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清-第2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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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劳贵军了。”明军军官连连点头。
第24节怒潮（下）
武昌。
接到钟祥的报告后，张长庚没做太多思考就下令手下预做准备，给朝廷的奏章也一挥而就。奏章的内容主要是：大明的安东王听说先皇在高邮殉国，以为有机可乘所以亲自督统湖北明军围攻武昌；与湖北明军配合的还有从下游流窜回来的巨寇邓名，气势汹汹意欲夺取武昌，把战火烧到长江的中游。
张长庚在奏章中信心十足地对朝廷保证，他已经制定了坚壁清野的政策，打算坚守钟祥等城，放开大路把明军吸引到坚固的武昌、汉阳城下，安东王和化名邓名的小福王不来则已，来了就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这番豪言壮语绝非无的放矢，张长庚自问这两年一直与邓名合作愉快，这次高邮湖一战，张长庚更是不惜血本地向明军提供了海量的弓箭和装备，他深信邓名一定会努力维持与自己的和平。湖广总督在明军中驻有联络使者，不久前使者快马加鞭赶回武昌，亲口向张长庚汇报了武昌的装备对高邮湖取胜的重要意义，同时还带回了邓名的亲口感谢——邓名对张长庚的使者称：武昌的装备在歼灭禁卫军一战中起到了无以伦比的巨大作用——这话邓名也和林起龙、蒋国柱和张朝的使者说过，不过主语换成了情报、粮秣和银子。
之前明军那边只有邓名对张长庚采用双赢政策，湖广总督和郝摇旗、贺珍则多次爆发过激战，李来亨那边虽然稍好，但气氛也一直紧张。但最近几个月来，荆州前线两军的紧张对峙气氛不断放松，这次郝摇旗和贺珍也向张长庚抛出了橄榄枝，想必等这次合作后就可以取得信任，沿着汉水进行交易了。
“邓提督真的影响了很多人啊。”想到此处，张长庚不禁感慨万千。不用说郝摇旗他们，就是张长庚本人也渐渐抛弃了势不两立、除了投降一切免谈的思维模式，而是积极展开谈判，尽量利用一切优势去赢取实际的利益；前一种思维模式张长庚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奉为金科玉律，从来没有动过一丝一毫的怀疑念头，但现在他却越来越被新的斗争模式迷住了。
虽然周培公离开了武昌，但始终定时给湖广总督来信，一开始张长庚看到江西给这个得力手下布政使衔时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南昌在向自己示好；听说蒋国柱大开中门迎接周培公，并把江南布政使大印相授时，张长庚也只是付之一笑，并为两江竞相巴结自己而沾沾自喜。
但随后周培公发挥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邮湖一战前后周培公四下奔走，成为督抚之间沟通的桥梁，保证他们没有发生严重的误会，让几个狐疑不决的东南督抚能够紧紧团结在一起。而在这一仗后，整个东南密谋集团都承认周培公是邓名问题专家，是当之无愧的通邓第一人。
前些日子周培公来信说，他又要帮助江宁巡抚和江西巡抚进行什么会谈，周培公表现得越是出色，张长庚就越是不安，最近看到两江和漕运总督衙门为周培公请功时，张长庚已经再也做不到一笑置之了。他隐隐感到两江的督抚想挖自己的墙角，而周培公的功绩似乎也不是一个武昌知府足以酬劳的了。这两个月，两江衙门付给张长庚租费的时候非常痛快，蒋国柱甚至还说要预付两个月的银子，看来他是不想把周培公还给湖广了啊。
虽然眼下和邓名的合作还算愉快，但张长庚知道和平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现在他已经把湖广看作自己的基业，和之前那种任期期满、一走了之的心态完全不同了；那时张长庚不在乎邓名会不会在五年后来攻打湖广，但现在他根本不打算把湖广拱手让人，更知道这个职务已经成了自己的保命符。
不过邓名在统一四川之前，对张长庚的威胁还是微乎其微的，这点从邓名帮助他约束虁东众将中就可以看出来；现在相比远在成都的川军，对张长庚威胁更大的是贵州的吴三桂，由于朝廷已经完全无力支援西南，吴三桂的怨气日甚一日，高邮湖惨败的消息传遍天下后，吴三桂更试探性地提出率军回援江南的建议。
朝廷当然不可能允许汉人藩王进入江南，这点张长庚断定吴三桂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吴三桂的提议不过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姿态，从中张长庚看到了吴三桂对湖广的野心。就算吴三桂拿不到湖南的地盘，也可能迫使朝廷同意让湖广给贵州大量的协饷——这笔钱张长庚宁可用来加强自己的实力，也不愿意用来饲养身边的猛虎。
环顾四周，张长庚发现他似乎只能指望邓名的协助，如果邓名能够支援云南李定国，牵制吴三桂的主要兵力的话，张长庚也就更有把握应付吴三桂的勒索和威胁。
“我需要邓名去对付李国英，还需要他帮助李定国牵制吴三桂，可要他做这些事势必又受到他的讹诈；如果邓名迅速统一四川对我也没有好处，他水师强大，势必会开始进军湖广。唉，真是左右为难。”在这个时候，张长庚越发感到周培公的重要性，他把一封奏章在手中看了又看，最后下定了决心：“明日就把它给朝廷送去。”
在这份奏章里，张长庚保举周培公为湖北布政使、兼领湖南布政使衔，全权负责筹集粮草，巩固江防、围剿湖北贼寇：“不就是布政使么？我也拿得出来，而且还是两个，将来我还可以拿出巡抚职务来。”
