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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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立潞王未遂。朱元璋于明初大封藩王，到这时派上了用场。比较有资格当选的为惠王、桂王、鲁王、周王、潞王、福王等，其中潞王、周王随从众多，“独福王孑然，与常应俊等数人流离漂泊”。凤阳总督马士英见福王孤立无援，且又昏庸，以为拥立福王，可以由此控制朝政，乃暗中派人迎接福王，从淮安巡抚路振飞处借到船只载福王南行，居于淮安湖咀的杜光绍园，又移书史可法及礼部侍郎吕大器等南京官员，言福王为明神宗之孙，“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奉为三军主，请奉为帝”《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在南京的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人则认为：“福王（朱）由崧，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潞王（朱）常淓，神宗侄也，贤明当立。”或有人怕福王立，翻旧案，打击正人君子，史可法同意他们的意见。马士英征询史可法对立君的看法时，史可法即以“七不可”告诉马士英不应当立福王，而以立潞王为宜。马士英先下手为强，与在长江北岸的明将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武装护送福王到达仪真，造成既成事实。在江南的明朝官员只好派人迎接福王。史可法见到福王说：“王宜素服郊次，发师北征，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明史？史可法传》，卷274。，福王唯唯而已，史可法立即激起无限忧伤。福王以何种名分为国主，时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应称监国，另一种主张马上称帝。史可法认为崇祯帝还有太子在，应以监国为是，尽管有人从内心不愿更立，还是定福王为监国。五月初三，福王称监国于南京，实际不过为称帝做过渡罢了。史可法等人拥立潞王失败，对南明的兴亡是有重大影响的，它使南京官员明显地分成为以姜曰广等东林党人为首的文官，和以马士英及江北四镇为代表的武将的政见歧异。史可法对福王失去信心，转而出镇江北督师，马士英控制朝政，掌握实权。
马士英入阁。福王监国后，明南京文武官员经过廷议，以史可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握兵部事，高弘图、姜曰广等人均入阁。马士英原以为拥戴福王一定能进入内阁为相，廷议的结果却是继续督师凤阳，不由得大怒，上疏揭发史可法以“七不可”反对立福王之事，而自请入朝，拜表即行。马士英率兵乘船1200艘，浩浩荡荡过长江，以武力进入南京。史可法与马士英势不两立，自请督师，出镇淮、扬。马士英的入朝是想实实在在操纵朝政，所以就把史可法视为达此目的之最大障碍，必欲排出在外而后快。按廷臣之议，皆主张马士英出任督师，而他寻找各种借口，把督师之责推到史可法身上，如说：“我驭军宽，颇扰民，且往岁擒刘超、服老回回，多负勤苦，筋力惫矣。公威名著淮上，军惮服，士民仰之，不啻明神慈父。公诚能经营于外，而我居中帅以听命，当无不济者。”史可法见他决心居朝中，自己只好答应出外督师。结果史可法督师扬州的消息一经传出，南京城里士民一片哗然，呼喊：“何乃夺我史公？”吴县的卢谓率领太学生们提出抗议，疏中有“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宋终北辕”之语，朝野传诵。当时挽留史可法的士民很多，在一份请愿书上联名的缙绅及在京士子就有305人，辞甚恳切，却没有被采纳。《史可法别传》，见《史可法集》，151页。
风云人物扬州殉难的史可法（2）
五月十五日，福王称帝，改元弘光。第二天，史可法辞行，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同日马士英以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入阁办事。史可法深知历来“守江南者必于江北”，故提出设江北四镇。其具体战守方案是：总兵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安、山阴、清河、桃源、宿迁、海州、沛县、赣榆、盐城、安东、邳州、睢宁11州县隶之，经理山东一路；总兵高杰辖徐、泗，驻泗州，以徐州、萧县、砀山、丰县、沛县、泗州、盱眙、五河、虹县、灵璧、宿州、蒙城、亳州、怀远14州县隶之，经理开（封）、归（德）一路；以总兵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以凤阳、临淮、颍上、颖州、寿州、太和、定远、六安、霍邱9州县隶之，经理陈、杞一路；以总兵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以滁州、和州、全椒、来安、含山、江浦、六合、合肥、巢县、无为州11州县隶之，经理光、固一路。史可法本人驻节扬州，居中调遣。参见《史可法集》，卷1，15~16页，此依《明季南略》，两书文字稍异。
