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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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希拉虽然在好莱坞只是个小人物，可怎么说也在好莱坞混过，就算没当过导演，也看到过别的导演怎么拍电影。

何况他妹妹还是个演员，他在片长混的时间比较长。

拍摄《西游记》要比拍摄《日出》的难度大，《日出》就是几个人在旅馆里闲聊，摄像机放在那里不动就可以了，主要看演员的表演。

而《西游记》需要出外景，还要有打斗的场面，这极为考验拍摄者和录音师的技术。

林子轩在和道格拉斯希拉的合同中有一条，就是他必须要在中国完成一部有声电影。

郑证秋对林子轩的想法没有意见，不过他对《西游记》这种神话剧没什么把握，因为剧中有些地方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比如腾云驾雾，比如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比如天庭的布景……

按照后世的说法，那叫做电影特效。

在这个时代可没有电脑后期处理，只能在拍摄的时候用各种道具进行弥补，像是那根能大能小，能伸能缩的金箍棒，就要用玩魔术的道具来演。

这样一来，拍摄需要的资金就会成倍的增长。

郑证秋提议能不能换一个拍摄难度小一点的故事，这样需要的资金较少，一旦拍砸了，或者观众不买账，损失也会小很多。

这么大的投资，他作为导演压力也很大。

但林子轩拒绝了，让他不要担心钱的问题，只要努力把电影拍好就行了。

郑证秋不明白，林子轩拍的不仅仅是电影，还是一种怀旧的情怀，那是后世童年的记忆，也是穿越者对于自身的一种怀念。

做出了拍摄《西游记》的决定，林子轩还有个问题要解决。

从好莱坞回来后，他就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影公司离不开影院，你拍摄的电影质量再好，没有影院放映，就没有收入。

而且他要拍摄有声电影，需要改造现有的戏院，否则无法放映有声电影。

一定要把院线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此时的上海，豪华的戏院大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他们可以在租界内大肆圈地，修建戏院，比如西班牙人雷玛斯。

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上海虹口海宁路乍浦路口用铅铁皮搭建了虹口活动影戏院，这是上海最早的专业电影院。

到现在，他拥有包括虹口大戏院、卡德、万国、夏令配克等众多豪华剧院，可以说是上海电影院线的龙头老大。

其他还有些外国人兴建的剧院，大多位于繁华街区，盈利颇丰。

在租界内，林子轩不能打外国人的主意，只能把目光放到国内商人兴建的戏院上来。

虽然这些戏院的地理位置不佳，院内的设施也不好，但总能放映电影，只要花钱改造一番，不会比外国人的戏院差多少。

这件事他需要和冯敬尧商量。

冯氏商行以经营大烟为主，垄断了法租界的大烟产业，还包括数家夜总会和歌舞厅，甚至几家小型的戏院。

林子轩劝说冯敬尧投资戏院。

不仅是自己手下的戏院，还有别人手下的戏院也收购过来，组成一个至少有几十家戏院的联盟，形成规模，才能和外国戏院相抗衡。

冯敬尧没有犹豫，完全支持林子轩的提议。

一方面，林子轩和冯程程有婚约；另一方面，林子轩此时的社会地位看涨，在国内颇有声望，特别是从美国回来之后。

最后是利益的驱使，冯敬尧也认为投资电影有利可图。

自从国产长片《阎瑞生》和《上海假日》放映后，高涨的票房刺痛了众多商人的眼睛。

特别是《上海假日》，在上海多家影院放映，至今还没有下档，这几个月来初步估算盈利在十万以上，这比大烟生意还要赚钱。

怪不得冯敬尧听到林子轩的提议后立刻同意了，他觉得林子轩不愧是他未来的女婿，有好处大家一起赚。

林子轩不去问冯敬尧用什么手段收购其他的戏院，想来不会是什么正常的收购。

但这和他没什么关系，只要能把法租界，甚至是公共租界的戏院联合到一起，明星电影公司就算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在上海，和冯敬尧一样想着进入电影行业分一杯羹的人不在少数。

