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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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运筹帷幄的范文程（4）
得士心则得民心。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兵消灭了南京的福王政权。十月，范文程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丙戌会试后，八月再行乡试，丁亥二月再行会试。”《清史列传》，卷5，“范文程传”。丙戌为顺治三年（1646年），丁亥为顺治四年（1647年）。科举制按通常习惯为三年一次，范文程因江南为文人荟萃之地，提出破例增加考试，以将南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网罗到清政府中，利用他们的影响稳定民心，是分化反清阵营所实行的非常有效的办法。多铎平定江南后，有不少地主文人标榜气节，隐匿不出，闭门读书，或参加反清斗争。然而，他们却经不住科举功名的诱惑。清代人描述当时的情况说：
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橙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165页，中华书局，1983。
尽管作者的意图无非是嘲讽这些变节的知识分子，但是从侧面说明范文程的建议实行后的巨大成效。
钱仪吉所辑《碑传集》中说，范文程为清政权谋划之事，“动关大计”，而见诸史册，“仅载什一”。就甲申年他力主清兵入关和进入北京城后一段时间内所决策之事而言，他一手促成了清政权的入关，为之提出了许多深思熟虑的行动方针。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具体实践者，即除了军事征服之外，其他重大举措都是在他指导下完成的。由于他的高瞻远瞩和果断施政，使清王朝从进入北京城起，就给人们留下与往昔完全不同的崭新形象。范文程卒于康熙五年（1666年），经事太祖、太宗、世祖及圣祖四朝，优宠有加，顺治九年（1652年）任议政大臣，这是清朝汉官绝少得到的官职。但也不能认为范文程的仕途生涯一帆风顺，他在晚年几度卷入政治斗争旋涡，丢过官。比较起来，在关外时期他最受清最高统治者青睐，所谓“列圣皆呼其官而不名”。又因他身材高大，所赐衣冠“皆特制”《清史列传》，卷5，“范文程传”。但论其作用，他平生最佳时期就是1644年，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大震荡的年代，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虽然促成了清朝战胜农民起义军，以清朝代替明朝而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而对范文程个人的作用总的来看还应给予积极的评价。
风云人物是是非非的吴三桂（1）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清初诗人吴伟业的这首《圆圆曲》广为流传，使人们误把文学创作当作历史，把吴三桂视做为了一个妓女就出卖民族和国家的可耻败类，其实历史并非如此简单。
1644年的吴三桂，是明政府、清王朝和农民军都千方百计罗致的关键人物。崇祯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期望他成为农民军的克星；李自成许以侯爵，意欲他为大顺守卫京东的山海关；清王朝诱以藩王，保他子子孙孙，永享富贵；南明福王政权明知他已降清，仍封他为蓟国公。在视女人为玩偶的封建社会，吴三桂既深知当时的局势和四方对他的关注，岂能轻易把自己的全部政治生命押在一个弱不禁风的妓女身上。欲知其详，必作进一步考察。
吴三桂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四方瞩目，尽力拉拢，实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面临的形势和他的家世及个人经历大有关系。1644年的中国，大明、大顺、大清及南明的相互争夺，主要是武力较量。那是一个刀光剑影，到处硝烟弥漫的年代，政治的、经济的及文化思想上的矛盾斗争，都不如军事斗争更突出，并服从于军事。谁能打胜仗，在军事上取得优势，谁就能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吴三桂在当时为一位勇冠三军的大将，手握数万重兵，几乎和大清、大顺敢战的军队数量相等，而且驻守在山海关、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的冲要之地。他的向背与各个政权都有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最终的胜败。吴三桂走到这一步，亦非偶然，不妨略作回顾。
