变成了支那的纸币，挂钩在英美货币之下，这些借款就要随着英米货币的贬值而贬值，并且也被英米控制了，这样英美也得到了间接操控日本利益的好处。日本是和支那经济往来密切的国家，支那的货币改革却不与日元发生关系，简直不可想象！”
“支那金融体制的建立没有与日元挂钩，是支那和英米的阴谋！支那与日本的贸易不再是白银了，要知道日本的出口以支那市场为主，在日本的海外投资也是面对东亚市场的，日本在支那的白银实银收入变成了支那的纸币，在支那的投资的资本也变成了支那的纸币，这些都将随着支那政fu的金融政策而受到影响，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外汇安全！而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支那一旦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金融体制，支那的金融能力就会发生重大作用，同时支那市场的发展直接给日本产品造成竞争，也会吸引西方投资离开日本直接投资支那，这对于日本经济和国家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这是支那在扮猪吃虎！真是可恶！”
这些日本金融界精英们的对话，表明了他们多年来谋求的从经济上控制中国策略的全面破产。
日本自西原借款以来，就谋求以日元侵略控制中国的主权，日本寺内内阁在大约两年的任期中，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贷款，数额巨大。日本的借款都是以“经济借款”的面貌出现，让正金银行、兴业银行、朝鲜银行等民间金融机构另组“特殊借款团”作为投资团体，由大藏省拨出一亿日元发行兴业银行债券作为周转金。日本以这些贷款希望得到中日货币一体化的重大利益，让日元成为中国实际的通用货币，籍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的主权。而中国迅速完成了国家统一，发展了经济，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以后，中国的精英却利用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利用日本贷款的“民间性质”，成功地与英美等国暗渡陈仓，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与日元而是与英美货币挂钩，给了日本巨大的打击。因为如果是中国政fu借的白银货币，中国政fu收兑白银则必须要给日本一个交待，而“民间行为”需要按照中国货币银元进行结算，而中国政fu换成纸币银元券了，这是日本方面必须接受的，因而日本在中国的金融资产被中国的新货币改革狠狠的清洗了一番。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日本对华政策和外交的重大失败。
事实上，日本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因为在中国发生的这场金融危机中，日本扮演的并不是什么光彩角色。而日本金融界对中国下的黑手，这些日本金融界的精英们是不会当众说出来的。
在美国政fu颁布“购银法案”人为大幅抬高国际银价，在国内外大批收购白银，致使世界银价猛涨后。1934年世界银价比上年上涨了26。7；1935年上涨至最高峰。由于海外银价猛涨，出口白银便有利可图，以致造成中国国内存银大量外流。白银大量运出，给中国的金融市场造成极大的侵害。面对中国的危机，日本火上浇油，推波助澜，危中添乱，极力反对第三国采用稳定中国币制的任何努力，以求到达由日原来整理残局独占中国的险恶目标。日本的主要做法是大肆收购、挤兑现银，偷运出境。日本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华北大批收购、走私白银，鼓动银行挤兑，制造金融恐慌。日本人在秦皇岛、山海关及沿海和长城各口，分别设立收购站，用日元纸币高价拉拢由关内运出的现银，“银元一千元，即能兑换到中、交洋票一千四百万”。关于走私白银的情形，据北京政fu的通报，“日本在华东的崇明、海州两地大肆偷运白银，逐日约20万元左右。”日本走私的重点在华北。中国的媒体也曾揭穿说：“华北一带，目下藩篱尽失，沿长城各口东起秦皇岛、西迄古北口——在某国人把持之下，私运已经成了公然的机密。”“日本浪人在华北各地通过陆路和海路，逐日偷运白银约十五万元，即每月达四百余万元。”日本将走私白银一部存进国内的银行，弥补金库的空虚，剩下的大部分则运往日本本土熔炼为纯银，再运到伦敦市场高价抛售。
