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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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军国大事，仅担任一旗军职有点屈才了，但又没有大学士之类职衔，可见范文程在后金的重要地位。
风云人物运筹帷幄的范文程（2）
范文程所参与的皆为国家机密大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奉召入”。皇太极处理政事尊重范文程的看法，每议政，必曰：“范章京知否？”大臣有拿不准主意的事情，皇太极就说：“何不与范章京议之？”众人回答：“范亦云尔”，皇太极就批准实行。有时范文程因病告假，很多事情都等了他痊愈后才能决定。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文馆为内三院，以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抚谕各国书敕，皆文程视草。初，上（皇太极）犹省览，后乃不复详审，曰：‘汝当无谬也。’”《清史稿？范文程传》，卷232。对范文程信任无疑。
有一件小事反映了皇太极和范文程之间的亲密关系。范文程是个孝子，与其父范楠住在一起。有次陪同皇太极吃饭，席上有道菜很名贵，虽然皇太极再三劝范文程品尝，范文程因想到自己的父亲没吃过，就是不肯下筷。善于察言观色的皇太极领悟了范文程的心情，立刻下令撤掉这道菜，送给范文程的父亲。《清史稿？范文程传》，卷232。事情不大，却能说明皇太极关心和爱护人才无微不至，才使范文程由一个明朝生员变成大清王朝的开国元勋。
由于范文程生前焚毁了他撰写的所有文件草稿，使今人难以准确得知他到底参与了哪些重大决策。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在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是否入关和采取各种策略上，范文程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
现存一份《顺治元年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的珍贵档案，很有可能就出自范文程的手笔，全文如下：
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帝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尊号，故书中不及，幸勿以此为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89页。
这封书信，在当时通讯手段与交通落后条件下，在这年的三月初三才投到农民军“大都督王帅处”，等到迟起龙把投书情况汇报回来已经是三月二十九日，北京被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十天以后了。《清代全史》，卷1，39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末，清政府闻讯山海关外人心震恐，纷纷逃遁，即下令修整军器，决定下月初大举进讨明朝。范文程于四月初四，及时上书摄政王，最先提出直接进入山海关的决策。他说：
乃者有明，流寇踞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马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顾虽天数使然，良由我先皇帝忧勤肇造。诸王大臣只承先帝成业，夹辅冲主，忠孝格于苍穹，上帝潜为启佑，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傥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以资辅翼。王于众论中择善酌行，则闻见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进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关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惟摄政诸王察之！《清世祖实录》，卷4，5～7页。
迄今所见清政权统治集团内部研究入关夺取中原大计的文献中，全都记录了这份奏议，而且是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凭借决策入关的唯一的奏议，由此可知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1644年，范文程是对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人物。由于他在皇太极时期树立的崇高威望，一言九鼎，疏上而议定，三天之后，清政府即出兵征明。
