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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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这时东京城的宫殿刚落成，许多住房正在建筑之中，就要遭到废弃，理所当然地遭到诸王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努尔哈赤则表示，迁都沈阳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6页。三月初四，努尔哈赤抵达沈阳城。自那时起，沈阳就成为东北的政治中心。
天鼓已鸣大清从东方崛起（2）
许多史书都把努尔哈赤描写成一个英勇善战的军事家，而他更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祖、父13副遗甲起兵以来，始终保持了昂扬向上的奋进精神，并影响着他的子孙和族人。他的驻地从佛阿拉（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旧老城）迁到赫图阿拉（老城），二迁辽阳，三迁沈阳，每一次迁移都成为其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带给他巨大的动力。无可否认，努尔哈赤与明朝的战争带有野蛮的掠夺性，但他迁都辽阳时列举的主要理由是“城堡之民”和“所得之疆土”，表明他看重的是土地和人民，他修筑东京城的原因是要保住“后方的家”，意识到了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是为了东征朝鲜、北伐蒙古和西征大明的需要，标志着他已经确立了与明朝争夺统治权的远大目标。
特别应当引起人们重视的是：天命七年（1622年）初，努尔哈赤率大军占领辽西重镇广宁时，“乃移兵欲进山海”《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1页。那时明辽西战线全部崩溃，一向主守的熊廷弼都放弃了宁远退入山海关内。然而老谋深算的努尔哈赤审时度势，在东有朝鲜、北有蒙古为敌的情况下，放弃了入关的打算，退回辽东，致力于内部的巩固。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受挫。他生平第一次打了败仗，心情郁闷，加上年事已高，是年八月病逝，其第八子皇太极继位。
明辽东巡抚袁崇焕听说努尔哈赤去世，派都司傅有爵和李喇嘛以吊唁努尔哈赤和祝贺皇太极继位为由，借机探听后金虚实。皇太极对来使以礼相待，派方吉纳、温塔石携带皇太极写给袁崇焕的信赴宁远，表示希望和谈。皇太极和袁崇焕因为各有所需，故都提出了愿意谈判解决纷争的姿态。
袁崇焕是个有胆有识的军事家。他从宁远之战取得首次打退努尔哈赤的经验中，悟出明军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大炮一策”，才能有效地遏制住八旗兵的攻势。他主动提出议和，乘机抓紧修筑和加固锦州、中左和大凌河三城，开垦周围土地，迁移商民入城，以实现“用辽人守辽土”的战略。袁崇焕对此很得意地说：“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皇太极比袁崇焕更需要议和。努尔哈赤于宁远败后死去，新继位的皇太极需要时间整顿军队，激励士气。但更重要的是后金占领辽沈地区后，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对待汉族的错误做法，导致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皇太极必须花费气力改变策略，解决这一问题。
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占领辽河以东70余座城堡之后，随即下令全体八旗兵连同家属迁移到汉族居住地区。为了安置新来之人，努尔哈赤下令：“诸申人（满洲）、汉人同居一屯，粮则共食，共以草料喂养牲畜。”《满文老档》，第29册，260页，中华书局。这种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牲口一起喂的政策，实质上是对汉族人民世世代代勤苦劳动积累财富的公开掠夺和无偿占有。连努尔哈赤都听说：“诸申人命同居之汉人赶其牛车输运粮草，并苛取诸物等语。”提出：“该汉人岂给尔为奴耶？只因由地方迁来，无住舍、食粮、耕田，故令合居也。嗣后，诸申、汉人除房舍同居、粮米计口同食外，诸申、汉人各自所得之田，以各自之牛耕种。诸申人若违此谕，欺凌侵害汉人，则汉人可执之前来告于法司。”《满文老档》，第39册，359页。后金原来的措施激起辽东地区爆发了汉族群众的暴动，“杀数十人，诸夷仓皇出走”；辽东汉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人不敢逼”；东山矿徒誓不投降，“有剃发至者杀之”管葛山人：《山中闻见录》，卷3，6页。有的汉人采取投毒的办法，把毒药投入水井或拌在食盐里面，有的把猪毒死后卖给满人吃。为此，努尔哈赤下令：“凡诸申、汉人开设店肆之人，务将肆主之姓名刻于石上或木上，立于肆前。若不书明肆主之姓名，则罚之。无店肆携物售卖之人，概行禁止。该无店肆携物售卖之人，以为不被查获，而多用药鸩人也。尤应晓谕我诸申妇孺，凡购食之人，务记其肆主姓名。若不记取，尔中毒身死，虽有猜疑，更向谁言？诸申、汉人同为一汗之民，人皆有物出售，为何攘夺其物耶？其攘夺者，诸申人见则由诸申人执之，汉人见则由汉人执之。”《满文老档》，第42册，386页。努尔哈赤采取“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的野蛮屠杀政策，一时虽然将辽东人民的反抗镇压下去，但是难以持久安定，且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昂了。
