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保安团-第3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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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在其回忆录中，连把此次会战冠之以“南昌会战”名称，都认为是不准确的。他说第11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南昌，而是在赣北与南昌之间打击中**队，顺利的话则视情况攻占南昌，因此，如何有他兵败南昌一说？在他那里，这次会战被称为“赣北会战”，并认为他是胜利者。

当时在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作战科长的赵子立认为：“此次会战，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但这一仗使日军上层认识到**不可侮，“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当彻底的”。但在日本军队的战争辞典里，与**作战打个平手就等于是失败。当重庆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一浪高过一浪地庆祝“南昌大捷”、薛岳等人频频在各界祝捷会上风光亮相的时候，日本方面的反应却是冷冷清清。

尽管南昌会战实际上只是平局，但给**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在南昌会战之前，日军是想打哪里，就能打到哪里，包括包头保卫战最后都失败了，这给军心的抗战信心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但是南昌会战却打破了这个神话，不仅南昌没丢，还给日军以极大杀伤。

而且由于南昌会战极大的牵制了日军的后勤，使得华北各部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多田骏虽然心有不甘。几次想重兵进剿冀中，或者西进五原，彻底消灭傅作义所部，但都因为物资准备不足而失败。

华北方面，郑胡子在切断日军补给方面又有了新进展。以前破坏铁路主要是破坏铁轨，但这种办法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且有些地方，比如平绥铁路沿途都有日军重兵把守，草原上日军的机动部队和骑兵来得又快，很难有机会将铁路彻底破坏。八路军搞了几次，成功不大。伤亡倒不小。

直到冯锟发现日军极度缺乏机车（就是火车头。日军在中国不足4000个）之后，郑卫国才改变战略，让兵工厂专门生产对付火车头的重装破甲榴弹。

这不，在对付平绥线就正好用上了。使用者只要埋伏在铁轨五百米开外。看见火车来了一扣扳机就行。而且打了就可以立即转移。等日军发现不对劲前来追赶时。人早就跑得没影了。

仅一个月下来，驻蒙军就损失了三十多辆机车，平均每天一辆。而且这个机车一坏。整条铁路就被堵住了，等日军把损坏的机车拖走，再调来新的机车头，又要花上不少时间。结果包头日军的补给是一天比一天少，别说向西进攻五原，每天吃喝都成大问题了。

在其它方向也是，特别是同莆铁路，采用的是窄轨。这个机车也要小一号，数量更少。等八路军、山西新军、中条山**各部一番“严打”之后，同莆线上竟然连一台能用的机车都没有了，彻底瘫痪。

当时唯一南北贯通的津浦线也是一样，日军的火车一出天津就要准备挨打，一直到长江北岸，还要提防新四军的袭击。一个月下来，少说也打坏了一百多辆机车。更让日军郁闷的是，**各部经过训练之后，专打锅炉，而且一打就炸，大部分损坏的机车连修复价值都没有了。

这样零敲碎打了两个多月，日军很快从铁路运输退化到了公路运输。日军本来就缺燃油，这下好了，原油储备根本不够用，海军还经常跟陆军抢食吃。大本营没办法，只好下令进行燃油管制，日本国内大部分轿车都不允许使用。

可是日军缺的不仅是燃油，就连汽车也是不够的，截止到39年，日军自产和进口的汽车总数还不到20万辆，跟苏联一年的产量差不多，跟英、德两国更是没比。美国就更不用说了，仅40年就生产了440多万辆，超过日本16年总产量的10倍。

所以日军也没有多少空闲的汽车能调到华北，而且游击队能打火车，难道不能打汽车吗？同样是重装破甲榴弹，一枚就能把日军的垃圾卡车送上天。多田骏最后想尽办法，都吃亏在补给之上，最后不得不黯然离职。

日本也是搞笑得很，为了掩饰在多田骏在华北的失败，还给他定了功二级，授金鵄勲章，并提升为陆军大将（注：之前山人弄错了，原来方面军司令官大部分也是中将）。不过等风头一过，很快就把多田骏转入闲职（军事参议官），这个职务跟中国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参议一样，都是混饭吃的。

但军部还是不满意，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才都极为仇视多田骏，生怕他有一天还能东山再起，又迫使他转入预备役。熟习日军的人都知道，对于现役军官来说，转为预备役是极大的耻辱，基本上就告别军队了。

多田骏倒是因祸得福，战后评定战犯时，因为他脱离军界较早，本身又没有太明显的恶迹，最后被判无罪。郑卫国当时出任中**队驻日最高长官，对此极为不满，屡次抗议无效之后，就派人将多田骏勒死监狱里，报称病卒，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多田骏去职之后，接任他的是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虽说冈村在华中先败德安、再败南昌，但他后台硬啊，竟然还能够官升一级。

冈村宁次刚刚上台，就想了一肚子坏水。不过还没来得及使出来，东北又发生一件大事——日本关东军跟老毛子在诺门坎打起来了。

因为日俄战争以及后来日军干涉俄国革命的原因，日本关东军一直很瞧不起苏联军队。加上去年（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最后以日本退让而告终，让关东军极为不满，尽管有高层压制，但关东军向来有下克上的传统，于是经常挑衅苏联和伪蒙军。

