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第30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那里断头台被掩藏在一块沉重的黑色帘子后面。执行官示意以后，帘子就被拉开。死刑犯被捆绑在断头台上锃亮刀锋下方的木板上。

托尔尼原定于1935年12月被处决。和其他死刑犯不同是，他刺杀阴谋的神秘背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调查，因而对他的处决也就一拖再拖。托尔尼曾又两次被提审，但是审讯者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托尔尼在普勒岑塞监狱滞留的日子过得相当痛苦。在那段时间里，每天他都要准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听到走廊上脚链的声响，看到牢门钥匙的转动，等候与死神见面。他的家书表达了他对家乡的思念，对死亡的恐惧，还有更加坚定的信仰和一次次燃起的乐观态度，当然大部分信件都被当局没收用来帮助调查。这些家书也流露出了他后悔与“激进分子”相交往，因为他们就是幕后的“保护人”，刺杀阴谋的教唆者。1936年2月，托尔尼在家书中感叹他的命运：

“假如我还能够为上帝服务，假如我不曾放弃造物主，背叛主宰万物的上帝，背对黑暗中的光明，我就不会在这儿。”

1936年3月12日，托尔尼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告诉父母，他的死期到了：

“亲爱的父亲、母亲：

……这将是我在这里度过的最后一夜。我几乎从来没想过这天终究会到来，但是我保持了冷静的头脑，这让我对明天早晨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我的脑袋还没有搬家的时候，还抱有希望。

……我乞求上帝饶恕我的敌人。我乞求那些被我惊扰过的人们的饶恕。

……最后……我拥抱你们。我想哭，但我哭不出来。我觉得我的心像裂开了一样……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上帝。

你们的儿子。”

由于他这封信，当局需要对他的遗言作翻译、分析和审查，因此托尔尼的这颗“冷静的脑袋”又一次多留了一天。1936年3月14日黎明，他被送上了断头台。

希特勒去世的消息震惊了德国与全世界。在他遇刺的当天晚上，国社党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最高会议。第二天，在国社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戈培尔宣布希特勒去世了。拥有钢铁般意志的党员们都痛哭起来。

国社党发布的讣告以沉痛的语调说道：“这样一个人去世了：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用有力的手，在战争的废墟中，在全国举起了战旗，扫荡了我们敌人的抵抗，牢固地建立起了属于德国人民的党——国家社惠主义工人党的创立人、国家社惠主义的伟大领袖、德国人民所敬爱并引以自豪的人，被蹂躏的德国的舵手，德国人民的领袖去世了。”

讣告继说：“希特勒永远活在每一个诚实工人的心里；希特勒永远活在每一个贫苦农民的心里，希特勒永远活在千百万人民中间；希特勒永远活在敌人营垒中对国家社惠主义的憎恨里。”

德国的工人与农民听到了希特勒逝世的消息无不深为哀悼。8月12日，希特勒的灵车到了柏林。随后载着希特勒遗体的灵柩被运到了国会大厦。沿途站满了成群结队的工人、国防军和党卫军士兵和农民。五天五夜，成千上万的民众和士兵与专程从其他城市来的代表团，青年人与老年人，走进了停着希特勒遗体的国会大厦去和他们敬爱的领袖告别。整个德国到处都举行追悼会。国社党党员和党卫军士兵们都誓言他们要继希特勒的事业。8月17日，在帝国大剧院里召开了追悼会。国社党中央委员会向希特勒做最后“告别”。在一篇代表国社党的演说里，新的国社党领袖施特拉塞尔宣誓要遵守希特勒的遗嘱。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和大家一道回忆希特勒最后一次公开演说：“国家社惠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或是什么抽象幻景……我们把国家社惠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新德国将变成国家社惠主义的德国。”

8月20日，到处燃烧着火把，烟气在街头弥漫；柏林全城都动了起来。载着希特勒遗体的灵柩从国会大厦移到了中心广场。成千上万的民众拥挤在附近的街上。“卐”字旗飘扬着。乐队奏着葬礼进行曲。接着开始了最后的告别式，最后一次哀悼在4点钟，广场礼炮齐鸣，差不多同时，柏林各工厂成千上万的汽笛以及全国成千上万的工厂和火车头的汽笛都响了起来。

