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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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崇祯帝有些作为胜于他的乃祖乃父及兄长，时人及后人有的便觉得明朝不该亡在他的任上，或对他成为亡国之君，不得善终，深为惋惜。可是历史没有按这些人的想法有所改变，难道不是正常的吗？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一下历史事实，完全可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明朝在崇祯帝时灭亡，绝非偶然，它也有无可辩驳的根据，即崇祯帝个人尚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和决策上的失误。《怀陵流寇始终录》载有吴殳撰写的《流贼亡明节目》，就崇祯一朝从开始到灭亡，以及在处置农民起义问题上的失误，罗列出了“四十三失”，更有“四失”不在其中。从内容上看，“四十三失”基本上是指诸臣之失，而另外的“四失”似乎皆为崇祯帝之失，如“好从也，恶出也，自圣也，欲速也”《怀陵流寇始终录》，卷首1~6页。其实综合观之，都和最高统治者皇帝大有关系。明之亡，崇祯帝难辞其咎。向来流传一个说法，谓明之亡，与皇帝无关，“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之说，实不能成立，何况此说原本出于崇祯帝自己之口。不但他自缢之前仍坚持“皆诸臣之误朕”，即他登极之后，很快就把一些决策失误推到臣下头上。他的“自圣”达于极点。历史上评论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明史？流贼传》，卷309。在这位专制的封建君主那里，他曾经一度反对过的弊政，在他那里没过多久忽而又重新出现。有人曾指出：
思宗（崇祯帝）诛锄魏党之后，君明而将相无才，御寇无术。兼以贪懦成风，诞谩相习，封疆之外，以欺罔为故套；朝端之上，以调停为忠厚。赋敛屡加，黔黎涂炭，上下相蒙，养成顽钝之世界。以致烽烟万里，闾里一空，天下事尚可言哉！《甲申朝事小纪》上册，2~3页。
在与后金的争战上，崇祯帝也表现出绝非清太宗皇太极的对手。明显的失误是上当受骗，冤杀袁崇焕。在明末的将领中，袁崇焕是有胆有识的军事家与战略家，“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广宁失守后，熊廷弼、王化贞从前线逃归，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畏首畏尾，袁崇焕独“攘臂请行”，监军山海。他被任命为宁前兵备佥事，在大学士、经略孙承宗的支持下，袁崇焕到宁远，“内附军民，外饬边备”，把宁远城变成了关外重镇，“商贾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进一步收复已放弃的锦州、右屯等地，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城，构筑了一道坚固的辽西防线。在袁崇焕的指挥下，关外明军两次挫败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太宗皇太极的进攻，粉碎了八旗铁骑不可战胜的神话。袁崇焕在明朝危难之际，创造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奇迹，却因不阿附阉党魏忠贤，而被诬指“不救锦州为暮气”，先是论功行赏仅增一秩，随后又被罢官。崇祯即位，袁崇焕此冤得以昭雪，被起用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赐尚方剑，很受重视。袁崇焕踌躇满志入都奏陈兵事，新君召见平台，问他战守方略，提出“计五年，全辽可复”，又回答：“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以上所引，均见《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就当时明与后金的斗争来看，袁氏的策略无甚不妥，且有新意，因已向皇帝奏报过，当然君臣两相知，没有秘密。岂料袁崇焕在实际行动中引起了麻烦，已同意和议的崇祯帝来个180度大转弯，变成坚决反对和议的了。崇祯二年（1629年）冬天，皇太极率八旗兵取道蒙古，由喜峰口长城入关，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祖大寿从山海关驰援。皇太极施反间计，谓与袁崇焕有密约，故意泄露给俘虏的明朝太监，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劲敌袁崇焕。这件事暴露了崇祯帝的轻信和寡谋，急躁与无知，试想一下，像袁崇焕这样的高级将领怎能无缘无故地倒向被他打败的对手，皇太极又何必千里迢迢绕道入关，如此高度的机密如何让一个被俘的太监偷听而又能从容地跑回宫中报信，崇祯帝自毁长城。后来《明史》的作者在评论此事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卷259。由于袁崇焕在狱中写信给辽东总兵祖大寿等部下，靠他个人的威望说服关外明军忠于明朝，才稳住宁、锦战线，推迟了清兵入关的时间。
