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二十四监-第3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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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皇上,国朝中进士的年龄有大有小,卢象升中进的年龄的确是偏小,但更小的却还有一些,比如最小的是成化五年江西庐陵进士王臣,十六岁就中进士;还有李东阳十八岁二甲第一(第四名);杨廷和十九岁,其子杨慎二十三岁中状员;徐阶二十岁中探花等,这些人都有神童之称。而年龄最大的,成化十四年状元曾彦为六十岁。国朝历来中进的平均年龄为三十一到三十三岁之间。”
孙承宗举的例子中,李东阳、杨廷和、徐阶,那都是大明当时的朝廷大佬、真正的翘楚。没想到他们这么年轻就得中进士,这是何等的风光。
“那些惊才绝艳之人,当真是了不得啊,”朱由校也跟着感叹到,十六岁甚至是二十不到,就考上了公务员,不,不能说是公务员这么简单了,应该说是中央领导后备干部团了。再想想后世,二十岁的时候,应该在大二吧,连找工作的事都还没想呢。而那十六岁的,也只是上次初三或高一而已,这种才情不得不让人感慨万端。
“皇上明鉴,这些人才都是我大明二百余年的人才,为后辈之楷模。”孙承宗不由的也感叹着,经过这一系列考试,从千军万马独木桥中杀出来的他,虽然也是翘楚人物,但其中的艰难曲折,当然是明白的。对他们这些神童一般的人物,更是自叹弗如。
“皇上,说起这类人物,这前朝时的张居正也不一般,”
“嗯,这点朕倒知道,据传他一岁半就认字了,五岁入学,七岁就能通六经大义,不仅出口成章、落笔成文、挥毫立就,而且也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睿智和胆识。他十二岁就中秀才第一,成为远近闻名的天才。他是多大中的进士。”
“中进士倒是比卢象升晚上一年,二十三岁中的,那是因为他在十三岁时乡试失败的原因导致的晚了四年的时间,考的成绩也是第二甲第九名进士,不可小视。”对于张居正的十三岁乡试为何失败,这种天才落榜实在是让人惋惜。
“孙老师,不是传说那是因为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对其有惜才之意,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
“皇上此说的确有之,但实情若何,只有当事人自知了。”
“孙老师,能与朕以知县为例,谈谈这官员的职责吗?”朱由校扯开了话题说。
“是皇上,知县是一县的行政长官,也是司法长官,不仅教化百姓忠君爱国,维持社会稳定,而且县内事务无所不管,因此百姓对知县尊称为“父母官”,但知县最主要的职能是征税纳粮、教化百姓、听讼断案、劝民农桑、灾荒赈济、兴学与科举等。”
“孙老师啊,刚才朕提及将此次的新科进士调到辽东,孙老师以其没有经验为由感觉不妥,但朕却感觉可行性较强。孙老师也言道进士平均年龄为而立之后了,如此他们的智慧、心性方面已经有所成熟,欠缺的就是管理经验而已。朕此次就是给他们一片舞台,供其展示才能。朕在辽东搞的仍然会是大皇庄,比天门城要简单的是,这里有盖州等完整的城池,器物不缺,人居条件无需从头做起,需要做的是农业、工业、交通、采矿等,而辽东地区所有违法者,一切以军法为准,参考‘大明律’,又无地方政务中的征税纳粮、教化百姓、听讼断案、劝民农桑、灾荒赈济、兴学与科举等,他们面对的相对专一许多,只是单纯的搞好大皇庄而已。”
“而朕会从三十六家皇庄、青州府、大名府将有经验之人从那里招来,在各个城池开展建设。而这些进士,以及朕许诺的十名举子名额,都将在这里,边学习边实践。他们的起点并不比蒋秉采少上多少,这点孙老师还请放心。”
朱由校问了年龄与职责的问题,就是在这里等着孙承宗呢。这里不是中原腹地,是一个‘大皇庄’,不需要升堂断案,征税纳粮等事情,来的就是一个庄头而已,不过是庄子大了点而已。不过因为不要去充当公安局长、法院院长、税务局局长、教育局局长这样的差事,当然相对又简单许多。
第七百三十二章 官吏之别
这种思路与太祖朱元璋搞中国大农场的国策有异曲同工的意思,只有过太祖面对的是整个中国;朱由校只在‘敌占区’这种特区搞。太祖是无意为之,实际上就是如此面对着全国;朱由校是有意为之,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在皇庄搞特区,一门心思的将这些地方变成大明的粮食、工业基地。这种区别恰恰决定高下之别。
收复的辽东地区当然是简单的如同一张白纸,所有的势力都被一扫而空,辽东以前就是军队的屯田地为主的土地。而军队已经叛变的叛变,被杀的、逃跑的,所有的军方这些势力都已经被洗出了辽东。辽东的各大氏族,也自己满化降了建奴,更是没有人来争抢。而辽民如果返乡,朱由校当然欢迎,归还其土地,但与天门城一样,需要统一的管理。
