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英雄-第2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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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李峰又谈了谈这两年以来岁入方面的事情：“盐税新朝的原则是每斤抽取一钱银，大概为明时的一半左右，不过因为去年以来最大限度的解决了私盐的问题，两淮及沿海等地新朝控制的盐场每年的年入大概就是三百万两左右，同前明时相比并不算差。在海贸税收上，我们虽然同海上的对手们的关系并不好，但是因为在水上我们也展现出了强劲的实力，在陆上更不用说。通过对那些海主们的扫荡和清除，这两年的时间以来我们掌握的利润还有所发展，海税每年百万两左右，加上官营名义的贸易获利不逊色于比关税，海面上每年的收入就有二百万两左右的规模。”
“那商业税呢？”这时候个别核心弟子忽然迫不及待的问道。在以往的一些认知和学习的笔记中，不少弟子了解到明朝的商税是个极大的问题。据说两宋在商税方面每年能有一两千万贯或者相当于现在近千万两的。
“总计三百万两上下，同盐税相仿。这并不全是靠行税和住税，其中一半还是我们官营酒业乃至医药领域方面的收入。”
对于李峰的这个回答不少弟子都感觉到有些不解：我新朝开国，并无旧朝代的那些问题，难道一些税也收不上来？
不过对此，张海却并不意外：即便是明清时期，工商业的增加值总规模也远远没有后世估计的那样庞大。两宋每年一两千万贯的收入不是全靠行税和住税，还有涉足到县甚至乡的酒业转营。不像民国时期那样把一些小农经济成分包括在，只计市镇以上的各种职业化的工商业。传统社会此方面的经济产出往往只有农业口粮产出的一成五左右，多一些的情况也不过两成。新朝对明朝的征服战争对经济规模的影响其实也不小，因为对一些敌对势力的清洗外加庞大军队皇族集团的废除，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少市镇的消费市场。这两年战争以来平均每年的专业工商业军事体制外的总规模能有三千万两或者大概四五千万贯的规模就算不错了。
在人才有限又面临战争，全国的统治基础也没有达到的情况下，仅评南直隶和浙江大概三分之一人口比例左右的核心地带每年能收到三百万两大约四五百万贯的商税实际上很大程度还是考虑通过“没收敌产”带来的官营工商业。
李峰有些无奈的回到：“从前年开始，我们从山东乃至江南甚至广州等地征集了一万名最为优秀的铁匠和冶金工匠还有铜匠，一万两千名最为优秀的织工，还有八千名其他方面和军队有关的工匠，这三万名各行各业的工匠虽然我们在待遇方面给的还算充裕。可他们的产出主要服务于军事方面而不是民用经济领域。对于苏松京杭乃至山东一带的工商业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不过随着战争的结束乃至我们的统治广及全国。商税方面的空间潜力其实是极大的。“
第523章 财政家底（二）
“今年大概能收到多少？”
虽然自己也有一本帐，但关于李峰的回答，张海还是询问道。
“今年行税住税还有官营的酒，丝，茶等等大概可以收到五百万两。我们所掌握的工匠在经过这两年的军备生产锻炼后用于经济领域，再按照一扩充为三的原则可扩充为十万人规模左右军民两用产业群。这其中三成用于兵工战备，七成用于民用生产当能有七百万两的产值以及四百万两左右的利润上缴。”
近现代社会下缺乏足够君权地位的官僚组织，国有企业成为统治依靠之一，往往难以有效管理和压缩这当中的中上层人员成本。不过在这个时代，又是拥有独特的君权基础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其实就并不困难了。因此张海不觉得在这个时代让官营单位上缴利润是多么难做到的事情。即便北宋时期也没有面临过经营成本过高需要补贴种种事。
“那官田的收入大致如何？”张海又确认般的询问道。
官田往往并不占土地多大比例，如今的战事虽然结束，但新朝政权在这个方面的行政管理能力虽然比传统王朝强些，但也并没有层次性的优势。
“官田的收入也相当可观。”李峰说到：“我们打下的大户并做为官田的大概十二万顷，还不如明时景王、潞王、福王、桂王、惠王、瑞王、吉王这些皇族封田的规模大。当然，我们并不是直接把那些过去的王庄皇田官田直接换过来做为我们的官田。而是从去年开始，就通过移民迁徙乃至分地等办法，再加上我们在南直隶与浙江打掉的大户。把我们的官田全部集中到了南直隶与浙江核心两省。现在这两省的官田大概占核心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左右。在一千二百万亩相对良好的土地上，我们前年就可按每年每亩七钱银子来收取官租。江南一带的粮价现在普遍稳定下来，而且比其他的地方要贵不少。一两银子不过百余斤稻米的价值，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再加上江浙两地的耕地本来平均产出就高于其他各省，还有官田上的官佃没有民田上那么大的土地分配差异，这完全不成为影响百姓生计的负担。这样：光是官田收入每年就达到了每年八百四十万两的收入”