历史记载大多说吴三桂是辽东人，其实，其祖籍是江苏高邮州人，“流寓辽东，因家焉”，遂以住地辽西中后所为籍（今辽宁省绥中县）。父亲吴襄，中武进士，曾至锦州打过仗。舅父祖大寿，是明朝在关外的总兵官。吴三桂以武举承父荫为边将，勇敢善战。一次追击清骑兵，吴三桂引弓放箭，一清骑兵应声坠地装死，“三桂下马，欲取其首，骑挥佩刀刃三桂，中鼻，血流被面，卒斩其首携之归”。因作战有功，吴三桂累迁至总兵，镇守宁远刘健：《庭闻录》，卷1，1页，上海书店。在明清松、锦会战中，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关内外八总兵13万明军驰援锦州，吴三桂恰在其中。清军在松山和杏山之间的高桥设伏，明军被歼灭大半，仅吴三桂、王朴等人率少数残兵冲出重围，逃回宁远。事后，吴三桂只受到降三级的轻微处分，而委以关外所有五城之防守重任，“所部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夷丁突骑数千，尤骁悍。北门锁钥，恃无恐”《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35页。
清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皇太极亲自出面，试图说服这位宁远总兵吴三桂投降清朝。他在给吴三桂的敕谕中说：
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清太宗实录》，卷63，16页。
皇太极的信，重在表明清朝的诚意，而令总兵祖大寿以舅父的身份给外甥吴三桂写信，晓以利害，字里行间，充满肺腑之言。其信如下：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天纵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沾渥泽，而洪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幸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何如耳。以愚意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尔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清太宗实录》，卷63，17页。
综观祖大寿全信，通篇从他个人的经历，明朝的颓势，讲到清朝的远大前程，绝非言过其实之词，虽声明不为大清说客，但仍用“仆从田庐”、“分茅裂土”、“至亲骨肉”等利害关系打动吴三桂，吴三桂心非铁石，焉能无动于衷。
次年（1643年）正月，吴三桂派蒙古人索内复信祖大寿，信的内容史无记载。但祖大寿将吴三桂来信交给皇太极看了之后，皇太极立即给吴三桂去了一封长信。皇太极在信中说：
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我国自兴师征明以来，攻城略地，历有年所，明之将士，至今有能立功名，保身家全忠义者乎？非阵亡于我军，即受戮于尔主。军机一失，峻法随之，良将劲兵，殆将尽矣。将军知此，何为昧于从事，蹈覆车之辙哉！祖总兵初不携其妻子来归，今悔之无及，料将军亦所悉知。当祖总兵被围锦州时，明以各省镇兵倾国来援，一朝覆败，锦州、松山、杏山、塔山，俱已失守。今我军围困宁远，不知更有何处援兵，以解将军之厄耶？若不乘此时急图归顺，勉立功名，傥我国蒙天眷佑，南北两都，皆为我有，蕞尔宁远，岂能独立乎？逮至糗粮罄绝，阽危待毙之际，将军悔不可追矣！此非朕自为矜诩，实至论也。我国原以武力精强，言词谦逊者为贵，若徒为大言，又何益于胜负之数哉！将军试思之。《清太宗实录》，卷64，5~6页。
从皇太极的信中可以知道吴三桂此时对清朝的态度，既有“犹豫未决”，表现出了想要归服之意，但又不很明朗，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这也符合他自身所处的环境。祖氏是他的母家，大都投降了清朝，他的一家数十口则仍留在北京，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在明朝的地位正处在上升阶段，他没有投降清朝的必要。而在皇太极给吴三桂写信的前几天，祖大寿提出了先攻取中后所，收吴总兵家属，扰乱吴三桂之心的策略，可以证明吴三桂是不打算降清的。
崇德八年（1643年）十月，清军按照祖大寿的计划，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率领攻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关外明军仅剩下宁远和中右所两城，形势虽然更加危急，吴三桂仍没有投降的表示。
顺治元年（1644年）二月，大顺军攻下太原，北京告急。崇祯帝起用吴襄提督京营，为调吴三桂军入援做铺垫，三月初五日，封吴三桂为平西伯，正式下令吴三桂放弃宁远，入援京师，率兵勤王。吴三桂徙宁远兵民50万，日行数十里，三月十六日入关，二十日抵丰润，知北京已落入大顺军手中，吴三桂勒马停止前进。《庭闻录》，卷1，3页。
这时吴三桂军真的是走到了进退维谷的绝路，前面是大顺军，后面是清军，二者都是吴三桂的死对头，他到了必须选择的时刻。而现在所看到的许多资料有的可以证明，吴三桂和关内的多数明朝官员一样，是向投降李自成的路上迈进，有意把大顺政权作为保护自家生命财产的新主人。《小腆纪年附考》有载：
