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新秩序-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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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丁口的统计是必须进行的，只有统计清楚确切的丁口数量，才能真切地实施征税、加赋、派役等官府行为，因为所有上述行为的基础都是依据丁口而来，这就是中国实行了千年的人头税，与后世以财产和流转环节为征税标的的税制有着巨大的区别。
人口数量的多少，不仅关系着税赋的多少，同时意味着可募兵员的多少。按照唐末募兵制，藩镇常备军队的募兵比例大约为三十比一，这些军队是职业兵，随时可战，随时敢战。当大战发生时，除了募兵外，还可征发民夫，征发比例为一户一丁，即十人一丁甚至五人一丁。这些民夫平时承担辎重后勤的徭役，遇到紧急情况时，则需加入作战。
以柳城目前的丁口来算，常备募兵应为一千人，战时可征发四千至六千民夫。用后世的话来说，这就是柳城现在的战时动员能力。当然，这种动员并不是极限动员能力，在守城战中，有深得民心的守将往往能赢得全称军民的效死，无论男女都会上城帮助防守，这种城池也是最难攻克的。…；
程奢报告完毕，冯道开始布置，将在场的部分人分作数组，准备从柳城出发，前往柳城以南五十里外的营州南部地区查访，统计各村各寨各堡的丁口人数。这项任务非常艰巨，预计将遇到各种困难。
自从契丹人占据柳城以后，四处虏掠各族人口为奴，许多百姓都逃离了原来所居的村寨，很多村寨已经没有人烟，同时，在许多契丹人势力达不到的地方，结成了不少新的村寨。
而在很多大户的带领下，许多村寨则结寨自保，构筑寨墙，组织团练，以武力抵抗契丹人的进犯，保护村寨不被流民哄抢。这些村寨形成了具有军事形态的堡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营州南部的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能否顺利将这些堡寨纳入治下，也是此次南下的关键。为此，冯道亲自书写了许多公文，加盖平州刺史府司士印和前营指挥使印鉴，全数派发给了南下的各个“工作组”。
通过对柳城城中和城畿五十里的两次“人口普查”对比，白狼山“科员”们的实务能力显然高出柳城“降臣”们不止一筹，因此，冯道在分派“工作组”的时候，都以“科员”们为首，以“降臣”为辅，这在事实上承认了白狼山“科员”们在民政架构上的领导地位。
议定之后，刘子旭将手头的一起案件重新提了出来。这起案件发生于五日前，具体经过是这样的，一位契丹人将自己手上的汉人奴隶释放后，双方在街头不经意间相遇，愤恨于往日契丹人对自己的侮辱和残害，汉人当街辱骂了自己过去的“主人”，契丹人适逢酒后出行，冲动之下拔刀当街杀人，结果被巡城的军士当场拿获。
这个契丹人当街杀死汉人的行径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仅令所有契丹人感到惶恐，同时让新加入“狼军”的契丹兵人人自危。对于如何处理这起案件，整个柳城都陷入了热议之中。意见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重处，即将杀人的契丹人全家处死，持这种意见的是品部各长老及军中将士，尤以小郎君兀里为甚。当时兀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在冯道面前哭诉，仿佛不如此不能表其昭昭之心。
二是轻处，即只处死杀人的契丹人，而不论及家人，持这种意见的以中下层百姓为主，包括各族普通百姓及行商。他们不希望刚刚安定下来的生活在此陷入动荡，害怕引发汉人和契丹人之间的族群报复与仇杀。
