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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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我真的喜欢表演。”丁灵再次强调道。
“好吧，我答应了。”林子轩无奈的说道，“不过拍电影很辛苦，你刚开始只能扮演配角，到时候可别叫苦。”
“谢谢先生。”丁灵兴奋道。
林子轩摇了摇头，他担心自己造就了一位电影女明星，却让中国少了一位女文学家。
“别忘了写作，你有写作天赋，别荒废了。”林子轩提醒道。
“好的，先生。”丁灵答应着离开了。
这时候，平禁亚走了进来，他听到了林子轩和丁灵的对话。
“你这么看好她，不如收做弟子好了。”平禁亚打趣道。
林子轩想了想，这个弟子可不是学校里的学生那么简单，而是真正的师徒关系。
在学校里，凡是听过林子轩讲课的都可以称为林子轩的学生，但弟子更多的是继承衣钵的意思，不是什么关系都能称为弟子的。
徐至摩拜了梁启朝为师，这才算是弟子，是真的要广邀宾朋，行拜师礼之后才算入门。
这和武侠小说中的外门弟子和亲传弟子是一个意思。
如果林子轩收了丁灵做弟子，那以后丁灵在文坛就有了后台，不说可以横着走，至少前途一片光明。
可一旦林子轩出事，作为弟子的丁灵也会遭殃，两者有着连带的关系。
林子轩想到了丁灵以后要走的道路，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收一名未来的文学家做弟子固然很有成就感，但将来的事情很难说的清楚。
平禁亚向林子轩说了万象书局正在进行的“中国百县行计划”。
这个计划是和世界书局联手打造的，在中国选择一百个县城发展销售网点，把发行渠道深入中国的基层中去。
万象书局负责其中的五十个县城，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
林子轩没有犹豫，这是关系到万象书局能否做大做强的关键一步，就算是暂时亏本，也可以从其他部门补充资金。
当林子轩还在为冯程程抛头露面的问题而苦恼的时候，在北平，一场更为开放的大调查正在进行之中。
这次的调查被称为社会风俗大调查。
1923年5月，北大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张京生被推举为主席。
在拟定风俗调查表时，张京生列出了30多项，其中一项便是“性史”。
张京生于1888年2月20日生于广东省饶平县浮滨镇大榕铺村。
1910年张京生来到上海，先进由法国天主教主办的上海复旦学校。
由于革命的需要，半年后入北京法文高等学校，后又考入京师大学，以学生的身份从事京津保同盟会反清活动。
1912年12月至1915年就读巴黎大学，1916年至1919年，在法国里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21年10月至1926年，接受北大校长蔡元赔的聘请任北大哲学教授，专门开设性心理和爱情问题讲座。
在北京大学的这五年，是他大放光彩的五年。
在法国留学期间，由于受法国提倡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文化背景的熏染，强化了张京生性学研究的兴趣。
1923年1月，北大教授谭熙虹在妻子死后娶了妻妹陈淑珺，已有婚约在身的陈淑珺的未婚夫沈厚赔从广州赶至北平，在《晨报副刊》上大打笔墨官司。
一时间，经各方媒体炒作，闹的沸沸扬扬，满城风雨。
这时候，张京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观。
他的爱情定则有四：一是爱情是有条件的；二是爱情是可比较的；三是爱情是可变迁的；四是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公开为陈淑珺辩护，他还宣称：“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改约即解约。”
这在包办婚姻为主流的时代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从而在北平引发了一场爱情观的大讨论，鲁讯等社会名流都参与其中。
鲁讯甚至说这种爱情观“25世纪或能通行”。
这可比林子轩引起的那场在上海的爱情大讨论轰动的多，因为张京生什么话都敢说，他不怕社会舆论的抨击。
对于张京生而言，爱情大讨论只是一道开胃菜。
他在5月份提出的“性史”大调查更是挑战国人的神经，他还在北大的课堂讲授“性史”。
在后世，这就是生理卫生课。
可就算是后世的老师讲生理卫生课的时候都是遮遮掩掩，可以想象，在民国时期，张京生的所作所为有多么的大胆，可以说是惊世骇俗。
第一百六十六章新感觉派小说
林子轩在穿越之后，逐渐发现了一个在后世会被大多数人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后世的语文课本实在是太过强大了。
课本里的文章囊括了古今中外诸多散文、小说和诗歌，而且大部分都是名篇。
加上课外导读的部分，他都惊讶于自己的阅读量。
但当时上课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学习的都是文学的精华，反而不怎么喜欢，觉得枯燥。
或许和老师总是讲课文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有关，什么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什么表达了作者对于封建社会的批判。
一个中学生懂得这些么？喜欢听这些么？
林子轩并不是想批判语文教学的方式，而是觉得语文应该讲述文字的美妙，而不是分成一段段的讲解或许连原作者都不知道深刻含义。
