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帝国的生与死-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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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讲讲关于蔡京的传说。在众多蔡京轶闻中有两则最有意思，都是关于吃的。一是说蔡京垮台后，开封一个商人娶了蔡京家的一个厨娘为妾，进门没多久商人叫厨娘炒两个菜，厨娘说不会，俺在蔡府的厨房里是专门呆在包子房的。过了两天，商人又让厨娘去蒸两笼包子来尝尝，看看蔡太师平日里吃的是什么样的包子，厨娘板了板脸说还是不会，俺在包子房里是专门负责切葱丝的（商人闻之晕倒）。
第二个关于吃的是说钦宗上台蔡京被贬流放岭南。破船还有三千钉，蔡太师自然是金银财宝装了几大船，结果从开封到长沙三千里的路途中，腰缠万贯的蔡太师竟然买不到吃的，因为沿途的店家百姓一听是蔡京，再多的钱也不卖给他吃的，不仅如此，老百姓还自发地沿途扔臭鸡蛋，“问候”蔡京那早已逝世N年的母亲，以至于堂堂帝国执宰，最后竟羞愧饥渴而死。
两个故事都经不起考证，蔡京虽然阔绰奢侈，宋代的饮食业虽然发达并逐步专业化，但一个包子房里居然有个专门切葱丝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则故事加了很多“艺术水分”，不过在批判蔡太师生活奢靡罢了。而后一则更不合情理，就算北宋帝国君民都嫉恶如仇，那时候的资讯并不发达，真正亲眼看见过蔡太师的人少之又少，而蔡京仓皇流亡，已是丧家之犬，自己不可能每到一处都报出自己的名号，沿岸百姓又怎么可能都知道他就是蔡太师而拒绝卖食呢？蔡太师饿死之说显然经不起推敲考证。
事实是流放岭南，金人入侵，家破国亡，对于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来说，这是生命不能承受的痛苦，从开封到潭州，前面还有漫漫而荒芜的旅程，这一切足以要了他的命。
再谈谈蔡太师的字。众人皆知，北宋书法四大家为苏黄米蔡，原本这蔡的人选是蔡京，可由于蔡太师在政治上的拙劣表现，后人遂将苏黄米蔡中的蔡换成了蔡襄（蔡京的堂兄），但业内人士大都认为，蔡襄在书法上的造诣是远逊其弟的。据说，蔡京和当时的四大家之一米芾交谈，蔡京问当世谁的书法最好，米芾说不仅是当世了，自从唐朝柳公权后，没有人能超过你们兄弟俩（蔡京和其弟蔡卞）。蔡京说其次呢，米芾笑笑说那当然是我。
米芾人称米颠，生平视权贵如粪土，当然不会拍蔡太师的马屁，说的都是大实话。早在神宗年间蔡京还未进入帝国权力中心时，他的字就已经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据说有一次酷夏难当，蔡京在府宅坐在摇椅上乘凉，两个小仆在旁边很卖力地给蔡老爷扇扇，蔡京兴致所至便在凉扇上挥毫，并随手赐给了身边努力工作的这两个跟班小仆。过了几日，蔡京突然发现这两个家伙一下子阔绰起来，蔡京问其故，二人说爷你那天赐给我们的扇子我们拿到书画文物市场拍卖，被您的一个超级粉丝以两万金的价格买去，照顾小的们发了一笔横财。
蔡京的那位超级粉丝就是当时的端王，后来的徽宗皇帝赵佶。
后世人常拿蔡京的奢华生活说事儿，但其实蔡京就仅凭为相二十年拿的高薪和其书画在当时的市场价值，也足以过上锦衣玉食的超豪华生活。宋朝的顶级文人们都生活在天堂，比蔡太师奢华的前辈太多，吕蒙正、宋学士（祁）、欧阳修谁也不差谁，没必要老拿蔡京一人树典型，说他巨贪，史书上也没有几点这方面的证据。
蔡京最传奇的故事是在他死后。据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当年蔡京于流放岭南半途身亡，草草安葬。三十五年后（公元1162年）南宋孝宗赵眘上台后。为岳飞等人拨乱反正，同时恢复名誉的还有蔡京，随即他被迁墓归葬在枫亭故里。在重葬蔡太师的时候，人们发现已逝世四十余载的蔡太师，“肉已烂，但独心胸上隆起一‘卍！’字，高二分许，如镌刻所就”，这可惊吓坏了当时的世人，因为这个“卍”字是佛祖瑞相的标记，怎么会长到一代奸相的身上呢？世人除了不解还是不解，这成了南宋朝的一大未解之谜，也为蔡京的传奇人生添上了深厚一笔。