日本偷运中国白银的情况，英美等国也并非全然无知，美国商务部就曾做出统计，1934年头九个月，日本运出白银总数共值7000万日元，而上年同期仅为500万日元。“就所知日本存银及日本登记的白银输进比拟之，不应若是之多”，显然，其中大部分是由中国偷运出口的。对此，日本的报纸也绝不隐讳地承认。据《日日消息》报导：“昭和九年玄月，日本输出白银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增添了十余倍。从1月至9月，由上海向日本走私输出的白银约有七千万日元，而日本年产白银仅一千万日元，故由日本输出之白银重要是由中国走私之白银。”在走私白银的同时，日本又在极力排挤英美干涉中国经济危机的同时，一再暗示可以向中国供给贷款，以缓和危机。但中国政fu清楚日本的险恶居心，对日本抛出的橄榄枝置之不理，在准备进行币制改革之时，也没有和日本商量。
中国的币制改革方案公布后，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神经，由于中国是在事先未通知日本的情况下公布币制改革，引来了日本军政各界的一片谴责之声。在中国宣布改革币制的第二天，日本驻中国公使有吉明便往访中国财政部长杨朔铭，当面责备中国在发布币制改革前不与日本商量。有吉明在致日本外务省的电报中说：“本使应约往访杨朔铭。……本使表示日本国民认为此项新制度，对英米方面曾进行充足的商量，而对于日本，则忽然实行，使日本国民对华情感深受影响，因此，使两国政治经济关系不免有发生可忧的坏影响之虞。”1月8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少将就中国币制改造发表谈话，表现“断然反对”这一举动。他鼓动说：“此案事先缺少预备，复缺少履行人才，又未得各国体谅，恐早晚数个月内，必产生漏洞。”因此，结束改革“实为救中国之唯一道路”。日本顾问本部也公然宣称，中国的币制改革是“疏忽具有东亚安宁权势之日本，捣乱东洋和平之新政策，日本帝国将断乎排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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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九十一）日本海军的技术转向
（三百九十一）日本海军的技术转向
1935年1月9日，日本陆军部发表公报称：“对日本来说，作为维护远东和平的稳固力量，决不能允许把中国置于英米资本统治下的任何尝试。”日本陆军省次官古庄也跳出来表态，称“支那政fu不顾普通民众之利益，谋白银国有，势将引起政治的或社会的混乱，甚至有产生重大事变之虞，对于极有政治经济关系的邻国日本，竟无丝毫之协商，赖外国之借款，作极端依靠欧美之所为，显系重拾排日政策。故以安宁东亚势力自任之日本，断难疏忽。”
日本对中国币制改革的反应可以说十分强烈，而在日本军方表态的同时，日本的金融精英们也开始聚在一起商讨对策。
此时，同样坐在那里的岩崎弥久，听着众人显得有些混乱的讨论，眉头渐渐的皱紧。
而坐在不远处的藤田勇，则是一脸的阴沉的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岩崎弥久当然知道，藤田勇如此的表现是为什么。
他现在仍然感到庆幸，自己没有借给藤田勇更多的钱，也没有在上海的房地产上投入过多。
但即便如此，这一次所遭受的损失，也让他感到难以接受。
而象岩崎弥久和藤田勇这样遭受惨重损失的日本企业家，还有很多。
很快，日本金融家们的话题集中到了对中国币制改革进行阻拦和破坏的方面。
“我们在支那的银行和商社会应该拒绝交给支那政fu白银！”
“应该阻止支那将白银运往英国和米国！”
“我们可以采用高价套购白银的办法，将在支那的白银运出来！”
“这些只能起到阻拦和破坏的作用，无法从根本上摧毁支那的新货币政策！”听到这里，岩崎弥久实在忍不住了，高声说道。
岩崎弥久的话好似晴天霹雳，让闹哄哄的大厅渐渐的变得安静下来，很多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个身材矮小的人身上。
“岩崎君有何高见？”有人问道。
“日本想要夺回货币控制权，就应该和支那开战！”岩崎弥久大声的吼道。