有人有资金，有人有门路，只要有机会，就能做出一番大事来。

张时川就在等待着机会。

他去年办了股票交易所，没想到碰到了年底的信交风潮，赔了不少钱，还好他够机灵，看到形势不对，果断抽身而出，最后还剩下两千块钱本钱。

在他不知道该做什么好的时候，有人请他合资经营文明戏新剧社“笑舞台”，张时川任顾问和经理。

此人和他是同乡，都是宁波镇海县人，叫做邵醉嗡。

张时川原本经营过民鸣社，对此可谓是驾轻就熟，不过他不看好文明戏的发展，虽然《雷雨》在上海的确火爆了一阵，可不是长久之计。

他在报纸上看到了老朋友郑证秋的消息，这位老友去拍电影了。

由于《上海假日》的热映，他也萌生了重新拍电影的想法，只是苦于没有资金。

于是，他把主意打到了邵醉嗡的身上。

第八十三章群雄争霸

邵醉嗡生于1896年，浙江宁波人，其父邵玉宣，早年在上海经营锦泰昌颜料行。

1914年，邵醉嗡在上海神州大学法科毕业后，任上海地方法院及会审公廨执业律师。

1921年改行从商，先后与人在上海、天津、镇江、宁波、嘉兴、湖州等地，合股开办颜料、北货、绸布、纸张、钱庄等商号。

还与人合资创办中法振业银行，并被推为经理。

后因经营华友蛋厂失败，于1922年和地产商窦耀亭集资经营“笑舞台”演出文明戏，并创办了“和平社”剧团，演出自编讽世剧本。

邵醉嗡邀请有剧团经营经验的张时川任经理。

因为《雷雨》的火爆，带动了整个上海话剧行业的复兴，“笑舞台”的收益还不错。

邵醉嗡很有经商头脑，从中看到了娱乐行业的大好前景，准备加大投资。

正在这个时候，张时川来劝说他进军电影行业，并拿《上海假日》的高额盈利做例子，认为市场已经准备好了，如今正是拍摄国产电影的大好时机。

而且他们有剧场，有剧社，有演员，只要购买一台摄像机就能拍摄电影了。

邵醉嗡虽然看好娱乐行业，但对电影拍摄了解不多，颇为犹豫。

毕竟，拍摄一部电影投资不小，耗时太长，一部长片的拍摄需要半年以上，资金周转上容易出问题，万一拍砸了，就有倒闭的风险，不如经营文明戏稳妥。

张时川是电影行业的资深人士，就告诉邵醉嗡，咱们可以从拍摄短片开始，用不了多少钱，等到赚钱后再拍摄长片。

于是，邵醉嗡下定决心，准备试水电影业。

这便是后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前身，而邵醉嗡的六弟就是日后的香港娱乐大亨邵逸复。

与此同时，在香港，后来有香港电影之父称号的黎维民也开始准备故事长片的拍摄工作。

黎维民生于1893年，原籍广东新会，出生地在日本。

他自幼喜爱摄影与戏剧，热心于国民革命，曾利用戏箱偷运枪支支援黄花岗起义，从事电影工作后主张电影救国。

1913年与美籍俄国人布拉斯基及其兄黎贝海合作创办了华美影片公司。

在黎贝海执导的《庄子试妻》中反串女角庄子之妻。

1921年再与兄黎贝海、黎海擅合作创办了香港历史上第一家全部华资的新世界戏院。1922年在香港银幕街创建民新制造影画公司任厂长。

此人也是后世香港女演员黎孜的祖父。

同样，在北平，一个叫做罗名佑的年轻人也开始了他的电影之路。

罗名佑生于1900年，原籍广东番禺，出生地香港，后迁居广州，出身于名门望族。

1918年，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

1919年，在北平开设真光电影院，课余兼任经理。

他坚持严格的选片标准，多放映艺术性较强的外国影片，配有翻译字幕和说明书，每周日加映优待学生的早场，深受各界好评。

之后，他以“真光”为基础，精心擘画，开拓经营，逐步控制了北平的戏院。

在上海，除了但杜予的上海影戏公司，还有商务印书馆的活动影戏部。

活动影戏部成立于1917年，最初是商务印书馆业务科的一个部门，由印刷所照像部负责拍摄工作，以传播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为制片方针。

从1920年起，逐步扩大技术设备。

自建摄影棚，制定摄制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并经营发行放映，租售影片器材、代制影片等业务，在中国最早实行自制自销的电影经营方式。

1922年，根据《郑元和落难唱道情》改编的电影《莲花落》曾由美国开发影片公司出6000美金购买，在美国放映两天，是最早在美国公映的一部中国影片。

此外一批民族资本家或者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留学生纷纷进入电影行业，准备大展宏图，如冯震欧、吴兴栽、陈锵冉等便是其中的翘楚。

在未来的几年内，大量的民族资本进入了电影行业，国产电影呈现出群雄争霸的格局。

这些民族资本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

其中林子轩属于上海本地的民族资本，林家的产业集中在松江，和苏州等地的商人往来密切，算是同一个圈子。

邵醉嗡和张时川则属于大名鼎鼎的宁波帮，在此时的上海，宁波帮财力雄厚，不容小觑。

1862年，镇海的叶程衷在上海开设五金洋杂货店。

这是上海第一家华人开设的五金号，后发展到全国各地设立分号38家，联号108家，被称为“五金大王”。

1896年，鄞县的鲍咸倡与其兄咸摁、妹夫夏瑞方等创办商务印书馆，后来发展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贡献卓越的大型出版企业。

1897年，慈溪严信后、镇海叶程衷、定海的朱保三在上海创办华人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1910年，奉化的王材运在上海南京路创设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上海西服业的鼻祖。