最后关于蔡京的传说都与石碑及小人物有关。一个是说蔡京作为新党领袖上台，对元祐旧党人的打压到了极致，在世的，贬官的贬官，流放的流放，甚至出台了旧党人士子嗣不得与赵氏皇族通婚的歧视性规定；而那些死去的旧党头目如司马光、苏东坡、文彦博之流，不仅死后的许多封号和荣誉被取消，蔡执宰还在文德殿门东壁把他们刻记为奸佞黑名单，让子孙后世永以为戒，并令全国各州府都要同样立碑为戒。
任务传达到了长安府，知府当然要执行上头的命令，找来了石匠刻碑，其中一个无名石匠公开表示拒绝刻司马君实这样的忠厚长者，说司马大人为人声名谁人不知，却要在奸臣碑上立名，小人不忍刻。知府怒了，狠拍惊堂木，说不执行命令就板子侍候打到你肯刻为止。
胳膊拧不过大腿，石匠叹了口气说要我刻也行，但我要求在碑上不要留我的名字（通常刻碑者会在碑尾署名），我可不想让我的儿孙骂我老糊涂。
而后一个传说和重庆大足石刻有关。在现在的重庆大足北山佛湾103号窟有一道《赵懿简公神道碑》，被历史学家马衡称为“环宇间仅此一刻”。这道无名碑，后经史学家的考证，为范祖禹拟文，蔡京所书。
但这道碑帖为什么会被刻到了大足北山呢？碑中的主人赵懿简公（赵瞻）是仁宗、神宗、哲宗时期的官员，在政治上属于元祐旧党，没有在重庆任官的履历，死后的墓地也不在重庆，那么蔡京为什么会给一个政敌书碑，而又为什么被作为无名碑刻在了重庆大足的北山上，现在都已经无从考证了，于是只有民间传说来填补这段空白。
故事是这样的。当年赵瞻虽在政见上与蔡京水火不容，但他的一个侄子却在蔡京的门下效力，赵瞻死后，他的侄子找到范祖禹（亦为旧党）为赵瞻拟写祭文，请蔡京一赐墨宝，蔡京看在小赵同志为其鞍前马后工作努力的面子上，挥笔而就这帖《赵懿简公神道碑》。
后来金人入侵，小赵带着蔡京的墨宝南渡来到了重庆，看透了世情在大足出家为僧，追忆往事，常常拿出蔡大师当年赐的墨宝欣赏，于是就有了将这道千古佳帖刻于空山万古流传的念头。
但此时的蔡京已是落水狗人人喊打，其生前墨宝大多被焚毁，如说是蔡京所书，恐怕无匠愿刻，小赵只得对石匠们隐瞒了这道碑的作者，遂成了这道“无名碑”。
两个小人物的故事，一个被众多史家写入史书，一个则散落为民间传说，一个敬人，一个敬字，但我们相信两个故事同样真实，而小人物体现出的性情也同样令人敬重。
蔡京其人，也许真不能用“一代奸相”一词就能简单概括。
二
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今福建莆田仙游）人，仙游蔡氏是北宋时期南方最有名望的书香门第，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出了三十多个进士，蔡京在二十三岁的时候（熙宁三年）中进士，同年进士的还有他的弟弟蔡卞。
走向帝国政治舞台的时候，帝国正在迎接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作为南方士人的新锐力量（时人做了一个统计，支持新法的，大多为南方的士人阶级，新旧两党之争同时也是南北士人在帝国政治力量上的角逐），蔡京毫不犹豫地投身做了改革派。
蔡京早期历任钱塘尉、舒州推官、起居郎，后来与其弟蔡卞一起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一起负责为皇帝拟写诏书。
蔡京很快成为了王安石的得力干将，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是做过不少大事的，最为人称著的是修筑了木兰陂。