这个提议的主观动机是把长江以北的南明控制区划成以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四总兵负责的四个战区，使职责明确，事有专权。然而史可法又规定了四镇总兵在辖区有无限的权力，“一切军民听统辖，州县有司听节制，营卫原存旧兵听归并整理，荒芜田土听开垦，山泽有利听开采，仍许于境内招商收税，以供军前买马制器之用。每镇额兵三万人，岁供本色米二十万，折色银四十万，听各镇自行征收”《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67页。等于把长江以北地区交给了四镇长官个人所有，朝廷在江北既无官吏任免、调遣军队之权，又无招商收税之利，仅剩下史可法这样一个空有其名的督师。高杰、刘泽清等人原本是李自成、张献忠手下的残兵败将，不但未惩前罪，反而骤然得到一大块土地人民为其所有，因此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中。
史可法姑息高杰。高杰和李自成是同乡，故随李自成参加起义，因战斗勇敢而受信用，经常留守老营。相传他和李自成妻子邢氏私通，后来二人怕被李自成发现，就投降了明将洪承畴。崇祯十六年（1643年）秋，李自成进攻陕西，高杰战败逃到淮南。史可法以高杰为四镇之一，令其驻泗州，而高杰图谋据扬州，为扬州人所不纳。高杰发兵攻城，知府马鸣、推官汤来贺率居民“坚守月余，杰知不可攻，意稍怠”《明史？高杰传》，卷273。高杰入城未得，整天纵兵掳掠妇女，滥杀乡民。史可法前往调解纷争，高杰素惧史可法，急令部下趁夜掩埋尸骨。史可法来到高杰军营，首先对其部属示以慰问，然后责备他说：“将军之所以贵显者，以有君命也，如不奉诏而妄冀非属之地，则诸军与扬州之民，皆得弯弓而射将军矣。”而为高杰开脱说，扬州一些官员乱杀零兵，才使“衅不可解”；又替高杰奏请驻瓜洲，这使高杰“浸易可法”。他虽然想到黄河以北失去最高统治权威，可能出现混乱，提出勿使“前功尽弃”，却对吴三桂和清军抱有幻想。当他听说吴三桂打败大顺军，即敦请福王选派有才望的廷臣，带着监国、即位两份诏书及赐给吴三桂的敕书，直抵山东、河北一带，晓谕当地人民，心归南明，而且乐观地估计，“扫三秦之余逆，肇百代之中兴，在指顾间矣”李天根：《爝火录》上册，207页。
六月中旬，看来史可法已知道清兵入关的消息，却仍进一步主张联络清朝，共同对付农民军。且看他的《请遣北使疏》如何说吧：
先帝以圣明之主，遘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不待智者而后知也。近闻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之晋界而还。或云假之以破贼，或云借之以成功，音耗杳然，未审孰是。然以理筹度，宁前既撤，则势必随以入关，此时畿辅之间必为所有；但是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其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数也。前见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事期速举，谋戒需迟。今奔马闻已南来，而凶寇又将东突，见庙堂之上，议遣何官，用何敕，敕何称谓，办何银币，派何从人，议论徒多，光阴已过。万一奔马临河，然后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彼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轻者，先帝之仇耻。既示我弱，益长彼骄，不益叹我中国之无人，而自此北伐之无望耶。《史可法集》，27~28页；又见《爝火录》上册，235页，且“奔马”作“胡马”，即指清兵。
史可法是公认的福王政权中最杰出的英雄，可是仔细分析他的这篇奏疏却实在令人失望。第一，清军既已南下，他仍把镇压农民军作为当务之急，没有看出主要矛盾是清朝的威胁；第二，清朝从关外进到关内，已宣布定都北京，竟然还认为他们是帮助明朝，足见其不敢正视现实；第三，对来势凶猛的清军，不作针锋相对的备战和抵抗，却致力于遣使的细枝末节，不仅此举必然落空，即整个全局难免酿成大悲剧。
软弱与无能果然引来的是清军的得寸进尺。七月末，大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史可法，公然要福王政权缴械投降。最奇怪的正是清朝也拿李自成农民军作靶子，指责福王小朝廷，不报君父之仇，“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荼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遗一矢”，反而由清兵与吴三桂“驱除枭獍”，入京之日，为崇祯帝、后加谥，礼葬。宣称：“国家（清朝）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这是真正的军事较量，所谓是否“正义”的争论无足轻重。史可法却被引入了陷阱，他精心炮制给多尔衮的回书，除连篇累牍为北京被李自成攻占，明军土崩瓦解辩护之外，便是罗列历史上各个偏安王朝，以证明福王之立无可非议，但是临到结尾，画龙点睛，还是明确乞求清朝“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忿。则贵国义问，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蒋良骐：《东华录》，卷4，67~69页。