朱由校让这些进士们来到这里,其目的就是当作‘分管经济的副市长、副省长’来培养的。对于集司法、建设、经济、教育、交通、工业、农业、税务等业务与一身的知县、知州,这种全面型的人才的确,朱由校可不敢奢望着批发式处理。这批进士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发展大明经济的烙印,学会了大皇庄那种管理经验,对于各项实用的知识能熟悉的运用,以后‘实习’结束,再试表现,分配到大明各地。将对大明的经济起到何种的作用,朱由校还真是期待。
“皇上,如此将职责淡化,这实习之后,又如何到地方或者朝廷当官?皇上总不能让他们只积累皇庄的经验吧?”孙承宗一奇,皇上这个处理对于辽东来说。是可以的,但这实习将那职责一个个的都放弃了,而那是以后恰恰是要用到的。皇上让他们学的不是为官之道,而是为吏之职,这区别大了。
“孙老师。朕懂你的顾虑,但大明经济的腾飞,始于这批人,这批人只需要学习好皇庄的知识,而后学以致用,在地方上展开手脚。如同朕在青州、大名搞的试点一样。让那里的百姓富裕起来,这才是为官者最大的政绩。而征税纳粮、教化百姓、听讼断案、劝民农桑、灾荒赈济、兴学与科举这些职能中,征税纳粮已经没有了;教化百姓、兴学已经有朕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全民教育,各地的官员已经由黄尊素在组建当中,也无需官员来操心;灾荒赈济以后会有大明慈善总会刘志选那边,在各地组建机构;听讼断案这一条。下一步朕也会进行改革,大体的意思为,侦缉、审判、监察三项职权,从地方官手中分出,在各地交由吏分别来处理,而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进行直统,地方官只对其监督即可。如此官就是官。掌握着真正当官的事,而不是做着吏的差事。这样算来,以后为官的职责就剩下了劝民农桑了,推而广之,就是将当地的经济发展起来,让百姓们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这才是当官的真正职责。”
这里朱由校谈及的是一个在古代相当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官与吏的区别。在后世也许看不出来什么,也就是一个市的局长和该市的一个县长,都是地市级干部而已。
但在大明可不是这么混淆不明了。官是官、僚是僚、吏是吏,等级相当的森严壁垒。
地方上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
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以后,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
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不在体制内,工资有时是由官发的)。
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监察官),也不能考进士。官和吏,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从身份上讲,官是上等人,是人民为他服务的;而吏则是下等人,是为官服务的。
当官的职责是根据自己施政理念发号施令,治理辖区,所谓“一朝把权握,便将令来行”是也。而吏的任务则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自己顶头上司服务,所谓“学成文武术,售与帝王家”是也。
官与吏的不同归宿。这归宿简言之就是官流吏留。过去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是三年一任,而吏则不然,他们是土著世守。
不过在京城,这种壁垒已经被收入的巨大差异打的乱七八糟了。京官穷得不得了,京吏却是富得不得了。京官念经书写八股出身,做官后什么都不懂,除了靠那点可怜的俸禄之外,并没有什么外快可捞,相反那可怖的迎来送往以及京城的高消费,让他们的日子过的苦不堪言。这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言官们一个个靠着‘卖嘴’过日子,而没有这种发言权的,只能干靠了。比较李祖白就是如此人物。
京吏却是世代传袭,每一官署的一本账簿都烂熟于他们胸中,官员非仰仗他们不可。他们要是拿了蹻,则什么事都办不成。
吏、户、礼、兵、刑、工,国家的大事,都出于这六个部,试问吏部的官员对升迁、铨叙、捐纳、京察、大计等等,主管的官如何懂得了许多。
户部的天下钱粮会计、向朝廷入库银两的成色,户吏色色当行,精明无比,若不讲好“斤头”,解京饷的官员休想完成任务。
礼部虽比较清简,但如果想弄点封诰、易名等虚名,若不向礼吏打点,势必一事无成。
第七百三十三章 吏制改革
兵部更是不得了,尤其是出兵讨伐后的军费报销,若不与兵吏打点讲好“斤头”,则种种挑剔,层层驳回,穷年累月,不得竣事,而且这种打点是公开直言不讳毫无顾忌的。诸将想拿到粮饷,不掏点羊蛋钱,当然是不可能的了。辽饷贪墨案中以兵部这些吏员伸手最多。