而苏联方面，斯大林也想摸清除日军的底细，想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北上的意图，所以也接连试探了好几次。

一方有心报复，一方有心试探，不打起来才怪呢！很快，到了1939年5月11日，一队伪蒙军骑兵在哈拉哈河以东、诺门罕附近的地区（今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西南部，阿尔山以西）放牧。伪满洲国骑兵很快将他们赶走。然而两天后伪蒙骑兵又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了援兵。伪满洲国兵跟他们打了一仗，未能将其驱赶。

这下终于把日本关东军惹毛了，立马派兵参战。苏联方面也不甘示弱，随后大举来犯。战斗规模越打越大，一直持续到39年8月份，双方终于爆发了一场大决战。到8月20日，苏军在战线上部署了51950兵力，498辆坦克，809架飞机；日军刚好50000出头，135辆坦克，450架飞机。苏日大战终于要上演了。

ps：不好意思，为了尽快收尾，很多历史事件只能一笔代过了，抱歉！

第四百五十六章冈村的三把火

八月中旬，苏军在朱可夫的指挥下向三十公里长的战线发起全面进攻。苏军投入总兵力约五万七千人，并配以炮击及空军支援。早在战前朱可夫就向斯大林提出要求统帅部务必在一个月内从南欧、外高加索与白俄罗斯抽调两个坦克师、一个机械化炮兵师开赴诺门坎前线。此外，朱可夫还要求火速增加三个航空兵师和四个机械化防空炮团。

朱可夫曾在1938年到中国担任国民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对日军的作战能力和作战方式非常了解。事后证明，朱可夫这些举措是非常有必要的，要不是在技术装备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苏军必将收获一场惨败。万幸的是，斯大林同意了朱可夫的要求。

日军呢？在开战前，就发生一起令人惊讶的事情。第23师团军需官自杀了。

为什么自杀？原来在出征前，日军通过航空侦察判断哈拉哈河（也就是诺门坎一带）区域有苏军1000辆左右的坦克与装甲车，兵力在8到10万左右，而日军当时缺乏弹药，各种炮弹奇缺，出战的讨伐队几乎无法得到炮火支援。

这种情况下，日军高层还要坚持出击，以寡击众，所以第23师团的军需主官感到难以理解。当时日军关东军当时的全部炮弹储备还不够一个会战份（平均每门炮只有30％会战份），这引起了第23师团军需官的极度担忧，强烈要求师团与关东军司令部取消这一作战行动。认为当时已经确认争议区以及哈拉哈河西岸，苏军集结了大规模的战车部队，日军在炮弹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派出本来就不很强大的第23师团进攻，恐怕会遭到严重打击而失败！

但这个停止攻击的建议被第23师团与关东军司令部拒绝了。日军高级将领对苏军的印象还停留在日俄战争时期，其作战依据竟然还是“俄军一旦后路被断，马上就会全线崩溃”的日俄战争的“老经验”。关东军认为毛子军战斗力很低，英勇的日本陆军完全能够在无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击败拥有大量坦克支援的优势数量苏军，所以不但不听从第23师团军需官的建议。反而指责其信心不足。不是合格的帝**人。因此第23师团军需官承受不了压力，在部队出动之时自杀。

让关东军没有想到的是，苏军虽然场面上难看，但有朱可夫在。一直没有崩溃。结果准备不足的日军就被动了。由于弹药接济不上。很快由攻势转入全面守势。朱可夫等得就是这个机会，他们这一退，苏军马上就压上来了。

决战开始了！

苏军分三路进攻。

北翼最先以机械化步兵进攻。吸引日军增援。中部则以步兵牵制日军主力。南翼集中一个步兵师、一个装甲旅，约一万人及三百辆坦克，配合火炮、空军向快速北迂回，从侧翼包围河东的日军。

8月20日，苏军渡过哈拉哈河。

日军的作战策略则是以前线部队阻挡敌军进攻，等待苏军的进攻力减弱后，以援军从侧面包围苏军。但是苏联闪电战式的立体机动作战，特别是大量投入的装甲兵，迅速突破了日军的防线。

8月24日，苏军南北两翼在诺门罕合围。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的主力被团团包围，前来增援的第7师团吓得掉头就跑。

8月27日，日军第23师团经过一番苦战后也突围了，但是损失巨大。

战后苏联宣称大胜，全歼日本关东军第6军6万余人，生俘3千人，自身损失4千人。日本也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但是没有公布自身伤亡人数。

据1991年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显示，苏军真正死亡人数约为八千人，超过一千人失踪，另外一万六千人受伤。而关东军第6军的军医部提交给军队高层的报告表明了日军的阵亡人数为7696人，负伤人数为8647人，下落不明的人数为1021人。

