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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3章

小说: 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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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十宦官)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隽、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犹经年不朝,过此以往,更当何如?《明史?雒于仁传》,卷234。    
    雒于仁认为明神宗是一个患上“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病之人,还在奏疏中开了“酒、色、财、气”四句箴言,作为药方献给神宗,希望他能改过从善。明神宗看到此疏,勃然大怒,幸亏已经到了年终,压了十天。到了第二年大年初一,召见阁臣申时行等,欲将雒于仁处以极刑。大臣们告诉他,如果公布雒于仁的罪状,外面人反而以为陛下真的患了酒、色、财、气四病。明神宗也觉得这样确实对自己不利,于是把雒于仁免职结案。    
    明神宗虽然不履行皇帝的职责,但也并非无所作为,对如何掠夺财富他还是绞尽脑汁的,“孳孳所谈,利之所萌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5,“矿税之弊”。和其他王朝相比,明朝的宫廷开支最为浩大。紫禁城占地72万余平方米,各个宫殿上盖琉璃瓦,前后左右有无数的朱门和回廊,宫殿下面的台阶都用汉白玉石砌筑,真是极尽豪华。环绕紫禁城的宫墙,长三公里有余。皇城内有驰道和人工开凿的湖泊,以备驰马划船和其他游览之用。建筑物除去皇家别墅之外,还有寺院、高级宦官的住宅。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例如烤饼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马房以至印书藏书的厂库也都集中在这里,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于外。各个厂库、寺庙、坊舍均由专任的宦官掌握,共有24个机构,习称24监。到万历初年,宦官的总数已逾两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最高级的宦官,地位可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宫女的数字,至少也在3000人以上。为这些人的死亡所准备的棺木,一次即达2000口之多。参见[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2~13页,中华书局。庞大的宫廷开支使张居正执政时积累的白花花的银子不断减少,明神宗尽管心疼,但却无意收敛。    
    明神宗亲政后,明朝接连对外用兵。万历二十年(1592年),用兵宁夏,军费耗银200万两。同年冬天出兵援助朝鲜,帮助反击日本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战争,首尾8年,军费用银700万两据《思庵实纪》所载:此次战争,明朝共耗费米54万石,金53万余两,银15万余两,帛39万余段。此依《明史》。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用兵播州,又花掉二三百万两银子。而这几次战争期间,紫禁城内发生了数起大火灾,乾清宫、坤宁宫、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都需重建。明神宗本是好聚敛的皇帝,怎能容忍再动用那为数有限的内帑,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他派出大批宦官前往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以开矿征税为名,搜刮民脂民膏。派往各地的宦官有:    
    真、保、蓟、永则王亮,昌黎、迁安则田进,昌平、横岭、涞水、珠宝窝山则王忠,真定复益以王虎,并采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则赵钦,山西则张忠,河南则鲁坤,广东则李凤、李敬,云南则杨荣,辽东则高淮,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寀,湖广则陈奉,而(陈)增奉敕开采山东。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其最横者(陈)增及陈奉、高淮。《明史?陈增传》,卷305。    
    根据以上记载,这些宦官们搜刮所得送给明神宗的“不及什一”,十分之九装进了个人的腰包。


天鼓已鸣危机四伏的大明(2)