对于如何处置，冯道一直在考虑，如今文吏们即将南下，负责刑名的刘子旭也是其中之一，再压在手头显然不行了，便又将这一案件提了出来，请示裁夺。
第三十章营州经略（二）
发生在柳城街头的杀人事件是如今各方关注的焦点，冯道也知晓此事不能再拖延下去，便问：“日升，谈谈你的想法吧。”
日升是刘子旭的表字，这个表字还是冯道当初在白狼山时给他取的，因此，刘子旭其实也算冯道的弟子——虽然他实际年龄比冯道还要大上十岁。
刘子旭道：“司士，若依某而言，杀人者偿命，天经地义。只是是否牵连本家，则由司士定裁。”刘子旭虽然读过几年书，又在白狼山受冯道教化了半年，但毕竟没什么世面，说不出太多。他只是依照固有的思维，简单认为应当“杀人偿命”。至于是否牵连罪犯家人的问题，则习惯性的生出“小民思想”，觉得应当由上位者来判断。
这么简单的回答当然不能令冯道满意，他看了看大堂上正襟端坐的众人，指了指“降臣”中跃跃欲试的吴中佐道：“汉元，你说说。”
吴中佐表字汉元，是柳城大户，祖上原是故营州都督府从事，兼行商业，家财丰厚。吴家是柳城少有的书香门第，家中藏书上千，子弟饱读诗书。柳城被奚人占据后，舍不得抛弃家财的吴家向奚人屈服，以重财贿赂奚人，同时积极为奚人出谋划策，使家族得以在柳城延续。其后面对契丹人，吴家施以相同的策略，算是勉强保住了家业。
只不过无论奚人也好、契丹人也罢，对于积极报效的吴家，所看重的都是其财货输殖之能，他们本身就文治不太感冒，或者说压根儿不懂，当然也就不会设立官衙管理柳城，一直想要出仕的吴家便无法重振家声，可谓报效无门。
李诚中占据柳城之后，吴中佐意识到其中蕴含着的良机，主动投到冯道麾下充任幕僚，希图踏上仕途。对于契丹人杀人的案子，吴中佐利用这几天时间翻遍了家中藏书，对此信心满满，极想在冯道面前加以表现。听闻冯道指名，当即大喜，稳了稳激动的心神，恭敬道：“司士，某这几日也对此深思良久。此案为当街相遇，双方并无预见。受者辱人，而后受刀，案例清晰明了。依《永徽律》斗讼篇所录，杀人分六等，即谋杀、故杀、斗杀、过失杀、误杀、戏杀，此案显然出于激愤而将受者杀死，但因抽刃临于受者身，则当属故杀之列。疏议曰：斗殴者，元无杀心，因相斗殴而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者，谓斗而用刃，即有害心，合当斩。”
吴中佐的话引用律典，可谓判罚有据，同时明确了罪犯犯罪的性质及应当处以的刑罚，与刘子旭相比，高下立判，因此得到了冯道赞许。
唐律承隋代《开皇律》而来，经武德年间和贞观年间两次修改之后，于高宗朝最终形成完备，名为《永徽律》。其后则天皇帝的《垂拱律》和玄宗皇帝的《开元律》都是以《永徽律》为基础进行修改，在使用方面并未超出其范畴。因此，大唐天下仍旧以《永徽律》为法律依据，朝廷在科考取士时的明法科中，所考的内容便以这部法律为主。
中国古代的许多法律原则，都是在这部法典中最初得以集成和体现的，比如五刑之说，即处罚的五种刑罚——笞、杖、徒、流、死。比如十恶之行——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罪者皆处以重刑，不享有赎、免等特权，所谓“十恶不赦”就是这个意思。又比如八议制度——八议的对象主要指亲、故、贤、能、功、贵、勤、宾，也就是皇帝的亲戚故旧及官僚贵族，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恶罪，其他罪行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减轻或免于处罚。…；
此外，《永徽疏议》还确立了许多延续至后世的法理原则，包括划分公罪与私罪、自首减免刑罚、共同犯罪、合并论罪、累犯加重、区分故意与过失、类推、老幼废疾减刑、同居相瞒不为罪、涉外案件等处理原则。可以说，一部永徽律，奠定了中华法系在世界上五**系之一的地位。