“在英米的支持下，支那的币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金融危机在很大水平上得以缓解，支那的生产一旦回升，经济复苏，国力便会空前强大！支那的币制改革带来了两大成果，就是英米把持支那金融权势的加强和支那国力的增添！这对日本无疑是可怕的威胁！想要打破这威胁，就必须同支那开战！”
听到岩崎弥久的石破天惊之语，藤田勇险些从椅子上掉下来，他紧紧的盯着岩崎弥久，想要确定他是否是在开玩笑，但当他看到岩崎弥久那双满是狂热的眼睛，终于明白他不是在哗众取宠，而是他心里的真实想法。
会议室里一时间静得出奇，不知过了多久，不知是谁轻轻的鼓了两下掌，象是受了他的情绪的感染，掌声渐渐的多了起来，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大，藤田勇这时才知道，不止是一个人有着和岩崎弥久一样的想法。
舰政本部，造舰部设计室。
“向支那开战！”
“夺回被支那掠夺的财富！”
“绝不能让英米的阴谋得逞！”
站在屋子里看着手下人收拾图纸的平贺让听着窗外传来的军人和平民游行的呼喊声，目光不由自主的落在了手中的图纸上，可能是受了外面人们狂热的情绪感染，他那双藏在眼镜片后面的眼睛，也不由自主的发出异样的光芒。
“真的要在新造舰艇上全面取消焊接技术吗？”疲惫不堪坐在椅子上的海军造船少将藤本喜久雄看着平贺让，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是的。”平贺让听了藤本喜久雄的话，眼中的光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冷漠和鄙视。
“不能这样！”藤本喜久雄绝望地大叫起来，“你不能这样干！这是犯罪！”
“犯罪的是你。”平贺让冷冷地说道，“正是因为你的关系，才接连发生了两次严重的事故！”
听了平贺让的指责，藤本喜久雄痛苦地垂下了头。
平贺让所说的两次严重的事帮，便是震惊日本造船界的“友鹤事件”和“第四舰队事件”。正是这两次事故，毁掉了藤本喜久雄的前程。
所谓“友鹤事件”，是作为《伦敦条约》的产物出现的。由于《伦敦条约》没有限制排水量低于600吨的水面军舰数量，对吨位在600吨至2000吨之间、装备4门以下口径不大于155毫米的主炮、无鱼雷发射装置、航速低于20节的军舰数量也未作限制。昭和初年日本海军的“鱼雷艇”构想，就是《伦敦条约》造成的后果。
在大正末年的时候，日本海军已经废止了“鱼雷艇”的称呼。昭和年间的所谓“鱼雷艇”，其实就是小型化的驱逐舰。以其首制舰“千鸟”型鱼雷艇为例，其设计排水量为533吨，搭载3门127毫米炮和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速度达30节，实际战斗威力相当于当时的小型驱逐舰。由于排水量在600吨以下，因此不受《伦敦条约》的限制。但是，要在如此小的吨位里塞进这么多的武备，毕竟为不合理之举，其最大的缺陷就是复原能力不足。“千鸟”号在试航中就发现，舵角为15度时，其倾斜度竟达30度，于是回厂改造，在两舷外加装凸出部，改造后排水量为730吨。
“千鸟”级鱼雷艇一共建造了4艘，依次为“千鸟”、“真鹤”、“友鹤”、“初雁”。“友鹤”号于1934年2月24日在舞鹤工厂竣工，两天后自舞鹤出港，2月28日抵达佐世保，加入由“千鸟”、“真鹤”组成的第21鱼雷战队。从3月6日开始，该战队以轻巡洋舰“龙田”号为假想目标，展开野战训练。由于“真鹤”号发生机械故障，因此只有“千鸟”、“友鹤”两舰参加。
3月11日夜，第21鱼雷战队和“龙田”号巡洋舰临时停泊于九州岛西部、西彼杵半岛与五岛列岛之间的寺岛水道。12日凌晨1时15分，两舰起锚，准备进行最后的训练。但是当时海面风浪较大，因此于3时25分下达了演习终结的命令，全队返回佐世保。当时风向东南东，风速每秒20米，浪高4米，时有阵雨，但是比起高海况的太平洋来，当时的天气并不能说是非常恶劣。演习终止后不久，“友鹤”号的无线电收发机因摇摆幅度过大，从台上跌落下来摔坏，于是“友鹤”号舰长岩濑奥市大尉下令通过灯光信号与另外两舰联系。
凌晨4时左右，这支舰队在大立岛南方7海里处受到风浪冲击。此处海面被五岛列岛、平户岛和九州岛西北海岸围合，南面向东中国海敞开，由于地形、水深和风向的原因，形成了由南至北的复杂的三角波，其波长与“友鹤”号的固有摇摆频率吻合，“友鹤”当即于4时12份倾覆，此时距其竣工仅有半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