    诸多矿监税使中最残暴的是陈增、陈奉和高淮三人,而高淮前往征税的地方正是靠近女真人的辽东地区。明代的辽东,“南当倭,北当虏”,为九边重镇之首,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故明人称之为京师左臂。高淮打着钦差的旗号,在辽东无恶不作,以征税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据《辽东残档》反映,连七八十岁的老翁都是他搜刮的对象。与高淮一同前往辽东的巡按御史何尔健,以亲身经历揭发高淮的具体罪恶如下:    
    今年(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正月二十五日,(高)淮自山海东来,又携带姚安、李官二内相,各带挂搭无赖百人,违禁私渡边关,与淮各乘八人大轿,由前屯、宁远、广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镇江、宽奠、清河、叆阳、沈阳、辽阳等处,无一城堡不到,无一村屯不被骚扰。即在广宁一处,除高淮打劫不计外,二内相诈董产银一百两;余有庆银一百两;徐继美银一百两,貂皮二副;荀朝阳银一百五十两,鞍辔一副;高铨银三百两;姜显谟人参四斤,貂皮四副,银钟盘四副,马二匹;傅元勋人参十斤,貂皮四副,金钟盘二副;钟鹤年人参十斤,银一百两;杨辉人参四斤,银二百两。其余三五十两,六七十两,难以计数。旬日之间,二人所得,已不下三四千金矣……近辽人为之谣曰:“内相出巡,如虎捕人,上天无路,钻地无门。”又曰:“皇天不睁眼,内相抹了脸,辽东人遭殃,不久要逼反。”飞言偶语,匿名揭帖,遍满街衢。何尔健著,何兹全、郭良玉校编:《按辽御珰疏稿》,72~73页,中州书画社。    
    高淮根本不是在征税,完全是明火执仗地公开抢劫。他在辽东地区“搜刮士民,取金至数十万”,弄得地方民怨沸腾,十年之间竟发生十次反对高淮的民变。高淮在辽东征税期间,任意干涉辽东军政,破坏辽东战守,辽东总兵马林不服,竟被高准弹劾罢免。他带领家丁300余人,金鼓震天,到处招摇,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给事中田大益、御史刘四科等多人上疏弹劾高淮挟兵潜住京师为数百年未有之事,明神宗不闻不问。高淮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上疏自称“镇守协同关务”,兵部斥责高淮并无镇守之责,明神宗袒护高淮,公然扯谎说:“朕固命之矣。”《明史?高淮传》,卷305。可见明神宗只要这些宦官们源源不断地向他进奉金银财宝就放行,根本不考虑其后果如何。    
    高淮在辽东拼命掳掠财富之日,正是满族崛起之时。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被明朝任命为龙虎将军时,他已经统一了周围的建州各部,并把锋芒指向扈伦四部参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高淮在辽东胡作非为的十年,努尔哈赤趁机迅速发展其势力。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兼并哈达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灭亡辉发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亲自率兵消灭了乌拉部。在此期间,努尔哈赤还用兵松花江、图们江和绥芬河地区的东海部,俘获了大批人口。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于苏子河和嘉哈河的东岸修筑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东老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建立金国(后金)。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七大恨”内容主要是:一、明朝无端杀害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二、明朝以兵越界帮助叶赫部;三、掠夺财物,擅杀后金使者;四、以兵助叶赫,将努尔哈赤已聘之女转嫁蒙古;五、向后金强索柴河、三岔河、抚安等处耕地,不准收割庄稼;六、偏向叶赫,派使臣侮辱后金;七、不准后金兼并哈达,对叶赫兼并哈达不闻不问。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68,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析“七大恨”,其中四条与叶赫部有关,其他三条是对建州本部的压迫。这说明努尔哈赤进攻明朝的战争,既是反对明朝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又是实现满族统一的战争。努尔哈赤率兵两万,一举攻下抚顺,明抚顺游击李永芳投降,不久又攻下清河城。抚顺和清河的失陷,给醉生梦死的明神宗以极大的震撼。明政府从全国各地拼凑了八万多军队,加上叶赫部和朝鲜援军,以杨镐为总指挥,企图一举消灭努尔哈赤。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初一,双方于萨尔浒展开决战,明军大败,文武将吏死300多人,士兵亡45 800余人。    
    萨尔浒战役是明清兴亡的关键一战。战后,努尔哈赤乘胜攻下开原、铁岭,兼并了叶赫部,从此成为崛起辽东,问鼎中原,与明朝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昏庸的明神宗于第二年死去,对明朝来说似乎是值得庆幸的事。太子朱常洛继位,仅一个月时间就因医疗事故猝死,是为光宗。光宗15岁的长子朱由校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当上皇帝,是为明熹宗。明熹宗不像他的祖父那般迷恋金钱,但是明朝文武百官们很快发现,他们遇到了一个更加糟糕的皇帝,因为明熹宗把他个人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制造精美的木器上面。历史的确好与人们开玩笑,据载:    
    熹庙性善为匠,在宫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施设既就,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善,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改毁,惟快一时之意。当其执器奏能,解衣盘礴,非素喜侍臣,不能窥视。或有紧要本章,奏事者在侧,一边经营鄙事,一边倾耳且听之。毕即吩咐曰:“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每营造得意,即膳饮亦忘,寒暑罔觉,其专意如此。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上册,250~251页。    
    明熹宗把皇宫变成了木匠铺,整日叮叮当当沉溺在挥舞斧锯锛凿之中,这就给大宦官魏忠贤以窃权的方便。魏忠贤本一无赖少年,整天在赌场鬼混,因欠下赌债无力偿还,自阉入宫,在宫中以结交明熹宗的乳母客氏而飞黄腾达。明熹宗当上皇帝后,即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客氏的儿子侯国兴、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贤的哥哥魏钊都当上了锦衣卫千户。魏忠贤本不识字,但因客氏的关系竟被委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史称:“客氏淫而狠。忠贤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他们二人深受熹宗信任。魏忠贤很会弄权,他利用明熹宗喜好制作木器的特点,“(熹宗)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则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明史?魏忠贤传》,卷305。,这等于把国家大权完全交给了魏忠贤之辈。    
    魏忠贤窃国专权,遭到了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天启四年(162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揭露他犯有揽权营私、排斥异己、欺压百姓、草菅人命等24条大罪。疏中字字皆实,魏忠贤十分惶恐,跑到明熹宗面前痛哭流涕,请求辞职,而客氏在旁边巧妙地为他开脱。糊涂的明熹宗认为只有魏忠贤和客氏对己忠心耿耿,第二天传旨严厉斥责杨涟。魏忠贤从此更加猖狂,他与大学士顾秉谦等人狼狈为奸,大肆迫害东林党人,首先罢免了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佥都御史左光斗等数十人,不久又借故逮捕了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六人,严刑拷打,使其惨死狱中。《明史?杨涟、左光斗等传》,卷244。    
    明朝政府至此陷入一片昏暗,魏忠贤大权独揽,上自内阁、六部,下至地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甘心受他摆布的宦官有王体乾、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30余人;文官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将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还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简言之,举朝官员慑服于魏忠贤的淫威,即甘当他的爪牙亦不以为耻。魏忠贤出行时,高车驷马,铙鼓鸣道,随从上万人,所过之处,文武百官们都要跪在道旁,高呼迎接“九千岁”。《明史?魏忠贤传》,卷305。


