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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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流行是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农民火上浇油。越是贫困，越是缺乏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明末的天灾特别多，有自然成因，也有社会缘故，“贪婪助旱魃之虐，繁苛鼓冯夷之波”谈迁：《国榷》，卷97，5864页，中华书局。灾民生活痛苦万状，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冯琦在奏疏中说：
数年以来，灾儆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滇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冯琦：《为灾旱异常备陈民间疾苦恳乞圣明亟图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大戒疏》，见《明经世文编》，第6册，4818页。
崇祯二年（1629年），礼部行人马懋才在其奏疏中描述他的故乡延安府饥民的情形尤为悲惨：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最可悯者，如安寨城西有粪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马懋才备陈大饥”。
在如此严重的旱灾面前，封建官府依然催租逼赋，丝毫不考虑恤民赈饥。正如一个明朝官员所说：“当此斗米四钱之日，慈父不能有其子，而能禁之使束手就毙乎？”《怀陵流寇始终录》，卷4，16页。不甘心饿死的饥民用暴力来维护他们的生存权利是必然之势了。崇祯一朝，饥荒伴着起义愈演愈烈。
天鼓已鸣发自西北的义举（2）
《明史？五行志》记载：
崇祯元年，陕西饥，延、巩民相聚为盗。二年，山西、陕西饥。五年，淮、扬诸府饥，流殍载道。六年，陕西、山西大饥。淮、扬洊饥，有夫妻雉经于树及投河者。盐城教官王明佐至自缢于官署。七年，京师饥，御史龚廷献绘《饥民图》以进。太原大饥，人相食。九年，南阳大饥，有母烹其女者。江西亦饥。十年浙江大饥，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十二年，两畿、山东、山西、陕西、江西饥。河南大饥，人相食，卢氏、嵩、伊阳三县尤甚。十三年，北畿、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浙江、三吴皆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发痤胔以食。十四年，南畿饥。金坛民于延庆寺近山见人云，此地深入尺余，其土可食。如言取之，淘磨为粉粥而食，取者日众。又长山十里亦出土，堪食，其色青白类茯苓。又石子涧土黄赤，状如猪肝，俗呼“观音土”，食之多腹痛陨坠，卒枕藉以死。是岁，畿南、山东洊饥。德州斗米千钱，父子相食，行人断绝，大盗滋矣。《明史？五行志三》，卷30，“年饥”。
全国到处都是觅食求生的饥民，成为农民军的天然后备军。所谓农民起义，不仅有饥民，还有大批边兵、驿卒参加，并成为其领袖和骨干力量，李自成、张献忠为其中佼佼者。陕北毗邻榆林、宁夏、甘肃三边，很多当地人以充当边兵驿卒为生。崇祯元年（1628年），西北边兵缺饷至30多个月，士兵卖儿鬻女仍难以活命。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听信核兵足饷之说，“裁饷数十万”彭孙贻：《流寇志》，卷1，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为了节省经费，又大量裁汰驿卒。饥军和老实种地的农民不同，他们受过军事训练，手执刀枪弓箭，对明朝的威胁更大。当年辽东宁远兵变，以四个月不得军粮，执巡抚毕自肃等置谯楼上，捶击交加，血流满面，逼自肃自杀。《明季北略》，卷4，“宁远军哗”。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因皇太极率八旗兵迂道入关，北京戒严。山西巡抚耿如杞、总兵张鸿功率兵勤王，至北京城下。兵部令往通州；至通州又令前往昌平；到昌平又调赴良乡。按明朝兵制：“兵至信地，三日开粮。既连调，不给粮，奔走饥乏，掠食。如杞、鸿功逮问，五千壮士哄然而散，山西之贼遂炽。”《怀陵流寇始终录》，卷2，6~7页。明朝的许多官员都注意到了饥军和饥民同样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兵科给事中刘懋奏称：“秦寇即延庆之兵丁土寇也，边贼（边兵）倚土寇（饥民）为乡导，土寇倚边贼为羽翼。六七年来，韩、蒲被掠，贼数不多，愚民影附，流劫泾、原、富耀之间，贼势始大。当事以不练之兵，剿之不克，又议抚之。其剿也，斩获皆饥民也，真贼咸饱掠去。其抚也，非不称降，聚众无食，仍出劫掠，名降实非降也。”《流寇志》，卷1，4页。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不论饥兵也好，饥民也好，他们起来造反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要填饱肚子生存下去，它充分体现了明末农民反抗斗争确有其正义性，但是没有超出中国封建社会内传统的革命局限。