三桂徙宁远五十万众日行五十里，比至丰润，而京师已陷，遂顿兵山海关，犹豫未有所决。自成执襄，令作书招三桂曰：“汝以君恩特简，得专阃任，非真累战功历年岁也；不过为强敌在前，非有异恩激劝，不足诱致，此管子所以行素赏之计，而汉高一见韩、彭即予重任，盖类此也……我为尔计，不若反手衔壁，负锧舆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愤骄，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戮辱，身名俱丧，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遣降将唐通赍书并银四万两犒师，而别令贼帅率兵二万，守关拒之。三桂得书，遂令贼将入关代守，而自率精锐赴燕京降。《小腆纪年附考》，卷4，135~136页。
风云人物是是非非的吴三桂（2）
该书作者徐鼒经过考证，认为是李自成通过吴襄出面，答应“通侯之赏”，并派唐通带去四万两犒军银，吴三桂见到其父书信就投降了李自成，把山海关防务交给大顺将领，亲自带精锐部队入京见李自成。
《流寇志》一书则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吴三桂投降李自成的基本原因。作者彭孙贻曾遇到一个叫马大令的德安人，亲口告诉他下面这段史实：
有客平西（吴三桂）幕者云，世传吴襄作书招平西，平西告绝于父，起兵勤王，非也。都城既陷，三桂屯山海，自成遣使招三桂。三桂秘之，大集将士。告之曰：“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将士皆默然。三问不敢应。三桂曰：“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诸将同声应曰：“今日死生唯将军命。”三桂乃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流寇志》，卷11，177页。
根据这条史料，不但证明吴三桂投降了，而且看出其原因如下：一、即使吴三桂想以死报效明朝，所辖将士已不为所用。二、投降李自成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和吴三桂差不多一样有名的边将唐通、姜瓖等人都投降了，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三、吴三桂通过将士“皆默然”到“同声应”的情绪变化中下了投降的决心，并立刻付诸行动。
其实，吴三桂选择李自成作他的新主人，有其思想根源和形势所迫。这个思想根源就是对满族崛起和清朝入关抱有成见，以中国传统的“华夷之分”，认为清朝不应当在中国建立政权，满族无资格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这可以从30年后“三藩之乱”时，吴三桂发布的檄文中得到证实。如以讨虏大将军吴三桂名义发布的一份檄文称：“……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逃遁，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另一份发自云南的檄文也说吴三桂在与李自成作战“矢尽兵穷”之际，“暂借夷兵十万”，打败了李自成，正欲择立嗣君，“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天下甫定，彼遂正位南面，雄据燕都”樢恍郏骸痘谋涮罚�2，53、84页。在吴三桂的心目中，他同李自成固然也有深仇大恨，但毕竟同属一族，在大的方面有别于“夷”、“虏”，所以他可以在战败时归降。至于对清朝，则只能是借兵，不能接受其统治。面对大顺和大清，只要有两种选择，他那对中国少数民族满族的根深蒂固的歧视思想．必然使他宁可选择大顺。
再就形势而言，大顺军一经攻下北京城，吴三桂便夹在大顺和大清两大政治势力之间了。他一军“不能自立”，无论当时拥有多少军队的骄兵悍将，尚无一人开自立先例，他也必须投靠二者之一；而且他的军民逾50万，军用民食皆需供应。当年二月份，崇祯帝召吴襄欲调吴三桂入卫京师时，其麾下一军已缺饷14个月了。李自成给吴三桂军送去4万两犒军银，正是求之不得之事。清军远在关外，吴三桂负责守卫的宁远城打了十几年都没攻下。两相比较之下，吴三桂自然选择了李自成。
然而，吴三桂率军行至途中，又突然变卦了，这可不是小事，实是吴三桂又来了个第二次选择。同前次不一样，此时不是二者选择其一，而是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小腆纪年附考》说：吴三桂到达滦州时，“途遇其父妾某与一逃奴偕，问曰：‘吾家无恙乎？’曰：‘籍之矣。’‘吾父无恙乎？’曰：‘拘絷矣。’三桂沉吟久之，厉声曰：‘我那人亦无恙乎？’那人者，爱姬陈圆圆也。三桂以千金得之某戚家，以边事急，留之京师，为伪权将军刘宗敏所得。奴不能隐，曰：‘籍之矣。’三桂抵几于地，须髯奋张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以生为！’叱左右斩来使。”
刘健《庭闻录》和清朝所编纂的史书大都突出强调陈圆圆对吴三桂起兵反对李自成的绝对作用。然而康熙年间或更早一些的记载却根本没有提到陈圆圆一事，而把主要原因归结于吴襄被掠。请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