范文程的奏议之重要还在于他正确分析了明朝、农民军和清朝自身的条件，全面规划了清朝用兵关内的战略。他指出明朝四面受敌，已成必亡之势，清朝争夺天下的对手已成为农民军。他强调由于李自成攻占北京而使清朝遇到了乱中取胜的大好机会，如果迅速入关，黄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他要求清兵改变以往抢劫习惯，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并为清朝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如“官仍其职，民复其业”等，这些谋划后来全部为多尔衮所采纳。
随后发生的有关范文程的行踪，从历史记载上看又使人坠入十里雾中。按四月初七，多尔衮率清军出发，《清史列传》所记，“大军遂发，文程从”《清史列传》，卷5，“范文程传”。《清史稿》则与此稍异，该书记载说：“及流贼李自成破明都，报至，文程方养疴盖州汤泉，驿召决策。”《清史稿？范文程传》，卷232。这又表明范文程在清军出发时，并未立即同行。因为从《清世祖实录》的记载上看，他在四月初四的上书中反映出，当时的范文程并不知道北京已落入农民军手里，七日出发时也不知道。清朝得知李自成攻占北京的消息大约是在四月十三日以前，但前不了几天，这一天清军进至辽河地方，多尔衮以军事咨询洪承畴，洪氏在所献策略中提到农民军“今得京城”。十五日清军前进至翁后，吴三桂所遣杨⒐屏陨胶９乩粗率楦嬷熬┏侨诵牟还蹋榈晨拍煽睿鹊鄄恍遥琶砘医保馐亲钊非械南⒘恕６喽虻檬椋⒓磁汕惭空舶缘韧踔萘詈壕煲麓笈冢蛏胶９亟ⅰ５诙於喽蚍⒊霰ㄎ馊鹗椋涨寰亮剑馊鸶辞补屏壤粗率椋⑺得饕鸭蕉喽蛑椤６蝗涨寰辽胶９赝馐铮轿馊鹕谄锉ǜ嬗信┟窬霰吡⒂寰蚝褪奔浜芮宄陨暇荨肚迨雷媸德肌匪窃氐娜掌冢檬榫�4。，唯有关范文程的传记没有明确把他个人的行动和这段时间联系起来说明白。多种传记载范文程在四月初四以后又向多尔衮献过一策，但具体时间都没说明，兹先就内容按原意，分两段说，一曰：
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揆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
风云人物运筹帷幄的范文程（3）
复曰：
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施。倘思统一区夏，非安百姓不可。《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清史列传》及《清史稿？范文程传》等也均有记载，文字有详略之别。
范文程进献此策一事，《清世祖实录》不载。从内容上看是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但确切时间不肯定。如欲得到解决，可参照三个方面的记载：一是《清史列传》将此事系于“师渡辽河”和吴三桂乞师之后；二是《八旗通志》既称此事在吴三桂乞师之后，又说范文程提出此策，“于是大军遂发”；三是《清世祖实录》不载范文程此策，却载四月十三日师次辽河地方，多尔衮以军事咨询洪承畴，而洪氏所答内容与范文程之说大略相同，等等。由此可以推断，范文程此次为多尔衮献策，就在四月十三日，是清政府刚刚听到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提出的。这与《清史列传》记载相符，也与《八旗通志》所载无矛盾。的确，在多尔衮此次率军出征过程中，开始时不知道北京已被农民军占领，是中途得到这个消息的，所以从大军进发的方向上看，中间有个重大的改变，好似重新启程一样。再就《清世祖实录》记载而言，恐怕连篇累牍罗列洪、范二人奏疏无大必要，或于文字繁冗，加上已有记录范氏奏疏，不需要一个不漏，有文必载，所以没有记载此疏。从历史的实际情况上考察，似乎反映出，清朝听到李自成率农民军进入北京，认为这是巨大事变。多尔衮在进军途中，要作出相应决策，特别是此事和李自成及明朝都有关系，以致同时向洪承畴、范文程这样的新旧汉官、大谋士询问他们的高见。却因历史记载上的问题，难以看见其本来面目了。
从朝鲜人所得到的情报也可见范文程此时的重要作用。四月十五日，多尔衮所率清军至翁后遇到吴三桂派人请求清军帮助抵抗农民军。当时此事属于机密。吴三桂是清军的多年敌手，几次拒绝了清朝的招降，能不能相信吴三桂的问题就摆在多尔衮的面前。据随军的朝鲜人记载：早晨行军五里后，多尔衮突然下令停止前进，朝鲜世子令翻译官派人暗中了解情况，从范文程那里才听到吴三桂派使者请求援兵的消息。朝鲜人从范文程那里得知多尔衮如能援助吴三桂，吴三桂“当开山海关以迎大王（多尔衮），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沈馆录》，卷7，11页。这段话表面上是转述吴三桂来书的内容，而同时也表达了范文程对吴三桂请兵一事给予响应的积极主张，证明范文程是参与了谋议清军直入山海关这一机密和重大决策的。
清军经山海关战役打败李自成，长驱而西，明朝百姓纷纷逃匿山谷。范文程起草檄文晓谕明朝官民：“义师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还在檄文上面签署了范文程的名字和官职《清史列传》，卷5；《清史稿》，卷232。