明末的农民起义，完全是以明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引起的。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燿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文秉：《烈皇小识》，40页，上海书店。王二率领愤怒的群众冲进县城，杀死张燿采，拉开了大起义的序幕。第二年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等人纷纷揭竿而起，张献忠和李自成也参加其中。起义初起时，参加者主要是没有饭吃、不造反就得饿死的饥民，诚如御史王道直所说：“盗起于饥”，他建议崇祯帝“请益发兵饷银买米，一从保德州河路，一从雒宜陆路，赈延绥，以收拾人心，解散贼党”。那时崇祯帝如果肯稍作让步，拿出几十万银两买米赈济饥民，平息起义诚属易事，然而这个建议却被他拒绝了。《怀陵流寇始终录》，卷3，11页。
天鼓已鸣危机四伏的大明（4）
崇祯帝自恃官军兵多粮足，坚决与人民为敌，采取剿杀政策。然而事与愿违，农民军越剿越多。崇祯不肯花几十万两银子赈济饥民，而宁愿向人民加派剿饷330余万，练饷730余万，加上辽饷900万《明史？食货二》，卷78。，合计为2000余万。是崇祯本人把广大农民逼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所以尽管农民起义几次陷入低潮，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在潼关原遇伏，仅率18骑突围而出，次年重举义旗，又被明军困在巴西鱼腹山中，甚至想自杀，但都能转危为安，越战越强。崇祯十三年（1640年）秋，李自成接受李岩的建议，提出“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革命口号，以取消三饷加派动员群众，更加势不可挡。记载李岩参加李自成起义军并为其出主意争取群众之书颇多，然最为详细者莫如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李岩说自成假行仁义”。第二年，李自成军攻下洛阳以后，取得战略优势，崇祯帝越发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明末社会危机日益加深，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最严重的是掌握统治大权的人不想去解决这些矛盾。兹不妨摘录历史上对此论述较为深刻的二人之见，一为《寇事编年》（即《怀陵流寇始终录》）序言的作者潘耒，他说：
有明中叶，如武宗之败度，熹宗之不君，皆足以亡，然不亡而亡于怀宗。边患如土木之蒙尘，佞幸如彬、宁之乱政，奄寺如振、瑾、忠贤之肆毒，皆足以亡，然不亡而卒亡于流寇。怀宗非失德之君，流寇亦可办之贼，而日蔓月滋，举天下之全力，莫之能制，此岂一机一策之失哉！其所由来者渐矣。略言其故，厥有多端。一由于守令贪残。明之末造，政以贿成，亲民之官，莫肯留心抚字，但知剥下媚上以取升迁，民不胜诛求，则群起而为贼，贼日多而民日少，以有驱之者也。一由于大吏玩愒。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督抚监司多文臣，少武略，寇之初起，蔑视为不足平，及其方张，则争言招抚，曰姑抚之而修我戎备。一就抚，则恬然无事而不为之虞。间有才能练达者，又意见不协，文法拘牵，莫克奏功。一由于武臣骄蹇。三百年来，武途积轻，文臣率奴隶视之，一旦有事，以为迫而用我。其庸驽者既选软畏缩，即知兵任战者，亦养寇自封。督责之急，不得已力斗取一捷，即高垒自便，策调不前。三者皆寇之资也。而其根本，则在于朝臣植党而营私，为人择地，不为地择人。人之媚己者亲之，异己者憎之，所亲予善地，所憎予危疆，不问其能胜任与否，惟用以快恩仇。主上用一能臣，则群而咻之，商一良策，则比而挠之，遂使明作有为之主，宵旰焦劳于上，而愈理愈纷，愈扑愈炽，卒至国亡身殉而后已。故曰：“去河北贼易，去中朝朋党难。”痼疾成者不可疗，木心蠹者不可扶，岂非百世之炯鉴哉！《怀陵流寇始终录》，卷首原文，1~2页。
另一人为《豫变纪略》的作者郑廉，他在叙述崇祯以来没有过“乐岁”时说，“天变于上，民怨于下，盗贼满野，人在汤火中”，令人奇怪的是身居高位和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很少有人关心国家兴亡，于是他悲愤地写道：
以励精求治之君，遇板荡之运，妇虽巧，无米难炊。帝至是亦不过咨嗟太息而已，真令人气寒而目瞠也。盖国之将亡，人心先死。一时士大夫虽从科目中出身，而胸中曾不若卒伍，口读圣贤之书，目不识仁义忠孝为何等字！虽坐堂皇，虽袭冠带，而所日夜营营者，不过门户、功名两事耳，百姓与我何关乎？此所谓虎狼而簪裾者也。前车覆而后车不戒，此辈尚可问其末路乎！郑廉：《豫变纪略》，卷3，6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应当指出，明朝末年不是绝对没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爱国和有识之士。有，肯定是有的，关键是没有形成足以影响社会进程的势力或集团。如徐光启就是这种类型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提出“富国强兵”的积极主张，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但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和其势方张的清朝冲击之下，基本上化为泡影。最终明朝被清朝取代，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延缓了它的寿命。
天鼓已鸣发自西北的义举（1）