木兰陂现位于福建省莆田市区西南五公里的木兰山下，与兴化湾海潮汇流处，两岸的兴化平原频遭上游洪水和下游海潮侵害。北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当地一位叫钱四娘的奇女子看乡人屡受洪潮之苦，于是出资十万缗在木兰山下兴修陂堰。但木兰溪水流湍急，钱四娘筑起来的陂堰被冲垮，钱四娘一时想不开，跳进了洪水中，成为后世颂歌的传奇女子。后来钱四娘的同乡林从世又携金十万缗继续修陂，仍然以失败告终。
到了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在杭州钱塘当县尉的蔡京看到全国都兴起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情系家乡，想起了这条两次修筑失败的水利工程，几次上奏朝廷申请重筑木兰陂。在他的召集下，福州义绅李宏再次出资七万缗，在精通水利的和尚冯智日的协助下再次在木兰溪展开了这一宏伟水利工程，但才开了个头，李宏集资的七万缗就花完了。蔡京得知后又再次复奏朝廷，又联络了当地十多家富绅出资，官方民间一共集得七十万缗，群策群力，终于在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修筑完成。
木兰陂现在成为了中国五大古陂之一，至今仍保存完整并发挥其水利效用，现在的木兰陂南建有木兰陂纪念馆，馆内有众多当初为修建该陂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历史人物——钱四娘、林从世、李宏、冯智日等人。
独缺蔡京。
因为优秀的表现，在神宗变法时代蔡京的官升得很快，在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时候，三十七岁的全国著名青年书法家蔡京已经做到了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的显赫位置，成为了新党中的中坚力量。小蔡同学的前途一片大好，据说被列为了神宗朝后王安石时代的三大新法领袖接班候选人。
世事风云变幻，一生都寻求变法的神宗皇帝赵顼升天，年仅十岁的哲宗皇帝赵煦上台，掌握大权的是高太后老人家。高老太婆年老图清静，不想折腾，司马光等旧党比较合她老人家的口味，于是，在洛阳闭门写史的旧党元首司马光在万民敬仰下走进了开封城。
谁都知道，新党的春天过去了，而冬天有多长，没人知道。
重回权力舞台中央的司马光一天都不想再等，他对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有着充分的了解，他要和时间赛跑，在有生之年将新法流毒从帝国的身体逼出，所以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废新法，好的坏的一律废黜。
对新法中最重要的募役法，司马牛（苏大胡子语）限期五天，帝国各路全部从募役法改为原来的差役法。
力度之大，时间之紧迫，不要说旧党难以接受，连苏轼、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都直呼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饭要一口一口吃，肉要一口一口吞，更何况眼前的摊子是难啃的骨头。
这时候，蔡京跳了出来，坚决拥护司马牛，并神速地在五天内将他开封府辖区的募役法全部改回差役法。
帝国上下的臣僚们都有些目瞪口呆，他们没有人想到跳出来的竟然是新法战将蔡龙图，小蔡的这一百八十度弯转得也太神速了。
事实证明，蔡京的这笔投资是血本无归，他此举除了让老司马开心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蔡啊，如果帝国人人都能像你这样奉公守法，还有什么事是办不成的呢”外，没有收到其他任何回报，赏识他的司马光完成夙愿后也耗尽最后一丝心神撒手西游，剩下的是铺天盖地的对蔡元长的骂声，旧党骂他叛徒，新党说他是小人，台谏官们则视他为奸邪，蔡京耗子拉风箱——两头不是人。
京城是呆不下去了，蔡京被贬出京到地方任职，知成德军，后来历知瀛州、扬州、郓州、永兴军、成都府。