天鼓已鸣危机四伏的大明(3)

        
    奸邪当道,社会危机必然加深。其明显的结果就是在抵御来自辽东的后金进攻中,明朝连吃败仗。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八旗兵攻占沈阳和辽阳,明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辽河以东大小70余城全部被后金占领。次年,努尔哈赤又率兵攻下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省北镇满族自治县)。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亲率十余万大军攻打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由于明宁前参政袁崇焕率军顽强抵抗,八旗兵损失惨重被迫撤回。这是明朝在辽东战场取得的第一次胜利,然而前线指挥官袁崇焕不过升为佥都御史,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竟受封肃宁伯。次年五月,新即位的皇太极再次率八旗兵进攻宁远、锦州,袁崇焕沉着应战,明军上下一心,使皇太极大挫而返,明朝称此役为“宁锦大捷”《明史?袁崇焕传》,卷259。事后论功封赏,明廷上下都把此功归于魏忠贤,文武加官晋爵者达数百人,连魏忠贤的重孙魏鹏翼都被封为安平伯,而袁崇焕只增一秩,很快又被罢官还乡。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病死于乾清宫,年23岁,临终前还嘱咐大臣们说魏忠贤“忠贞可计大事”《明史?熹宗本纪》,卷22。熹宗荒淫无子,遗诏以皇五弟信王朱由检嗣位,改明年为崇祯元年。    
    崇祯帝17岁登极,年轻气盛,很想有一番作为。刚一即位的确烧了“三把火”:第一,大刀阔斧处理了专权乱政的魏忠贤及其同党,为受其迫害的文武官员平反;第二,起用干练人才,如在辽东为抵御后金而立了大功的袁崇焕被提升为兵部尚书,不久具有先进爱国思想的徐光启也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参与机务;第三,勤于政事,提高效率,不时召集廷臣议政。《明史纪事本末》,卷72,“崇祯治乱”。短期内政局好转,给世人带来希望,特别是这位年轻有为的新君,接受父兄教训,不受小人蛊惑,尤为令人感动。一次崇祯帝在便殿阅视章奏,闻到一股特殊的香味,令他心动,立即责问近侍味从何来,近侍回答称此是宫中旧方,他马上命令毁掉,不准进呈,并叹息:“皇考、皇兄皆为此误也。”原来崇祯初立时,魏忠贤就想将其引向邪路,先是见皇帝勤于政事,急派小太监在殿角烧此香,使其欲心顿起,被发现,命去之。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故意向皇帝呈进最美的“国色”四人,崇祯欲阻止,恐怕生疑,就暂时留了下来,待入宫搜身,别无他物,只在带端佩一粒香丸,大如黍子,一触之,魂即为之所迷,号“迷魂香”,也被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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