德国的历史，伴随着希特勒的去世，自此走上了另外的道路。

而当希特勒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国政府高层忙着发唁电时，在财政部情报局，杨朔铭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竟然为此专门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不过会议讨论的内容，却和去世的希特勒无关。

“德国首相遇刺身亡的消息，我想大家已经听说了。”杨朔铭说道，“关于德国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希特勒去世，德皇当务之急是任命一位新首相。”周冠笙想了想，率先说道，“新首相必须得有和希特勒差不多的威望和资历才行，而且应该也是德国国社党的领袖。”

“你觉得谁最可能成为继希特勒之后的新首相？”杨朔铭问道。

“施特拉塞尔的可能性最大。”周冠笙说道。

“说说这个人的情况吧。”杨朔铭向周冠笙点了点头，周冠笙在脑中飞快地回忆了一下施特拉塞尔的情况，开始了介绍：

“格雷格尔？施特拉塞尔1892年出生于巴伐利亚。他比希特勒年轻三岁，是药剂师出身。同希特勒一样，他也得到过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在战争中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中尉军官。施特拉塞尔在1922年加入德国国社党，不久就成了下巴伐利亚的纳粹党领袖。他的躯干魁梧，精力过人，喜欢讲究吃喝。也上一个有才能的演说家，而且还是个出色的组织家。施特拉塞尔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有其**性，他拒绝向希特勒低头，也不肯认真对待这个奥地利人要在国家社惠主义运动中成为绝对独裁者的要求。他对国家社惠主义学说中‘社惠主义’的部分应该是真心向往的。”

“施特拉塞尔在巴伐利亚使国社党得到了足够的选票，成了邦内第二大政党，在国会中得到了32个席位，其中一席就归施特拉塞尔。在1926年的竞选中，施特拉塞尔曾在德国北方进行活动，同那里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结了盟。他在那里有个人的联系和一定的影响，而且也是国社党中唯一有这种联系和影响的领袖。希特勒曾让施特拉塞尔到德国北方去组党。他在柏林创办了一家报纸，名叫《柏林工人日报》，由他的兄弟奥托？施特拉塞尔主编，还有一份双周刊《国社党通讯》，供党内工作人员阅读，内容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此外，他还在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和莱茵兰奠定了国社党组织的基础。”

“施特拉塞尔此人有些象台精力过人的发电机，他在北方到处奔走，发表演讲，指派区领袖，建立党组织。他选择了一个名叫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的莱茵兰人做他的秘书兼《国社党通讯》的主编。这个人对国社党的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听到“戈培尔”这个名字时，作为会议一员的江雪莹注意到了杨朔铭的眉头动了一动。

“吸引戈培尔的是施特拉塞尔的激进态度，是他开初信奉国家社惠主义中‘社惠主义’的主张。他们两个人当初都想依靠无产阶级来建设国社党。但这在希特勒看来，完全是异端邪说。施特拉塞尔兄弟和戈培尔在北方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激进的国社党左翼力量，使希特勒感到越来越不安。因为如果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下去，他们可能把整个国社党都抓过去，实现希特勒所竭力反对的目标。1927年秋冬和次年2月间双方摊牌。”

“这是施特拉塞尔和戈培尔在一个当时在德国引起大规模骚动的问题上迫使希特勒摊牌的。这个问题就是社会民主党和共有党建议德国政府征用和接管各王公贵族的大庄园和财产。按照德国宪法，这个问题要交付公民投票来决定。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建议，国社党同共有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支持这个征用贵族财产的运动。希特勒闻讯大怒。因为在这些王公贵族中，有不少人曾经给国社党捐助了款项。此外，有一些大工业家也开始在经济上对希特勒的运动给予资助，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希特勒很有可能在打击共有党、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方面起有效的作用。如果施特拉塞尔和戈培尔的计划得逞，那么希特勒的收入来源就可能马上枯竭。”