虽然做了新党的叛徒，但是新皇帝眼中的蔡京，还是一位新党中坚骨干和能吏。哲宗皇帝一天天长大，对高老太后的不满和对父亲的崇拜与日俱增，亲政后，他重新重用新党施行变法，绍圣初，蔡京也被召回了开封，任代理户部尚书，而他的弟弟蔡卞则官拜左丞，蔡家兄弟一时又重新起势。
蔡京废新法是好手，助新法也是能手。回京代理户部尚书后，新党领袖章淳正愁如何恢复募役法而头疼，蔡元长说这有何难，直接取熙宁成法施行，错不了。在他的协助下，帝国很快又全面施行起募役法，一废一复，手起刀落非常利索。
可惜赵煦虽有继承父志将变法进行到底之心，却天生命短，二十四岁没留下子嗣就双脚一踏去了黄泉，便宜了十八岁的兄弟端王赵佶。
上台伊始的赵佶仍然不能做这个帝国的主，这次当家的是向太后，一样是不喜欢折腾的女人。新党又一次遭殃，蔡京当然不能例外，被罢官为端明龙图学士，再一次赶出开封，知太原。随后又再次被贬，知江宁。
蔡京做地方官做得严重审美疲劳，这一次他赖着呆在开封不走，很快被御史们告了一状，地方父母官也做不成了，派他去看守余杭的道观洞霄宫（提举洞霄宫）。
蔡京迎来了政治生涯的最低谷。
但无论被打压得多深，作为新党骨干，只要新党有复辟的一天，他蔡京就有出头之日。
更何况现在的皇帝是他的超级粉丝，同为艺术家。
蔡京的东山再起离不开几个人有意无意的帮忙。一个是童贯，徽宗登基伊始，令童贯到杭州一带搜寻奇珍书画，童贯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到了杭州自然想起找文化大师级人物蔡元长帮助。在蔡京的帮助下，童贯给皇帝找到了不少珍贵的古董书画，蔡京附带也把自己的一些字画通过童贯带到了赵佶面前，让皇帝对蔡大师的好感与日俱增。
另两位则是徽宗年间的两大执宰曾布与韩忠彦。赵佶新政上台之初，改国号“建中靖国”，意思很简单，就是针对神哲两朝新旧两党之争猛于虎的政局，采取持平用中的国策。两大执宰曾布、韩忠彦虽是新旧两党的代表，但都属于温和派，赵佶才上台，不希望出乱子，只希望大家和平共处过几天清静日子。
可惜新旧党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曾韩二人也很快水火不容，所以二人面对朝中吹捧蔡京之声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他们都暗中希望蔡京进京，帮助自己钳制对手。后来蔡京进京，韩忠彦亲派其子到开封城外迎接，其子到城外才发现自己晚了，曾布早就遣子到城外二十里远的长亭迎接蔡大人。
当然，最终决定权还是在赵佶那里，持平用中的“基本国策”也已无法解决北宋末期党争的政治问题，更无法解决皇帝的财政问题。赵佶开始从两党兼用到支持新党变法或许是必然性的选择，“政事立而财用足，财用足而根本固”，银子多了不压身，谁当家不想荷包里银子鼓鼓的呢。
蔡京回来了，官拜尚书左丞（很快取代曾布为右仆射入相），开始了他二十余年人生政治舞台中最辉煌的篇章。
蔡京的所长在于他永远明白自己上级领导（无论是王安石、司马光、赵佶）需要的是什么，并且高效率地贯彻落实领导意图。他上台后，帝国又开始新一轮的变法高潮，内容包括了官制、学校、科举、礼法、地方制度等等。但重点在于经济，用王安石的话来说叫理财（旧党称之为敛财），在茶法、盐法、钱法、漕运、方田等方面均有涉及。
蔡京的变法在纸面上是卓有成效的，帝国的财政收入在他的任期内大幅度飆升。仅在盐税一块，帝国一年的收入便达到了四千万贯（这已经是唐帝国末年全国的税收总额），所以蔡京实施的盐法茶法，在元明朝长时期被统治者们借鉴施行，原因无他——太能敛财了。
二十年的时间里，蔡京四次被罢相，但赵佶却一次次地起用，原因也无他，没有比蔡京更能“理财”的管家了。
帝国的国库里又满满地装载着钱粮，以致“帑庾盈溢”。赚的钱怎么花是一个问题，赵佶不是父亲赵顼，眼光永远向北想着党项想着契丹；蔡京也不是王安石，理财是为了富国强兵，他们都没有先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