崇祯一朝的天灾固然不少，却不可为此低估了导致遍地饿殍的根本原因是残酷的封建剥削。崇祯帝自视英主，封建史学家赞美他“励精图治”，但他很少考虑过如何发展生产和减少人民群众的赋税负担以求得社会安定和使广大人民免遭饥寒交迫之苦。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很多官僚纷纷提出“盗起于饥”，要求不惜帑金赈济穷黎，化解矛盾。崇祯帝相信武力镇压政策，他支持兵部尚书杨嗣昌加赋银200万两，还假惺惺地下诏书“暂苦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烈皇小识》，134页。，实际上到他死时尚未停止加派。对此，清初史学家万斯同感慨赋诗道：
闯王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
寒不衣兮饥不食，还钱粮日夜摧。
更有贪臣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
闯王来兮我心悦，闯王不来我心悲！
君不见，朱泚当年据关内，大呼街市免加税。
又不见，刘豫当年据汴城，声传都市捐重征。
民畏重征不畏盗，自古如此君莫惊。
寄语有司各守职，慎勿迫民使为贼。《甲申朝事小纪》上册，120页。
事实正如万斯同诗中所言，是崇祯帝为代表的封建腐朽统治阶级为明王朝敲响了丧钟，驱赶他的子民拿起了反抗的武器。
李自成投身起义时，义军支派很多，他只是闯王高迎祥部下的一名“闯将”。当时农民领袖为了表达个人的斗争意志和特点，也为了亲属免遭官府杀害，均以各种绰号自称。较为著名的有“八大王”（张献忠）、“紫金梁”（王自用）、“混天猴”（张孟全）、“不沾泥”（张存孟）、“点灯子”（赵四儿）、“一盏灯”（张有义）、“豹五”（王之臣）、“曹操”（罗汝才）、“俭道神”（高嘉计）、“满天星”（张大受）、“飞来虎”（刘正国）、“革里眼”（贺一龙）、“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扫地王”（张一川）、“一只虎”（杨旭）、“老回回”（马守应）、“整齐王”（张胖子）、“一杆枪”（伍林）、“小秦王”（王光恩）、“一连鹰”（杨光甫）、“关索”（刘正国），还有“蝎子虎”、“翻山鹞”等名类。《烈皇小识》，69~70页。到崇祯四年（1631年），农民军已经有36营之锐，都各自为战，行动不一。李自成名义上隶属闯王高迎祥部下，而别为一营，单独作战。
崇祯帝为尽快扑灭起义，加强了官军的统一指挥。以洪承畴总督陕西三边，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东西夹击起义军。崇祯七年（1634年），李自成军被困于汉中车厢峡。峡在兴安州（今陕西省安康市），其中有地数十里，四面绝壁，猿鹿无径《怀陵流寇始终录》，卷7，88页。，举目环顾，仅中间有一条狭窄通道，又赶上一个多月的连雨天，粮草断绝，人马死伤过半。李自成用顾君恩的计策：“重贿群帅以乞降，乃可得闻脱走也。”义军便贿赂陈奇瑜的部下，请求投降，才脱离险境。其他支起义军亦损失很大。次年初，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高迎祥等总共13家72营农民军会集河南荥阳，共同研究联合作战问题。关于荥阳大会，目前有二说，一说有此会，根据为《绥寇纪略》及《明史》；另一说根本无此大会，《绥寇纪略》乃作者道听途说，不足为据。在主张有此会的学者中，又提出时间未必为崇祯八年元旦，可能稍后几日。我们暂且认为有此会可能性大。
天鼓已鸣发自西北的义举（3）
这是13家农民军继续发展的关键时刻，会上身为“闯将”的李自成崭露头角，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看到13家领袖在如何对付官军的讨论中议而不决，遂主动提出：“匹夫可奋臂，况十万众乎！今吾兵且十倍官军，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计惟分兵随所向立效，利钝听之天”《小腆纪年附考》上册，6页；此语又见《绥寇纪略》、《明史？李自成传》。，得到13家领袖一致赞成。于是决定：革里眼、左金王抵抗川、湖官军；横天王、混十万迎击陕西兵；曹操、过天星守卫河上；李自成随闯王、八大王经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射塌天、改世王作为增援部队。诸军还同意李自成这样一条意见：“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由于李自成的建议，各支农民军走上协同作战，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按照会议决策，李自成随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东下，从河南进入安徽，攻下明朝中都凤阳。农民军焚烧了明皇陵，欢庆胜利，旗上大书：“古元真龙皇帝”《明史？李自成传》，卷309。崇祯九年（1636年）李自成和高迎祥分兵进入陕西，高迎祥在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遇到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埋伏，被俘遇害，其部众“共推李自成为闯王”《明史？孙传庭传》，卷262。“李闯王”之号从此成为李自成的代称。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又在陕西潼关原中了埋伏，仅与刘宗敏、田见秀等18骑突围，潜入商洛山中《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1，207页。农民军进入低潮时期，张献忠在谷城投降明军。次年，张献忠再举战旗，李自成重整队伍，又被明督师杨嗣昌围困巴西、鱼腹山中，连刘宗敏都动摇欲降了，李自成一度想自杀，被他的养子李双喜阻止，其形势之严峻，历史记载说：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官军围自成于巴西、鱼腹诸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经，养子双喜劝而止。贼将多出降。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最骁勇，亦欲降。