1644年风光一时的李自成及其所率义军，在有明一代一系列农民起义中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而在整个中国长达2000多年历史中所有农民起义中，就更不稀罕了。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此次农民起义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如明朝从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就不断爆发农民起义，之后明武宗朱厚照的正德年间河北爆发的“百十年来所未有”的农民大起义，几乎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明武宗实录》，卷91。，然而终究没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受到重视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总计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认真比较，李自成所领导的义军，也是出类拔萃的。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二黄（黄巾、黄巢）一李（李自成）”实为中国所有农民起义的代表和标志。原因除了这几次农民起义的组织领导、斗争口号、规模浩大等等胜过其他的农民起义之外；还有这几次农民起义爆发的时机，分别在封建社会的初期、中期及后期，即由形成到发展，由鼎盛到衰落，由腐朽到灭亡的关键时期，他们斗争的结果及其深远的影响为其他的农民起义望尘莫及。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是来自传统的封建社会的最底层人民，他们的斗争是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总爆发，其深刻的根源在于农民受到的沉重剥削与残酷压迫，使他们要想活下去，别无选择，只有反抗。
明朝末年，广大农民没有土地，或有很少土地，他们失去最根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明穆宗之子潞王朱翊镠，在湖北占田多至四万顷《明史？潞王翊镠传》，卷120。；神宗子福王朱常洵，封于河南，“赐庄田四万顷，群臣力争，始减其半”，“中州腴田不足，度山东、湖广田益之”《明史？福王常洵传》，卷120。天启年间，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国两公主，所赐庄田，动以万计。最后无田可赐，只得摊派，大州150顷，中则100顷，下等50顷。皇亲国戚大量占有土地之外，一般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之风也极流行，万历时刘同升提出以限田抑止兼并，他说：“今天下民穷极矣，纵不能分田授屋，而坐视贪绅豪民、富商大贾，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乎？则限田之法可以仿而行之也。”刘同升：《限田均民议》，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61。限田之法实亦难行，以河南为例，崇祯时，发生这样一件事：巡按御史高名衡上疏参河南乡宦曹某、褚太初、苗思顺、范良彦等居乡极恶，提出必须立即将其剪除，“以消隐患”。把横行乡里的大地主当作不安定的“隐患”，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豫变纪略》的作者郑廉就此论述说：
是时中州鼎盛，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就四家论，曹、褚为上，苗、范次之，特滕、薛之视秦、楚耳，统言“四凶”，御史未免过激矣。其疏略曰：今日国家之大患，敌国外侵，流贼内溃，其势岌岌，人人所共寒心也。臣以为是特疥癣耳，为害犹浅，即不能遽瘳，犹在肢体耳，匪关性命。如河南一省，乃天下之腹心也。四宦在河南，乃腹心之隐祸也。如南阳曹某、睢州褚太初、宁陵苗思顺、虞城范良彦等，各畜健仆数千人，横行州府，嬉戏之间恒杀人。其平居夺人田宅，掠人妇女，不可胜数。小民不敢一言，有司明知，亦不敢一问也。郑廉：《豫变纪略》，卷3，61~62页。
无地少地的农民，不得不向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租种土地进行生产，维持最低水平的贫困生活，但因剥削之重，往往难以为继。时人顾炎武曾说：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以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顾炎武：《日知录》，卷10，“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农民在一条破产、租佃、借贷的道路上已经是步步走向灾难的深渊；又加上繁重的赋税劳役，真是不胜负荷。众所周知的辽饷，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开始，加300万，每亩3厘5毫，第二年再加3厘5毫，又明年复加2厘，前后三加，共9厘，增赋520万，成为岁额。这些负担全部落在农民身上，犹不到此为止，崇祯三年（1631年），9厘之外再加3厘。以后又有“助饷”、“练饷”、“剿饷”等名目的加派。辽饷、剿饷、练饷，“三饷”每年作为定额至2000万两。造成税粮之外有杂征，杂征之外有加派，“诛求已尽于锱铢，剥削直入于骨髓”《明熹宗实录》，卷67。在赋役负担上，贫富极为不均。《无锡县均田碑》上刻着这样的事：
革屋素封之辈，享数万亩，而役事终身不闻；风餐水宿之夫，仅担石储，而繁费累岁不停……盖自免役者田无限制，避役者计出多端。于是奸民每将户田假捏伪卷，诡寄官甲，日积月累，官户之田日增，当役之田愈减，至有仕官已故，优免如常。一切差役，俱累小民代当。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天灾流行是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农民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