孙仲山曾在该店定制过西服，也就是后世有名的中山装。

可以说宁波帮在上海工商界创建了无数个第一次，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让宁波帮成为商界的领军人物。

而且，宁波帮的人比较抱团。

罗名佑的资本来自于广东和北平当地资本的结合，广东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拥有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足够罗名佑在电影行业横冲直闯，舍我其谁。

黎维民的资本来自香港和南洋等地，海外资本较为富裕。

特别是他背后还有孙仲山作为后台。

黎维民自1921年起追随孙仲山，拍摄了一批纪录国民革命和北伐的新闻纪录片，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

当资本和电影相遇，注定了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厮杀。

在随后的几年，这批中国电影人将以整个中国为舞台，以院线和电影为武器，为了争夺国内的电影市场，为了发展和生存，开始了一场争霸之战。

站在潮头浪尖的林子轩隐约感觉到一场大风雨即将到来。

但没有关系，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第八十四章默默的情怀

1922年四月份，林子轩收到了胡拾的一封信。

信中介绍了他的一种政治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好政府主义”。

这个政治主张认为只要好人有奋斗精神，中国的“优秀分子”加入政治活动，中国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在实践活动上，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作为改革政府的第一步，并提出改革政治的三个基本原则和6项具体主张。

即：“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

在召开旧国会、制宪、裁兵、改良选举制度、财政公开等六个条件下实行南北议和。

胡拾联合了其他十五位社会知名人士，准备把这份《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在杂志上，期望引起社会的关注，进而改变这个时代的政府。

这些人包括北大校长蔡元赔、北大图书馆主任李达钊、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陶形知等人。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都具有留学的教育背景，不满此时政府的现状，想要有所改变。

这是胡拾酝酿多时的一种政治主张。

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来拜望，谈话间，胡拾便提出“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了，后来在演讲中也多次提及。

他写信给林子轩，是想让林子轩认同这份主张，在下面共同署名。

如此发起一场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革。

这是因为此时林子轩在国内文坛的影响力大增，有了让胡拾重视的资格，特别是林子轩在美国的名声，可以让他的主张更具有国际性。

林子轩对此颇为犹豫。

胡拾写信给他，说明在北平的那个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圈子接纳了他，把他当作了自己人。

但他知道胡拾的这份主张太过理想主义，根本行不通，后来好像还被鲁讯讽刺了一番。

这也是胡拾和鲁讯两位新文化领袖人物闹翻的开端。

以前，两人互相称赞过对方，不过随着各自的主张和道路的不同，两人越走越远。

署名代表着立场，代表着站队，不能不慎重对待。

在这个年代，新闻界议政之风盛行，从西方传进来的各种思想、主义都有市场，比如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

林子轩不愿意触碰政治，他内心里对此有很深的抵触。

然而，如果拒绝了胡拾，这份交情恐怕就淡了。

他倒不是害怕胡拾，而是以前胡拾帮过他，这就是人情，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他把胡拾的主张认真的看了一遍，发现除了过于理想化，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外，倒没有太大的问题，重点在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参政议政的权利。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提出这个主张颇为大胆。

老实说，北洋政府其实就是军阀统治，也就是军人干政，胡拾的主张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根本行不通。

事实证明，1922年9月，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的军阀吴佩浮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操纵政局。

他为了不被国人认为是军人干政，就推行了胡拾提出的“好政府主义”。

于是，以王宠晖为国务总理的“好人政府”成立，但这个政府不过是吴佩浮的傀儡罢了，只存在72天就夭折了。

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主张资产阶级改良只是一种理想。

除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这一点外，林子轩没有在这份政治主张中发现什么危险的东西，就给胡拾回信，认同了这份主张。

并婉言指出时局艰难，这种主张怕是难以实现，至于胡拾听不听，那就没法管了。

客观的说，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林子轩明白，如此一来，他或许就会被人分门别类，套上某个圈子的名牌，而同另外的圈子隔离开来，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你不能谁都不得罪，墙头草的结局一向不怎么好。

何况他还和鸳鸯蝴蝶派亲近，写着通俗小说。

如果被人知道他还是《寻秦记》那种艳情小说的作者，恐怕会跌碎一地的眼镜。

在民国的文坛林子轩也算是奇葩的存在了。

给胡拾回信后，他想了想，又给陆小蔓写了一封信。

在邮轮上的时候，洪慎发觉陆小蔓有表演话剧的天赋，众人一起排演《日出》，陆小蔓扮演的陈白露就颇为惊艳。

洪慎想要邀请陆小蔓饰演陈白露，陆小蔓自己也很有兴趣。

不过她还要回到北平向外交部汇报美国一行的工作情况，而且她的家庭背景也很难让她登台演戏。

在学校里排演话剧是兴趣和艺术，在社会上演出就成了演员和戏子。

殷明竹演电影顶住了家庭巨大的压力，陆小蔓是官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