多尔衮得到这样一份软弱无力的回书，更加不把南明福王小朝廷放在眼里，按既定的目标挥师前进。十一月下令清军两路齐发，企图一举消灭农民军和南明政权。只是由于大顺军一部攻入河南，使多尔衮认识到不能轻视农民军的力量，命令多铎南下之师掉头西进，才延缓了南明的灭亡而已。
风云人物扬州殉难的史可法（3）
平心而论，在南京的明朝官员中，史可法确实为经略中原做了不少努力。他不甘心偏安江南，以“恢复神京”，“澄清关、陕”作为政治目标。《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49页。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在扬州设礼贤馆，“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弃者亦悉举任用之”《爝火录》上册，261页。他认为国家处于动乱之际，应当接受崇祯朝的用人不当教训，打破旧的任官办法，破格选择能作实事的有用人才，建议改用征辟，或由保举。他说，以前保举可能徇私舞弊，现在战乱期间，像北方地区人人思避犹恐不及，只有那些真正肯为国家利益献身的人，才能做到投袂相从，请缨奋起。他建议推行“征辟、保举”之法，让各地方和朝廷官员“不拘资格，各举一人，起送到京，资以路费，赴臣前效用”《史可法集》，32页。对于从北京逃到南方的官员，当时被斥为“从逆贼臣”而加以治罪，史可法主张尽量予以录用。他说，北京失陷，崇祯帝殉死，作为明朝臣子都有责任，如他本人身为兵部尚书，马士英为凤阳总督，“未能悉东南甲疾趋北援”，总兵刘泽清、高杰以兵力不支，退至淮南，均有重罪，所以单加罪于在北京的官员是不合适的。他主张“宜令其赴吏兵二部录用，否则，恐绝其南归之心”《爝火录》上册，314页。但是他对投降过李自成的官员始终抱有成见，连他的弟弟史可程也因当了庶吉士，请“下吏治罪”《史可法别传》，见《史可法集》，161页。史可法还派遣官员屯田开封，经略中原，时江北诸将都惧怕与清军接触，史可法亲自承担从王家营至宿迁最重要地区的防守任务。
九月二十一日，史可法视师清江浦，准备渡过黄河北进。他以李成栋为徐州总兵官，贺大成为先锋，总兵官陆逊之为大梁屯田佥事，胡忠知睢州，冷时中为开封通判，李长康为开封推官，徐图进取。高杰在史可法的感召下，表示愿做先锋，“提兵直趋归（德）、开（封），且瞰宛、洛、荆、襄，以为根本”《明史？高杰传》，卷273。史可法为高杰军请发饷银。马士英却深恐史可法与四镇帅团结一致，认为高杰若北伐有功，对史可法有利，而于己有害，借故不给饷银。使史可法在四镇帅面前失去威信，为此，史可法上书剖明心迹说：
臣皇皇渡江，岂直调和四镇哉？朝廷之设四镇，岂直江北数郡哉？四镇岂以江北数州为子孙业哉？高杰言进取开、归，直捣关、洛，其志甚锐。臣于六月请粮，今九月矣，岂有不食之卒可以杀贼乎！臣子惨遭国难，何暇此一官。陋晋、宋之偏安者，不遂空言之，遂有济也。《明季南略》，卷2，“史可法请饷”；又见《史可法集》，37页。
由此可知，史可法自请督师江北，正欲把恢复中原作为己任。然而他离开南京，委朝政于马士英，乃是最大的失策，反而为其所制，以致他一度曾因陷入困境提出辞官。
史可法身为督师，总是把国家大事看得最重，很少考虑个人的生活享乐。他以俭朴自甘，“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寝不解衣”。史可法年已40多岁，膝下无子，他的妻子主动提出让他娶妾，史可法感叹道：“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大年三十的晚上，史可法仍在处理军务，到了半夜，想起今天过年，叫仆人取酒，仆人想给他找点下酒菜，军中厨师说殽肉已分给将士，只给他找来一些盐豉佐酒。史可法本来能饮酒，因在军中怕误事停饮。这天晚上因过年，连饮了几十杯，想起崇祯帝之仇未报，泫然泪下，靠着桌子就睡着了。天快亮时，将领们前来议事，发现营门未开，问其故，知府任民育说：史公难得睡一夜好觉，不要惊动他，下令让值更人仍击四鼓。史可法睡醒后听到鼓声大怒，“将士述（任）民育意，乃获免”《明史？史可法传》，卷274。
扬州殉难。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多铎率清军占领河南，兵锋直指南明政权，史可法连章告急，朝中的马士英不仅不予理睬，反而通过福王下令史可法渡江对付上游的左良玉。只是由于明将黄得功击败左良玉军，史可法才中途回返。清军趁江北空虚，顺利渡过黄河，占领徐州、泗州，史可法以血书寸纸请求马士英增兵不应，不得已率诸将退守扬州。四月十九日，清兵包围扬州。时总兵李成栋驻高邮，刘泽清驻淮安，皆拥兵不救。史可法知事不可为，决心以身殉国，召副将史德威入内，相持痛哭，将老母托付给他，并写了五封信分别给多铎、母亲、妻子、叔父兄弟和史德威，这就是他的遗书。
史可法写给母亲的遗书说：
儿在宦途一十八年，诸苦备尝，不能有益于朝廷，徒致旷远于定省，不忠不孝，何颜立于天地之间！今以死殉城，不足赎罪。望母亲委之天数，勿复过悲。儿在九泉亦无所恨。得副将德威完儿后事，望母亲以亲孙抚之。
史可法写给妻子的遗书说：
可法死矣，前与夫人有定约，当于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