当然，真要是那么讲，中学生可能还是听不懂。
总之，穿越之后的林子轩意识到语文课本这种大杀器，给他提供了众多作家的作品。
虽然有些文章只是节选，但没关系，他只要知道大概的情节设定就好了，他有庞大的写手团做后盾，完全可以进行二次创作。
他想要郑重的提醒以后的穿越者，穿越带着语文课本就好了，那种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伊豆的舞女》是高中一年级的读物，它是川端康城早期的作品。
充分体现了川端式的“佛典”文学特征，由于受佛教宇宙观的影响，川端康城的人生理想显得既气势恢宏，又虚无缥缈。
小说通过一位孤儿出身的大学预科生去伊豆旅行，途中与流浪艺人结伴而行，其间对一位14岁的舞女产生了一种似恋非恋的爱慕之情。
小说带有日本文学的典型特征，刻意的精致，淡淡的哀伤和朦胧的意境。
这是林子轩在后世的课外读物中看到的解说文字，其中还有对川端康城生平的简单介绍。
川端康城出生于189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新感觉派作家。
所谓新感觉派是日本2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1920年爆发了经济危机，给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社会上蔓延着一种虚无和绝望的思想，以及西方贪图瞬间快乐的风气。
新感觉派认为，人们要以视觉、听觉来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
他们认为艺术家的任务是描写人的内心世界，而非表面的现实，他们强调主观和直感的作用，认为文学的象征远比现实重要。
新感觉派传入中国，在20年代的上海风靡一时。
这类小说大多取材于大都市的病态生活，通过描写大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现象和世相世态，暴露出都市男女的堕落与放纵、寂寞与空虚。
非常适合上海滩十里洋场的氛围，成长为中国最完整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
在后世，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叫做莫严，他的《透明的红萝卜》以构思的奇特、感觉化、体验化的叙事方法和空灵的意境震动了文坛。
在西方文坛，这种写法叫做意识流。
在日本，意识流加上日本特有的唯美主义就成了新感觉派。
中国作家则力图兼容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感觉派”小说。
林子轩对意识流一点都不陌生，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就是意识流的代表作家。
两人在信件中交流了这种写作方法。
意识流的故事叙述不是按时间顺序依次直线前进，而是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
故事的安排和情节的衔接，一般不受时间、空间或逻辑、因果关系的制约，往往表现为时间、空间的跳跃、多变，前后两个场景之间缺乏时间、地点方面紧密的逻辑联系。
时间上常常是过去、现在、将来交叉或重叠。
公认的意识流小说代表作有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
川端康城虽然是新感觉派的发起者和中心人物，但他并不坚持一定要用这种写作方法。
比如，他的代表作《雪国》，就回归到了日本古典文学的创作上来，
在日本古典文学中，“物哀”是整个日本传统文学的美学准则。
他们认为“在人的种种感情上，只有苦闷、忧愁、悲哀，也就是一切不能如意的事才是使人感动最深的”。
所以，日本文学总是在“唯美”和“物哀”这两大主题上打转。
《雪国》
这篇小说中充满了失意、孤独、感伤等悲哀的感情，结局也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可以说达到了“唯美”和“物哀”的极高境界。
当然，《雪国》也体现了新感觉派小说的特色，还掺杂着日本的禅意和虚无主义。
林子轩并不太理解这种刻意追求的唯美和哀伤，他觉得有些过于矫情了。
但这毕竟是一部世界级的小说，只能说他的文学鉴赏水平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度，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不懂装懂。
好在抄袭小说不需要真的理解，只要逐字逐句的写下来就好了。
《雪国》不到八万字，半个月就写完了，林子轩需要考虑起一个日本的笔名。
他想起后世的一位日本作家，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即将揭晓的时候都会被人提起，而且此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赔率极高。
可惜，他一直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常年陪跑，堪称最悲壮的入围者。
和一直冲击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小李可谓是同病相怜，据说小李又要冲击奥斯卡了，不过林子轩是看不到了。
这个人叫做村上春术。
林子轩把这个名字写到了《雪国》作者的位置，然后把稿子交给平禁亚，让他找一位精通日语的人翻译出来。
他会把这本书出版，和漫画版《聪明的一休》放在内山书店里寄售，看看日本人的反应。
第一百六十七章创造社的困境
平禁亚按照林子轩的嘱咐，决不泄露作者的真实信息，只是找人把小说翻译成日文。