吴中佐的言论以《永徽律》为据，可见其家中必然藏有此书。冯道一边认真听着，一边已经开始打起了他家中藏书的主意。
吴中佐接着道：“至于是否祸及家人，则看司士是否依据前例。”
冯道问：“此话怎讲？”
吴中佐道：“若依营州都督府羁縻旧例，唐人为胡人所伤，除伤人者依律惩处外，其部族当偿付一定的牛羊，具体数额视犯者情节轻重。”
冯道问：“此为何时旧事？”
吴中佐道：“元和年间节度使刘总旧事。”
冯道被勾起了兴趣，又问：“天宝年间如何？”
吴中佐道：“天宝年间，安节度每遇此事，着即兴兵，必屠胡人部族方归。”
冯道默然，吴中佐又道：“此为营州都督府羁縻旧例，营州为胡人占据后，依照胡人旧例，胡人可以牛羊免罪，但一般不做惩处，是为空话，杀了也就杀了。”
众人正在听吴中佐引征旧事，忽听门外来报，李将军已经入城！冯道大喜，忙率众人赶到都督府衙前，翘首以盼。
过不多时，就见李诚中在众军将的前呼后拥下来到，冯道忙领众人上前施礼。
文武相见，好一阵热闹，李诚中知道冯道正在商议对一起契丹人当街杀人的案件后，便想先听一下，于是进了大堂，和众人一道坐了下来。在冯道的示意下，吴中佐再次详述了整起案件的经过，并将自己的判罚推定尽数道来。眼前之人是柳城真正的主人，吴中佐怎肯放过这自荐的大好良机，当下施展浑身本事，只恨不能将毕生所学全部展露。
但他这么一显摆学识，反而听得李诚中一头雾水，可谓弄巧成拙。李诚中越听越晕，毫不客气将他打断，转头向冯道看去，冯道和他搭档了大半年，自然知道他肚子里有几两墨水，微笑着点出一位“降臣”，让那人再次叙述了一番，这次却要简练明了得多。只苦了一旁的吴中佐，他被李诚中打断说话，所受打击之深实在无法形容，他自觉仕途渺茫，不免脸若死灰，呆呆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向李诚中重新解释的这个“降臣”名叫宗亮，是个当街卖字、替人占卦看相并兼写家书的读书人。宗亮年已四十，这辈子混迹市井之中，与最底层的老百姓打交道，说起话来最是好懂。他将吴中佐刚才说的那些话稍加转换，便简单明了得多，其中还习惯性的加上一些信口拈来的趣事，显得十分生动，说到精彩处，令李诚中身后的大老粗军将们都听入神了。
李诚中听完后，问冯道：“可道老弟打算如何判定？”
在李诚中面前，冯道自然不会再有所隐藏，当下正色道：“不分胡汉、不依前例、当循唐律。”
这其实是冯道和李诚中在当初募兵之时形成的共识，只不过那时在军，此刻则在民。按照两人的共识，今后的柳城应当淡化胡汉之分，强调“大唐子民”的概念，因此，在这起案件中便要依据唐律来进行判罚——即不管你是胡人还是汉人，你都是大唐子民，按照唐律，故杀则斩，不论其余。…；
实际上“大唐子民”的概念就是后世的所谓“国民”概念，对于各民族的处理政策，实行“国民待遇”。无论你是哪个民族，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都按照大唐子民的身份来进行处理，既不优待你，也不鄙薄你。
在李诚中的认知里，强调胡族的独特性应当让位于强调各族的共同性，后世许多针对少数族群的优待政策，其实反而强化了对他们的非认同感，将其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割裂出来。当然。李诚中不知道自己这种认知是否狭隘，但他既然穿越了，既然成为了柳城说一不二的主人，他当然要按照自己的认知来管理治下之民。
因此，李诚中完全同意冯道的处理原则——不分胡汉、不依前例、当循唐律。当然，作为穿越人士的李诚中强调了一点，就是在判罚执行之前，要尽可能做好宣传，重点在于突出“大唐子民”这一概念。说到这里，李诚中很是欣赏的看了看刚才讲解案情的宗亮，问冯道：“为此，我想成立宣传科，以宗亮为科员，可道觉得是否可行？”