李自成领导的义军，看来不仅有农民、军人、驿卒，还有工人，但不论成分多么复杂，其基本队伍是农民，这些人的主要生活出路是农业，是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封建社会靠天吃饭的广大贫苦人民。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充满对天的崇拜和相信天命。荥阳大会上，李自成提出那么令人称赞的建议，其结果如何，他还是说“利钝听之天”。与官军作战中，低潮是误入峡谷；高潮是天灾盛行，饥民从之如流。而今陷入困境，李自成迷失了方向，又向天求救了。事情正是这样：
自成与（刘宗敏）步入丛祠，顾而叹曰：“人言我当为天子，盍卜之，不吉，断我头以降。”宗敏诺。三卜三吉。宗敏还，杀其两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从者。自成乃尽焚辎重，轻骑由郧、均走河南。《明史？李自成传》，卷309。
这一记载，活生生地显现出了360余年前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军中的一幕。两位农民军领袖在走投无路的一刹那，是靠了“天命可以当皇帝”这根精神支柱，获得了转机。李自成、刘宗敏率领义军继续坚持同封建势力作战，究竟为了什么，岂不一清二楚。李自成率领极少数部众从郧阳进入河南以后，遇到了极为有利发展的形势。所谓“如虎出柙，遂不可制”，原因在于“是时两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河南地区灾荒尤重，“饥民从者日众”郑廉：《豫变纪略》，卷3，6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李自成军如同火种，顿成燎原之势，连破宜阳、永宁、万安、偃师等县，其部队迅速形成为几十万的大军。《流寇志》，卷4，69~70页。
面对李自成军队的猛烈攻势，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看到明王朝大势已去，率先加入农民军。杞县举人李岩（又名李信），尚书李精白之子，曾经拿出上千石粮食赈济饥民，受到乡亲们拥戴。绳妓红娘子率众造反，爱慕李岩，强与他结为夫妻。李岩不敢反抗官府，偷偷跑回家，反被地方官投入监狱。红娘子在当地饥民配合下救出李岩，他们率众一起投奔了李自成。卢氏举人牛金星，考试复查时被取消了资格，心中不满，自愿加入李自成军中出谋划策。他看到农民军有前途，就回家搬取妻子，被乡人告发遭逮，处以死刑，后被减刑。李自成大军一到，他赶快去见李自成，并向他推荐了卜者宋献策。宋献策是个三尺多高的侏儒，善奇门遁甲术，他告诉李自成一句谶语：“十八子，主神器”。“十八子”合为“李”字，意思是姓李的应当做皇帝。他们三人都成为李自成的主要谋士。李岩、牛金星及宋献策其人及其事，明清以来记载颇多，异说难免，尤其是李岩，有些文献失载，引起怀疑，有的认为根本无其人，皆待考。
史实证明，李岩等人对农民军推翻明王朝的统治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李岩尤为突出，他向李自成提出的建议主要是：一、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以收天下心。为李自成采用，以后“屠戮为减”。二、劝说李自成每攻下城市，把俘获钱米赈济饥民，以笼络人心。分到粮食的贫苦群众弄不清李岩和李自成的区别，干脆高喊“李公子活我”。三、针对明末三饷加派，明确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革命口号，使儿童又唱又传，饱受沉重赋役之苦的人民群众因此被动员起来，倒向农民军一边。《明史？李自成传》，卷309。
崇祯十四年（1641年）起，李自成开始掌握战场主动权。这年正月，农民军包围河南府城洛阳。洛阳是明神宗第三子、福王朱常洵的封地。福王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所生，子以母贵，明神宗一度有过立福王为太子的打算，然而明政府的大臣们坚决反对“废长立幼”，皇长子朱常洛才勉强被立为太子，即昙花一现的明光宗。明神宗似乎感到他的爱子吃了亏，拼命地给予物质补偿，福王结婚的费用花去30万两银子，于洛阳为福王修建的王府用银28万两，是普通王府费用的10倍。明神宗派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把相当一部分送给了福王。福王就藩洛阳时，明神宗还下诏赐给福王庄田4万顷（合400万亩），因大臣们反对，减少到2万顷。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福王和他的父亲一样“性吝，喜蓄积”。明神宗赏赐他如此大量的财富，他犹感到不够，还向明神宗乞求赐给张居正的家产，江都至太平沿江荻州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