在上海精通日语的人不少，但精通日文又具备一定文学修养的人并不多。
再说，想要在翻译的过程中完美表达川端康城小说的韵味更是困难，因为川端康城的文字太过精致和优美了。
这人要懂得日本传统文学，要具有写作能力，还要有文采。
平禁亚想起林子轩说的话，不由得苦笑起来，这种人还真不好找。
林子轩认为以周作仁的文学素养和文笔可以翻译《雪国》，不过他一旦把稿子寄给周作仁，那就没有保密的必要了。
但和周作仁一个等级的中国作家本来就不多。
平禁亚考虑了一番，最后把目光放到了创造社上面。
创造社的成员基本上都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文学素养都不错，关键是创造社目前的处境不怎么乐观，或者说极为窘迫。
1923年4月，郭沫偌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带着日本老婆和孩子回到上海，接手《创造季刊》的编辑工作。
他虽然因为诗集《女神》在文坛上小有名气，但他低估了国内残酷的文学环境。
就连林子轩的新文学书籍都卖不动，更别说他办的杂志了，新文学书籍一直都是叫好不叫座，赔本赚吆喝。
结果自然是一塌糊涂，杂志销量不好，他便写文章到报刊投稿。
依靠卖文为生的郭沫偌陷入了困顿之中，发现国内的生活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
他幻想中那种被人高高举起，受到万千学生崇拜的场景没有出现，反而每天都要为了生活而奔波，甚至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有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驰。”
这是郭沫偌后来对这段生活的回忆，他甚至用“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的生活”来形容。
其他创造社成员的处境同样堪忧。
张资评1922年6月回广州，任焦岭铅矿经理兼技师。
此人虽然还在从事文学创作，但为了生计明显是兼职了。
郁达浮1922年3月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安庆法政专校教授英语。
成仿伍在上海和郭沫偌一起编辑《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
他于1923年5月20日在《创造周报》第2号上发表了《新文学之使命》一文，是创造社的中坚力量。
但两人的日子真的不怎么好，他们挤在公共租界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的编辑所内。
后来郁达浮也搬了进来，三人怀着满腔热情的办杂志，写稿子，希望能把创造社发扬光大，在新文学的领域内争得一席之地。
然而，事与愿违。
到了1923年下半年，成仿伍便去了广州。为了生计，郁达浮则到北京大学教授会计学。郭沫偌坚持到了1924年4月，也黯然回到了日本。
创造社的前期活动就这样结束了。
从这件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转行不容易，年轻人一定要以此为戒。
郭沫偌学的是医学，又毕业于日本名牌大学，如果是在上海行医的话，绝不会落魄到如此地步，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
郁达浮学的是经济学，上海是金融中心，随便找份银行的差事也能谋生。
成仿伍学的是法语专业，在法租界的洋行绝对能找到高薪的工作。
可他们就死抱住文学不放了，完全没有想过用其他方式赚钱，这就是文学青年啊！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原本的专业学的不好。
平禁亚看重的是创造社的郁达浮。
郁达浮在1921年出版了白话文小说集《沉沦》，在中国文坛造成了极大的轰动，而且他的日语特别好，文字风格深受日本文学的影响，带着点颓废和感伤。
他的小说中有一种诗意的美，这或许和他诗人的身份有关系。
郁达浮于1896年出生在浙江富阳市满州弄的知识分子家庭。
1913年随同兄长一起留学日本，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1916年改读法学部政治学科。
1917年11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
他在日本生活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对于日本社会的风俗习惯知之甚详，也了解日本文学，是最佳的翻译人选。
平禁亚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子轩，林子轩认可了这个选择。
他虽然和创造社有点小矛盾，但早就过去了，他不是个记仇的人，而且郁达浮的文笔出色，在精神层面上和《雪国》有相通之处。
《雪国》这样的小说也只有同等级的小说家翻译才有质量上的保障。
于是，处在困顿中的创造社接到了一笔大生意。
有人用高价请郁达浮翻译一部中篇小说，小说的背景是在日本，却是用中文写成的。
郁达浮看罢小说，沉思不语。
他觉得这本小说深得日本传统文学的精髓，把日本文学中的悲剧色彩表现的淋漓尽致，字里行间透着婉约和优美。
可以说，即便在日本也没有几位作家能写出如此精彩的小说来。
这篇小说中还借鉴了一些西方文学的写作方式，把西方文学和日本传统文学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这到底是哪位大师的手笔？
创造社的三人都熟悉日本文学，纷纷猜测这位村上春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