随后，李峰又谈到了金银铜课的话题：“通货铸造和铸造后的磨制处理领域的优等工匠也过去的两三年间也是兵工体系征集的重点之一，并不局限于铁匠之内。同时，我军这两三年来累计生产的九个陆军炮兵团，六个水上炮兵团外加损毁维修还有大量的超轻臼铳制造一共消耗了四十多万贯的铜料。铜料虽然占用的不算太多，可对于官营钱课的加工方面造成了不少的影响。即便如此，我们这两年平均下来按照三取其一的比例还是每年收取了一百万贯左右的铜课，二十万两左右的银银课。
这么大规模的通货课税就意味着几倍于明朝正常年份的通货生产，不少张海及其弟子之外的人对此都有不少忧虑。不过张海却告诉这些人：在两宋的时候，每年的铜课与金银课就已经接近这个规模了。
朱元障以及中前期的明朝政府为了控制商业流通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也为了防止物价涨价长期压制通货生产。张海不是经济科班出身，但也大致了解的到当货币存量的增长超过一个社会工商业经济体总规模的时候，通货膨胀才会明显增加。而在张海看来：明代的工商业规模并没有后世一些人所宣扬的那种程度，至少发展和增长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只要工商业和流通市场的规模在今后迅速恢复和扩大，白银流入和铜课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就不那么大。如果恢复发展的好些，货币存量以每年百分之几规模增加的情况下物价反而下降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毕竟这个硬通货的时代同纸币时代还有很大的区别。
农、盐、海贸，行住税、官营工商业与官田、通货课税这大概就是传统王朝甚至民国时期的近代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当张海及弟子们把这几项粗略一算，免除丁银也不收农赋的情况下，还是前年和去年两年战乱的情况下，一年的收入就约有将近一千八百万两。
“也就是说前年和去年不算就地则掠的战争开销，我们在支付了两千万两全国的公安军头半年统治成本的情况下，还净赚了一千六百万两？”有的弟子不由的惊叹道。
“不过这南京城内的教、出版、纸张等产业还有社保福利等方面的开销不少？”也有人说道。
张海给予南京城内及其城外附近涉及的男女老幼规模多达百万左右的人口每年多达四百多万石粮食以及四百多万两银钱的待遇。为了扩大具、出版等不少领域的技术人员规模，队伍这两年的时间以来还每年投入三百余万两的奖励基金，鼓励这些行业领域培养更为出色优秀的工匠。并且按照在定期抽查中对培养新学徒的速度达标的人予以奖励。
这些不要说是“体制外”的人。就是在张海的众弟子中也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师傅在这方面的投资消耗太大了。
中国历史上除了官僚阶层或者军队皇族以内，也就是有功名的人可能有一定的待遇。面向底层的福利保障从来就闻所未闻，即便仅仅限于京城之内也是如此。而张海却曾听说过：古罗马时代的市民就有免向底层的基础福利了。而政府方面负责的养老保障可能要上诉到幕府时期。
张海不认为古罗马的贵族或者幕府时代的日本上层很同情底层或者爱心泛滥，只是因为这些贵族比中国的那些精英阶层想的更多，更不短视而已。
除了维系统治稳定及核心地区民心外，资本主义社会下还有个内需市场和产需求市场的问题。
古代自然经济社会看似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其实也有这方面考虑的。在打击了明朝中后期的不少的利益阶层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消费能力足够新阶层予以代替，工商业经济也很难快速恢复与发展。更不说“有闲阶层”的出现给以整个社会化领域乃至社会风气的影响了。
第524章 财政家底（三）
在这种会议上，张海同样没有将自己的心意隐瞒，而是直言不讳的讲了出来。这种逻辑与言论完全超出了那些体制外要员们的所思所想，不过众弟子们却大多能理解。