技术装备上，苏军损失装甲车辆超过350，飞机250架；日军损失坦克30辆，飞机180架。

由此可见，苏军虽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损失比日军要大得多，充其量只是一场惨胜。其实作为日军主力的第23师团并不是什么精锐部队，很多官兵都是第一次上战场，但是发挥得非常出色。这应该归终于日军良好的军事训练和出色的技战术水平。

二战后有记者采访朱可夫将军，问及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时，他回答是哈拉哈河战役。朱可夫对日军的评价是下级军官很优秀，战斗很狂热，但是越往高层越烂，特别是含金汤匙出生的高级将领只能用无能形容。

其实也不是完全无能，主要是裕仁天皇反对在中国战局未定的情况下与苏联发生全面冲突，并禁止给关东军提供补给。打到最后，关东军无以为继，四处搜罗连同开始就配属给23师团的火炮才凑了80门左右的火炮，一共向前线输送了19000发炮弹，而这点炮弹竟然相当于当时关东军炮弹总储备量的75％！

后来在格勒乌（俄罗斯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即gru）任职的瓦西里。诺沃布拉涅兹上校曾参与过该战役。他在回忆中认为苏军的战斗有很多缺陷，是靠巨量的人力伤亡和兵器优势打胜的。如苏军弹药消耗达到31000吨，相当于库尔斯克战役消耗量的15％。日军方面，7月攻势中82门火炮储备了3万发炮弹用于进攻，平均每门炮备弹366发，大致是平均每门炮30％会战份，远低于1937年在中国战场平均每门炮约50％会战份弹药的标准。

苏军之所以打得这么差。主要还是持续的肃反严重影响了部队士气和战斗力。看过相关肃反材料的人都知道，挨整的人基本上都是能力较为出众的，结果整来整去，优秀人才一扫而空。剩下官兵们也提心掉胆，生怕哪天落到自己头上。

当时苏军普遍怯战，官兵逃亡的很多，逼得朱可夫连续撤换了两名坚持要撤退的师长，并下令将坦克驾驶员锁在坦克里面！可见当时情形险恶到什么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731部队在此战首次使用了细菌武器：派敢死队在苏军取水源头上游的holsten河投入了炭疽菌，但是给苏军造成的病倒效果不好。经检讨认为是因为细菌在水中失去活性。只有一名日本兵感染身亡。中国有资料却声称反给日军造成了1200人病死，如果属实的话，那731真是摆了一个大乌龙。

在日苏开战的同时，活动在长白山的抗联也突然出动。在这个时空里。抗联（主要是第一路军）的生存环境要比历史上好得多。

冯锟借着做生意的机会。悄悄把延安的情报人员带到了东北。并跟杨靖宇司令员接上了头。延安方面随后命令抗联停止执行之前的错误方案，也就是王明和苏联远东局的瞎指挥。郑卫国也派了一个特战队和一个狙击手排配合他们作战。

当时恰好叛徒程彬像疯狗一样四处破坏抗联的密营，也是秘密物资补给点。特战队将计就计。直接埋伏在一处密营外，由十名最好的狙击手联手狙击，当场击毙了程彬和张奚若等十余名铁杆汉奸。这一行动使得大量密营得以保存。

在日军随后搞的集家并村行动中，又是特战队一马当先，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段接连攻破数处“集团部落”，迫使大部分伪军和伪政权成了两面政权。

不过总的来说，抗联的局势还是相当不利。主要是日军在东北的统治已经基本稳固，关外百姓的生活水平甚至超过了关内敌占区和国统区百姓的生活水平。特别是铁路沿线和大城市，如果是满铁等大企业的职工，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小康水平。

看过《红灯记》的都知道满铁有个职工叫李玉和，仅仅是一个信号工人就能靠工资养活三家人。虽然仅仅是维持最基本的温饱，但这在关内是难以想象的。

历史上，杨靖宇牺牲前，那个出卖他的伪牌长赵廷喜还劝他：“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不杀头的。”

所谓敌后游击战其实不是真正的敌后，是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的。要是失去了群众基础，那部队就没法生存。所以郑卫国再三考虑，建议中央把抗联全部撤回关内集中整训。

趁着日军跟苏联打得正起劲的时候，抗联第一路军迅速向东北方向挺进，连续击破日军多处据点。然后以小部队牵制敌军主力，大部队则分四路迅速跳出日军的包围圈，直扑国境线。

临出国时，第一路军还顺手打破日军几个据点，解救了八千多名劳工，这些人后来大部分也加入了抗联。抵达苏联境内之后，一路军又汇合了二、三两路，然后借道苏联，经外蒙回国。

这支部队归国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就连常凯申也不得不给了一个国民革命军步兵第39师（据说是为了纪念他们39年回国）的番号。师长兼政委杨靖宇、副司令员赵尚志、副政委魏拯民、参谋长周保中、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全师下辖三个团，分别由抗联三个路军改编成而成，算上解救劳工和延安调配的技术兵种，共计两万余人。

不过委员长用惯合纵之术，一时技痒，还是给延安上了一点儿眼药，将这个师隶属于东北挺进军，归马占山指挥。没想到延安方面二话不说就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