冯道没听说过什么“宣传科”，但从字面意义上却一听就懂，他对宗亮十分赏识，本来就是借机向李诚中进行推荐的，见李诚中同意起用宗亮，当然赞成。冯道这大半年来对李诚中嘴里不停蹦出来新词早已习惯，便不以为意，只不过这个所谓“宣传科”究竟是什么根底，他打算下来之后再好好问问。
能够得到“科员”这个官职，宗亮心里大喜过望，他知道“科员”是冯司士手下第一批文吏中的佼佼者，是准备大用的人才，自己如今能够名列其中，表明他终于摆脱了市井，正式步入柳城的“庙堂”，将来在柳城的仕途必将一片广阔。
一干“降臣”都是羡慕不已，吴中佐更是哀叹连连，他已经琢磨过味儿来了，敢情这位李将军就是个大老粗，自家今天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早知如此，何必耍文，若是也如宗亮一般来点市井言辞，这“科员”一职，哪里还轮得到别人？
只听李诚中又小声问冯道：“刚才那个吴中佐如何？”
冯道回答：“此人学富五车，熟读经史子集，尤擅法典律令，可叹胡人不会使用。”
李诚中道：“我刚才听他说话，似乎是这么回事。干脆成立一个法律科罢，以他为科员，可道你看如何？”
冯道微笑，点头称善。
吴中佐今日心情大起大落，由落又起，沮丧中忽见仕途又重新呈现眼前，顿时激动得无法言语，只觉李将军果有识人之明，可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将军也！”
第三十一章营州经略（三）
这书终于有了第一个执事，谢谢猪猪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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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李诚中在营州“得道”，他身边的部将从属必然相应的纷纷升官加爵。这也是藩镇中默认的军头制度，同时也是军头们能得部下效死的直接驱动力。否则主官拼死拼活一个人累，没有旁人襄助，再牛比的穿越众，再能开金手指，也是注定扑街的命。
对一心一意扑在民政上的冯道来说，在他打定主意随李诚中出关闯荡的那一刻起，便逐渐打上了李诚中的烙印，当然，他身上同时也有刺史张在吉的烙印，是张在吉征辟并启用了他。冯道在为李诚中处理民事政务上可谓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让李诚中能够抛开繁杂而琐碎的事务，全身心投入到军队建设上。
经过大半年的磨砺，年轻的冯道也逐渐展现出了性子中的沉稳，在与最底层百姓的来来往往中，他对民间的疾苦和百姓的需求更加理解，行为方式也更为变通，在与李诚中的同甘共苦中，两人之间的友情逐渐加深的同时，相互间的配合也熟稔有余。
作为李诚中身边的唯一一个文官，冯道在论功行赏中自然排在了第一。
冯道的正式官职是平州刺史府六曹之一的司士曹，这个官职如果在太平年间，应该为七品或六品，但在这个乱世之中，朝廷对官职的封赐已经成为了一种荣耀，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所以藩镇属官的品阶早已与往日有了天壤之别。
强势一些的藩镇，封赏部属官阶之时，可以同时向朝廷行文讨要，朝廷也不敢批驳，比如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或者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还有一些与朝廷相距较远，或者与朝廷有过明显不合的藩镇，便只能在自己的职权下封官，因为他们向朝廷讨要官职的公文，一般会被政事堂拖延下来，往往无疾而终，比如西川节度使王建，还有就是卢龙节度使刘仁恭。
刘仁恭为儿子刘守文讨要义昌军节度使官职的时候，朝廷不是很爽快，当时刘仁恭为此曾经谩骂过天子，因此两边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