一直没有怎么发言的刘洪涛在思索许久后也讲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我知道师傅是信任我中华的百姓的。升米恩斗米仇的事儿就整体来说：过去不存在于士人和皇族当中，也不会整体的存在于百姓当中。但是恕我直言：就实践来看：我们过去两年在南京城贸然的实行这种做法虽然使我们在京城获得了巨大的人心，但弊端也是很显然的：除了我们军工体系外，绝大多数行业还都没有在技能水平或者利用水力的能力上有质的提升，这种做法给京城工商业的打击可是不小啊。就算我们不打算吃烂梨，这种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也有些浪费。在街上巡逻的时候，队伍里就处理过不少无所事事因而打架斗殴的年轻人。我记得师傅以前也曾说过：我们的京师福利，应该不是像对过去皇族或者有功名之人那样无条件的，以育人为主应该尽可能的提高效率。比如定期的在化艺及体育方面进行考核，有违法记录的发配边疆。同时，京城以外其他地方的平民百姓如果有功绩表现的，也可以奖赏到京城居住或赐予京城身份。以使百姓明白：我们的目的在于育人，而不是纯粹的养废人和养闲人。”刘洪涛这样一讲，不少人惊讶的心至少能平缓下来。
“详细的办法你明天前大致拟个草案过来议一议。”张海对此当然也并没有多少意见。接着向李峰问道：“这么说，我们这两年虽然免除了农业税赋，但是凭借着商、海、盐、官田与通货课税每年一千七百万两的收入在支付了京师福利开销及全国公安军半年财力支持的情况下，几乎就没有怎么净亏，我们还拥有折合五千万两银上下的家底？”
“是折合九千三百万两白银，这其中包括七千一百万两白银，五百万贯铜钱，还有三百余万两黄金”李峰平静的回答到。
“怎么会这么多？”有弟子惊讶的说道，张海对于这种情况有所预料，却没有想到居然有这么多。
李峰认真的回到：“前年的时候清理整顿南直隶与浙江乃至运河沿线的盐业问题。这一项从各县营兵队伍内的查抄所得就有就有折合一千一百余万两，全国进军中我们在广东，中原，川蜀等地的抄掠上缴没有那么多了，这些地方毕竟远远比不了两京心腹地带与运河沿线。但是这几年的时间以来就不少非法地财获得了线索，所以队伍内外的举报，查抄等各方面获得的‘吃大户’收入依然多达四千二百余万两。如果包括师傅带回来的这从江西等地查抄所得的三百万两，那么我们的家底就有可能达到九千六百万两，按我的估计，全国的暴风骤雨的整顿下来，家底至少会达到过亿两已经是十分保守的估计了。”
这个规模的家底，也就是雍正或者吃了和申又大搞反腐的嘉庆有可能做到，还得是国库内库家一块儿。而如果考虑到此时金银等硬通货的购买力远强于清朝中后期，如今新朝政权这个规模的家底不敢保证说在古代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算是一个高峰了。
这两年的财政收入和国库家底不少弟子都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后，话题也自然而然的转移到今年及今后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上来。不过这毕竟不是已知项，大多数弟子也不敢打保票的猜测，最终还是李峰讲出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不大幅度的改变原有的税收方针，在免除丁银，亩收三斗的情况下，按八百万顷约八亿亩土地算，全国田赋大概约为两千四百万石。官营行住等商税在全国的经济初步恢复，各地实控面积也有所扩大的情况下提高到五百万两问题应不大，盐税仍按三百万两的收入计，再加上折合百万两左右的课税，二百万两左右的海税，这累计一千一百万两银折合地方上至少两千多万石粮价的财力就相当于四千四百万贯左右的财力，供养全国两千余个州县百万左右的公安军应该是比较充裕的了。过去我按照每年四十两的财力做为估计，实际上是考虑到政权初建的各项费用及堪乱作战的需求。而实际上四十贯的开支做为平时的需求就应该是比较充裕的了，如果还是有问题，那就说明地方上存在问题。而东南官田的八百四十万两折合**百万贯的收入，再加上兵工体系转民后至少三四百万贯或两的收入在维持我军八个主力旅群及水师还有兵工单位八万人，累计八百万贯或两的开支后还能有四百万贯或两左右的节余。”南京苏州等东南核心地区如今因为白银的各种流入及开支银价已在很大程度上贬值。经过这两年来认真的调整大致稳定在一千铜钱折合一两银或者百余斤稻米左右的水平，而在全国其他地方，硬通货的价值虽然因为地浮财抄掠后的人员开支也有所贬值，但购买力也大致为东南核心地区的两倍左右。因此不同地方不同性质的财政收入，李峰虽然没有细谈但也大致的提了提。
“要是放在旧时，这四百万两的财政节余供养二万官吏和上万宫廷也就差不多，新朝政权可以把这个大头省下。宫城西院的开销顶多不会超过四位数，这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过要在今后维持规模庞大的司法狱政，那开销也不会少。这每年两千万两银及两千四百万石的财政恐怕没有多少节余。可我们新朝政权的目标不满足于此，因此我决定今后五年时间，从国库里每年划拨两千万两银用于充实我们的财力。其中四成用于各地水利交通与每年至少十余次赈灾。六成用于京师市民的考核性保障还有我们掌握的体制内兵工体系的扩产改造。”家底结余的用途也只有张海下定了决心直接说道。
第525章 七年生聚
张海与众弟子们的会议从《新朝法典》的商议到到财政收入和国库利用，足足进行了两个时辰大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