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军入北京城。由于对清朝情况的误解，城中有不少明朝官员向多尔衮劝进，范文程嘲笑道：“吾国已有主，去岁登极，此皇叔摄政王也。”《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344页。
清军初入北京，范文程忙得不亦乐乎，或说他“案牍委积，昼夜立阙下，兼听并观，凡所措置无不周当”《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或说“每日坐午门左，详决诸事，兼受章奏”《爝火录》上册，129页。《清史稿？范文程传》称：“既克明都，百度草创，用文程议，为明庄烈愍皇帝发丧，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招集诸曹胥吏，征求册籍。明季赋额屡加，册皆毁于寇，惟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下直省求新册，文程曰：‘即此为额，犹虑病民，其可更求乎？’于是议遂定。”
上述记载高度概括了清入关初期“百度草创”时范文程在诸多方面的决策作用，然叙述过简，细枝末节，仍可探究。
礼葬崇祯帝。作为明朝统治政权的代表，崇祯帝执政17年间，没有做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业绩，在他自己历次所下的“罪己诏”中已说得十分清楚。李自成在北京时已经为崇祯帝办了一回丧事，虽过于简略，但那时很多明朝官员并不理会此举，如周钟等人经过崇祯棺木停放的地方策马而过。然而，由于大顺政权在北京城中的种种失误，“刑辱缙绅，拷劫财货”，“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舍”，倒使人们怀念起这个皇帝来了。李自成退出北京，城中盛传吴三桂“传谕军民，迎太子入继大统，士民鼓舞相庆”。原明吏部侍郎沈惟炳、户部侍郎王鳌永、锦衣卫指挥骆养性等倡议“设先帝位于午门”，“行哭临礼”《流寇志》，卷12，193页；《爝火录》上册，127页。原明百官还准备了明帝使用的銮仪法驾，于朝阳门外迎接太子的到来，这些都表明由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朱明皇室对人们仍有很大的号召力。礼葬崇祯帝之举表面上看来是清朝对他的死给予深切同情和尊重明朝臣民的感情，而更深一层的含义则是有意突出李自成“逼殒其主”的大逆不道，煽动明朝官僚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刻骨仇恨，强调清王朝是汉族官僚地主们的救星，因此是明王朝的当然继承者。清政府宣布：“特令举国挂孝三日，以尽君父之情。”“于是各官奉令：自初六日始，设先帝、后位于帝王庙，合京臣民哭临三日。复令议谥，议葬。各事即毕，于本月初九日剃发，十五日朝见。”《爝火录》上册，129页。为崇祯帝发丧既给那些忠于明朝的官民找到了一个抒发情感的机会，又给那些投靠清朝的官员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谕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清世祖实录》，卷5，4页。
举用废官，搜用隐逸。明朝末年，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使众多官员被罢免和赋闲在家。他们自身不甘寂寞，对清朝更是难得的人才。如原明大学士冯铨，因投靠阉党魏忠贤被崇祯帝免职为民，以后力图悔改，曾与清军作战，率乡民保卫涿州，并运红衣大炮有功，终因东林党人反对而不得起用。1644年，清军入关，多尔衮以“以书征铨，铨闻命即至”，乐于为清政府效劳，他被授命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与洪承畴等人一起恢复了明朝内阁票拟制度。冯铨忠于清朝，定部院官制时授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陈名夏投降大顺军，清兵入关后他逃往南方，却被南明福王政权定为“从贼案”人员，他以后又逃回大名，由保定巡抚王文奎疏荐，仍做原官，步步升至大学士。《清史列传》，卷79，“冯铨传”、“陈名夏传”。
减轻赋税。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就是三饷加派，清朝把取消三饷加派作为收买民心的手段之一。当确定清朝赋税数额时，有的官员主张按崇祯末年的数额征收，但战乱使户部账簿尽毁，只有万历年间的赋税簿存在。在范文程的坚决主张下，遂以万历时征税数额作为标准，范文程还说：“即此为额，犹恐病民”，旧额比新额“岁减数百万两，民赖以苏”。昭梿：《啸亭杂录》，卷2，“范文肃公厚德”。人们都知道，清初取消明代加派三饷，以万历年赋额为准征税，却不知道范文程是幕后决策者。
风云人物运筹帷幄的范文程（4）
得士心则得民心。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兵消灭了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