“在希特勒还没有能够采取行动之前，施特拉塞尔就在1927年11月22日，在汉诺威召开了一次北方党的区一级领导人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不仅是要使北方的国社党支持征用运动，而且要提出一个新的经济纲领，施特拉塞尔兄弟和戈培尔要把大工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按照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方式组织一个社团院来代替国会。希特勒拒绝出席会议。由于施特拉塞尔本人的犹豫不决，使得希特勒有了喘息之机。希特勒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巧妙地拉拢了戈培尔，并最终使施特拉塞尔对其妥协。希特勒重新掌握了国社党的领导权。”

“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尔的关系相当微妙，两人相处得并不愉快，但又会在一些时候合作，而且配合默契。象有一次施特拉塞尔曾威胁要带领一批国社党人士脱离国社党另组新党，希特勒为此差点自杀。但后来二人却又言归于好。此后希特勒奇迹般地获得了原本讨厌他的兴登堡元帅的支持，在施特拉塞尔的帮助下，统一的国社党又获得了多数选票，希特勒被德皇任命为德国首相。此后，施特拉塞尔便成了国社党内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1934年希特勒清洗冲锋队时，施特拉塞尔险些被人暗杀。”

讲到这里，周冠笙稍微停顿了一下。

他没有告诉杨朔铭，施特拉塞尔在“长刀之夜”得以脱险，是在德国的中国情报人员的功劳。

“这个施特拉塞尔是一个优秀的社会活动家，是国社党的左翼领袖，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他取代希特勒出任德国首相的可能性最大。但根据以往此人的表现，他在关键时刻缺乏决断力。所以他要是想上台的话，还充满很多的变数。”

“不过，此人和希特勒之政见有很多不同，他要是上台后，肯定会改变希特勒的政策。”江雪莹说道，“德国将不会按照希特勒的道路前进，犹如俄国没有象列宁期望的那样改变。”

（四百）苏维埃铁甲

（四百）苏维埃铁甲

“德国不走这位希特勒先生设计的道路，也许是好事。”杨朔铭忽然说道，“对这个世界，也许也是好事。”

听了杨朔铭的话，周冠笙、水井、“降龙”、江雪莹等人都显得有些惊奇。

“那就是说，瀚之是不希望咱们中国，也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周冠笙最先明白过来杨朔铭的意思，笑着说道。

江雪莹看着杨朔铭，知道他可能是受了国内最近关于“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影响，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来。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大萧条”不但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也在中国的思想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对于中国出现的“经济阵痛”，关于中国目前实施的政治制度是否合适的论战再次开始，最后集中到了“民主”与“独裁”哪一个更适合中国的论战上来。

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撰文认为，绝不相信中国的现状是民主能够解决的。蒋氏的意见，中国要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其理由是：“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市是**的，省也是**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区域行到另一个**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来取消这一些小**。大**势必取消各地小**，不然，大**就不能存在。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如有地方军阀试图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末，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

丁文江也认可蒋廷黻的观点，他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说过，‘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丁文江这番话，表明了19世纪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受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影响，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蒋廷黻和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的文章，则题名为《民主政制乎？极权国家乎？》。文章的具体内容，钱氏开篇就有交待：“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的内容。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度。”

钱端升认为，民主政治的衰败是必然的。随着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奉行民族主义，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敢长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而“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为必然的趋势。”换言之，钱端升认为计划经济才是大势所趋，而民主政治不能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所以其衰退是必然的。相反，苏维埃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较适宜于统制经济”。对于未来的世界会采用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而在一党独裁和一人独裁之间，钱氏倾向于选择前者，理由是：“因为一党的独裁不发生继承的困难，而一人的独裁则独裁者的死亡易发生重大的变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党内独裁之下，即发生继承问题，也不至如在一人独裁制之下那样严重的。”钱氏还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独裁不见得比不上民主政治，虽然独裁会严厉剥夺许一些人的自由，“如苏俄之于资本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