皇太极初政，首先采取措施缓和民族矛盾。他宣布：“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从这项法令中可以看出，皇太极对于汉官汉民的实际状况了然于胸，所以解决的比较彻底。皇太极把“安民”放在改善民族关系的首要位置；进而承认从前汉官汉民私自潜逃，容留明朝间谍，均属事出有因，既往不咎，未行者被揭发概置不问，此令颁布的结果是“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
安民要有具体措施，两天之后，皇太极宣布：“工筑之兴，有妨农务，从前因城郭边墙事关守御，故劳民力役，事非得已，朕深用悯念。今修葺已竣，嗣后有颓坏者，止令修补，不复兴筑，用恤民力，专勤南亩，以重本务。……至于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清太宗实录》，卷1，9~10页。皇太极的这项法令体现出三个重大转变：第一是贯彻与民休息思想。后金政权立国以来，因不断迁徙而工役频兴，先后修筑了界凡城、萨尔浒城、东京城和沈阳城。八旗官兵，“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互相买卖），农庄（将胡则多至五十余所）奴婢耕作以输其主。军卒则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者，无结卜之役，租税之收。”＇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三辑，47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沉重的徭役负担全部压在旗下奴隶和广大汉民身上，至此项法令起才有所缓和。第二是强调农业为本。尽管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部农业较为发展，但在统一过程中随着大量人口搬迁至赫图阿拉，粮食供应明显不足，加上频繁迁都，大量农田荒芜。努尔哈赤连年对明作战的一个原因就是抢夺粮食，但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权长期靠抢夺能维持下去。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就对八旗兵“计丁授田”，然而由于社会动荡，农业生产还是不景气。皇太极明确提出“专勤南亩，以重本劳”的发展农业方针，扭转了农业生产的局面。第三是确立“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民族平等原则。皇太极的谕令中透露了努尔哈赤时审拟罪犯，征发徭役，执行公务，满汉明显不同。既然满汉一体，今后就要一视同仁。
天鼓已鸣大清从东方崛起（3）
皇太极安民的另一项重要法令是解放汉人奴隶，由汉官管理。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将辽东地区的汉人“皆建为汗与诸贝勒之庄屯，一庄给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田百垧，二十垧为官田，八十垧供尔等食用”。《满文老档》，第66册，646页。辽东地区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编庄是将汉人全部农奴化，这无疑是对明朝时代历史的倒退。况且编庄的汉人和满人住在一起，“每被侵扰，多致逃亡”。皇太极规定：“按品级每备御止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清正者辖之。”以减少奴隶人数，改善生产关系。
上述法令的贯彻实施，收到了“汉人安堵，咸颂乐土”皇太极之政令，均见《清太宗实录》，卷1，10页。之效，后金政权在辽东的统治由此巩固下来。满汉民族矛盾缓和之后，皇太极又对后金政权其他方针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在科举制盛行的汉族人民中，知识分子作为预备官员受到普遍的尊敬，在民间号召力很强。在反抗努尔哈赤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斗争中，许多知识分子成为斗争的先锋与发动者。努尔哈赤因此十分痛恨汉族知识分子。他说：“窝藏明遣之奸细，接收札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之亲戚及前大臣尔等之所为世。”《满文老档》，第66册，646页。皇太极即位后还追忆这件事，谓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努尔哈赤命令鉴别汉人，“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其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这些侥幸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大都在满洲贵族家充当奴仆，过着很悲惨的生活。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下令开科取士，“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做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清太宗实录》，卷5，20页。