刑部的书吏也是利薮。但他们却有着生杀大权,人命关天的大案、要案,都要经刑部这一道坎。谁不要起生还生或死里逃生,刑吏能够把已定刑要正法的犯人救活过来,这不是深谙律例的刑部司员办不到的。传说刑吏都有舞文弄法瞒天过海的办法。说是江南有一富家子弟犯了死罪,部文已经核准,钉发文书递到便要行刑。刑吏得了巨贿,把发往江南的文书和发往云贵的文书互换一下,到达后双方发现犯人之名有误,只得退回刑部更正,如此往一来,耽搁年月不少。而刑吏又早已算好,在这期间必逢着皇帝、太后万寿之类的庆典,一定颁施覃恩,赦免或减刑天下罪犯。这样,一个死囚便不致斩决了。而刑吏这种错封文书之失,则并非什么重罪,只是革去吏职而已。
工部虽居六部之末,其利更厚。皇帝死后葬的坟墓,叫作“山陵”,其建造工程便叫“陵工”,当皇帝的毫不忌讳,一登了基,便要兴建陵工,而且皇帝一天在位,陵工一天不能修竣,拆拆修修,有的命长皇帝在位六十年,陵工便要兴建一甲子,这笔费用每年报销。其实都入中饱。此外如皇帝的大婚,官殿的缮修,尤其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以及黄河惟恐不决口,决了口便得发放大量治河经费。叫做“河工”,种种工程费用,能够实际到工的,据说能有四成,便可算是廉洁奉公的了。当然,工吏凭着他们的本领和商人勾结去搞那些银钱。自然不便独吞。工部司员乐得沾些光,开一眼闭一眼。
六部书吏之富,可以敌国,有了钱便可使鬼推磨,若有人敢得罪或惩治他,报复起来。可使一二品大员丢官。书吏的气焰之嚣张比起闲散的京官要强的太多了。
所以京吏比那小京官更加的牛气轰轰,京官只能守着这个官是官,吏是吏这块遮羞布了。
朱由校对此情况也通过情报部门了解到了一些,但管又能管得了谁,风气尽然,他一个皇帝工作者整天把心思放在吏员的反腐倡廉上,还干不干点正事。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些吏员全部的撤换掉。
对于官员的大材小用,朱由校也是相当的看不惯,在他看来,一个市长,不去为百姓办点实事,把经济发展上去,整天的泡在公安局、法院、教育局,税务局里办着各局、院一把手的事,这是多么可笑又可悲的事。这种情况必须得改过来!
“皇上请慎重,这官与吏之间。绝非可以并提之事。官为与国同休之人,而吏只是被官员役使之人,岂可同日而语。”
朱由校,将官与吏这层壁垒要给捅破,这一下如果让官员们知道。还不一下子捅个马蜂窝?从九品官到一品官,这十八级官员,估计一下子都能跳起来反对,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考取的功名,却与下等人看齐了。这让他们情何以堪?
孙承宗相当的激动,他也是官员,当然无法接受这等等于践踏蹂躏官员权威的评论。半天不说话,憋出来了这话。那样子就差跳起来大骂昏君了,这是官员不能忍受的极大污辱,就象是有一天,县太爷与一叫花子一齐坐堂审案一样。
“孙老师无须着急,现在官不如吏的情况比比皆是,说是官员贪墨,其实比起酷吏的吃喝拿卡来,对百姓所扰更重。朕免除天下税收,最大的原因恰恰针对的就是酷吏。而在京官之中,吏的待遇比起京官更是强上数倍不止。有的官员的确在办事能力方面不如一位能吏,这些都是一种畸形的现象。”
“皇上此言倒是符合时政,吏的素质参差不齐,的确害人菲浅。”朱由校的话的确如此,读书人的出路很窄,最地一用是书生,直到考出了秀才来才可以有免税、免遥役之类的好处。再到中了举人之后,路子才宽了起来,要么直接的考中进士为官,要么当个西席教个书,当个幕僚之类的。孙承宗就是选择了教书。
“朕想着改革吏制,朕所要做的是天下无吏,并非将如今天下的吏一一的变为官,而是让越来越多的有官身之人却闲置在家的举人,取代吏。首先是人员问题,想我大明,每三年才有一次会试,名落孙山者何其之多,这些人空有一个举人的名号,却没有实际的职责,空闲在家等着实缺。可以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培训专门的业务,然后再经考核,充抵到各地去担任。”朱由校想的不是将原有的吏提到官的位置上来,而是将‘官员预备役’提了进来。
对于大明的酷吏,朱由校没有半分的好印象可言,他们仗着身份,在大明狐假虎威,四处的渔肉百姓,甚至敲诈低级官员。这种‘大明窗口’的腐败,直接导致了百姓对于大明政权的一种极大的不满,再加上一些诱因。使得遍地峰火,一发而不可收拾。大明的灭亡有人说亡自自身,而这个自身之中,酷吏占的比重相当之大。
所以挖掉这块大明的腐肉,是重中之重。朱由校废除税收制度,利害攸关最大的就是这些酷吏。所以他们的反对也是最大,各地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反这种硬性规定的,也就是这些酷吏,没有了税收这块收入,他们的损失相当之大。朱由校对此实施了最为严厉的打击,抄没财产、没收房屋,罚款苦役,受百姓围观嘲笑,以敬效尢。
想要将酷吏们清理出去,在这种那就得找一批人一代替他们,否则只会是一鸡死,一鸡鸣,治标不治本。大明的举人大军也是相当多的。有明一代二百余年,出的举人总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