九月一日举行了公开考试，共录取200人，据说凡是充当奴仆的生员都通过这次考试摆脱了奴仆身份。如入关后当上清朝大学士的宁完我就是通过这次考试“蒙皇上出之奴隶，登之将列”《清史列传》，卷5，“宁完我传”。，获得自由而成为后金的官员。天聪八年（1634年）、崇德三年（1638年）、崇德六年（1641年），都曾开科取士，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其中不少人成为皇太极的心腹谋士。他们在后金和清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所起的作用均载入史册，为举世所公认。
参加后金政权的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多次上疏，要求皇太极率八旗兵打进山海关，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其中马光远的建议最为具体，他说：“山海（关）一得，则关外城堡，不战而得。我汗即率大兵坐困北京，塞运河，阻煤道，命将四出，剿勤王兵马，收抚附近人民。京师城大人多，素无积蓄粮草，外运不通，内必生变，不半载而名城可破，大事可成矣。”《天聪朝臣工奏议》，“马光远请水陆并进奏”，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81页；又见《清史稿？马光远传》，卷231。宁完我进一步提出“参汉酌金”，编立会典，“渐就中国之制”，为将来夺取明朝天下做好准备。《天聪朝臣工奏议》，“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他们的这些意见早在天聪七年（1633年）就已提出，说明后金政权至少从此时起，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入关愿望和统治全中国的设想。
争取明朝降官降将，建立八旗汉军。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次攻打宁远失利，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缺乏有效的攻城手段，特别是大炮，在火器上不如明朝。二是后金实行残忍的屠城政策，迫使明军拼死守城。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汉人工匠王天树等人制成红夷大炮，称为“天佑助威大将军”。皇太极命令汉民十丁抽一，组成汉军，由额附佟养性统率。汉军的满语称“乌真超哈”（ujen cooha），意为重兵，与他们的武器装备精良大有关系。这年八月，皇太极率军攻打正在修筑的大凌河城，城中明军“粮绝薪尽，杀人为食，析骸为爨”《清史列传》，卷78，《贰臣传甲？祖大寿》。，仍坚持抵抗。皇太极实行严密封锁，打败来援明军，又展开积极的招降工作，明军守将祖大寿绝望求降。这时后金兵部尚书岳托提出了转变屠城杀降政策，招抚明降官降将的意见如下：
前克辽东、广宁，汉人拒命者诛之，后复屠永平、滦州汉人，纵极力抚谕，人怀疑惧。今天与我大凌河汉人，正使天下知我善养人也。臣愚以为善抚此众，归服者必多。当先予以室家，出公帑给其需。傥蒙天眷，奄有其地，仍给还家产，彼必悦服。众官宜令诸贝勒给庄一区，每牛录取男妇二名，牛一头，编为屯，人给二屯。其出人口、耕牛之家，牛录以官值偿。至明兵弃乡土，穷年戍守，一苦也；畏我诛戮，又一苦也。今慕义归降之汉兵，令满、汉贤能官善为抚恤，毋令一人失所，则人心归附，大业可成。《清史列传》，卷3，“岳托传”。
皇太极立即接受岳托的意见，亲自率众贝勒出营一里之外迎接来降的祖大寿。祖大寿见到皇太极，欲跪，皇太极忙上前制止，而行以满族人最隆重的抱见礼。他和祖大寿一同进入营帐中，设宴款待，亲自为祖大寿斟酒。在祖大寿看来他并非败军之将，而是皇太极的尊贵客人。和祖大寿一起投降的有副将刘天禄、张存仁、祖泽润、祖泽洪、祖可法、曹恭诚、韩大勋、孙定辽、裴国珍、陈邦选、李云、邓长春、刘毓英、窦承武，参将吴良弼、高光辉、刘士英、盛忠、祖泽远、胡弘先，游击祖邦武、施大勇、夏得胜、李一忠、刘良臣、张可范、萧永祚、韩栋、段学孔、张濂、吴奉成、方一元、涂应乾、陈变武、方献可、刘武元、杨名世，计38人，他们成为八旗汉军的骨干将领。
皇太极争取明朝降官降将，做到了真心诚意，周密耐心，令人感叹。这里仅举两人为代表。祖大寿大凌河降后，表示愿意为皇太极赚取锦州；可他返回锦州却隐瞒了投降一事，又为明朝守锦州十余年，直到崇德七年（1642年）再次被迫投降。皇太极不计前嫌，仍予重用。明监军道张春，被俘后破口大骂，唯求速死。皇太极却不杀他，将其安置于沈阳的三官庙中讲学，为后金培养了许多人才。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编成汉军八旗，明朝降官降将统帅的八旗汉军成力清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续征服内地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学习汉族封建文化，汲取统治经验。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设文馆，皇太极下令达海、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市戚五人“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