巡抚是张长庚能够拿得出的最大筹码了，他暂时还不打算给周培公，免得对方就此失去了干劲。
……
北京。
鳌拜这些天称得上是焦头烂额，谣言日盛一日，随着“康熙”事件爆发，之前对江南官场的怀疑顿时烟消云散，现在众口一词，都认定朝廷高层中有邓名的合作者，正是此人向邓名出卖了皇帝的行踪，一手导演了高邮湖之战。而怀疑的对象直指几位辅政大臣，索尼和鳌拜承受了最多的怀疑的火力。
虽说鳌拜是这个谣言的受害者，但他本人现在也深信朝廷重臣中确实有人与邓名私通款曲，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解释邓名为何会知道“康熙”这个年号。
一开始鳌拜最怀疑的是索尼，因为那些参与会议的汉臣只是荣誉性质，他们没有发言权，邓名用不着下功夫去勾结那些没有什么用处的“摆设”。至于苏克哈萨，外界或许认为这个两白旗的人很可疑，而且有动机勾结邓名出卖皇太极的儿子，但鳌拜作为深知内情的重臣，完全清楚这个人就是一颗墙头草，而且在议事会议上无条件地支持索尼。
不过鳌拜琢磨得头疼，也想不出索尼出卖先皇的动机，即使邓名是搏果尔的传言为真，索尼也不能从邓名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他已经从顺治那里得到了一个奴才能够得到的最高地位。这样算起来，就是鳌拜都比索尼更有理由勾结邓名——也许博果尔会信任他，把他从福临的第二心腹奴才提升为博果尔的第一心腹奴才，但是鳌拜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
在最初的震惊过后，鳌拜不能不开始思考邓名为何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禁卫军的俘虏们。很显然，若是邓名真的在辅政大臣中有一个内应，那他一定会竭力保护而不会故意将他暴露。反过来说，邓名是在有意地误导朝廷，试图让朝廷相信叛徒就是辅政大臣中的一个，从而掩护那个真正的内应。
和鳌拜相同，索尼现在也有了类似的推测，他甚至进一步猜测邓名可能从不同的渠道获得了皇帝的行踪和新帝的年号。除了那个出卖皇帝的叛徒外，邓名通过另外的方法实现了“康熙”这个年号，比如是索尼、鳌拜的某个师爷幕僚——这些人在康熙这个年号的确定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些参与讨论的汉人大臣也或多或少地施加了一些影响。
这个猜测虽然听上去有道理，不过还是解释不了邓名为何要放出这个风声，如果索尼或者鳌拜的某个幕僚是邓名的人，那绝对是邓名宝贵的财富，他没有道理冒着细作暴露的风险向禁卫军炫耀自己的能力——把这样珍贵的情报来源浪费在年号问题上，实在太过儿戏了。
这些天鳌拜和索尼苦苦思索着邓名的意图，试图找出他隐藏着的惊天阴谋，甚至还不敢和幕僚们商议，以免受到那个“细作”的误导。要是他们知道邓名不过是一时兴起，绝对会气炸了肺。
尽管怀疑自己的幕僚，但鳌拜还是没有轻易地进行任何清洗，因为清洗自己的幕僚，就等于向众人宣布自己有泄露机密的责任，势必要为先皇的驾崩负责，这是鳌拜绝对不想承担、也根本承担不起的责任。
今天又将召开御前会议，几个辅政大臣隔着远远地站着，警惕地保持着距离，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再没有人象以前那样走到其他人身边低声说话。汉人臣子则躲在更远的地方，同样是一个个孤零零地，直到他们被太皇太后派来的御前侍卫召去。
第25节骇浪（上）
大臣们鱼贯而入，进殿见了皇帝和太皇太后，行礼完毕以后一个个都低着头闷不吭声，等着别人先开口。
“康熙”案的爆发彻底改变了御前会议的气氛，原本那些汉臣都铆着一股劲想在太皇太后面前露个脸，但现在都远远地躲着，辅政大臣哼哼哈哈的全都是一幅没担当的模样。
本来被太皇太后寄予重望的鳌拜，这两天也没什么劲头了。康亲王、安庆王一开始集中火力在索尼身上，当这个首席保皇党哑巴了以后，亲王党的火力立刻转向鳌拜。原本北京的旗人对索尼的怀疑最大，大家都说“康熙”这两个字是索尼先拿出来的，但安亲王居然主动替索尼解围，说“康”字是鳌拜先提出来的。
安亲王这一句话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可是把鳌拜砸得不轻，每次想到这里鳌拜就气不打一处来：“当初我手下的幕僚想出来的年号有好几个，其中排名第三的年号是有个康字，但那也是‘康德’不是‘康熙’啊！”
在亲王党的诱导和暗示下，现在对鳌拜的轰击已经开始超过索尼了。以前一直声称是汉人走漏消息的亲王党，现在开始在旗人中“谨慎地怀疑”可能是重臣的幕僚、仆人甚至是家人泄露了情报——就算这个说法成立，害死先皇的连带责任也足够让重臣找绳子上吊了，这正是鳌拜无论如何也不肯在家中进行排查的原因。
现在重臣集团不但不能排查细作，反倒要一口咬定“康熙”案是谣传，邓名根本不是这个意思。重臣集团一定要拼死撑下去，年号更是不能改，只要撑到皇帝成年、邓名被剿灭的那一天，这件事在史书上也就成为悬案了。
“关于禁海一事，爱卿们有何意见？”国家还需要运转，战争也要继续下去，今天太皇太后召集保皇派来商议的重点，不是如何反击亲王派，而是确定下一步的战略和国策。
“这个时候索尼一定得说句公道话了。”鳌拜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顺治对黄梧的禁海策略很有兴趣，顺治谈到此事时，索尼和鳌拜都觉得虽然禁海造成的损失可能大些，但只要郑成功同样受损失就可以接受。各地督抚对此也没有太多的异议，尤其是西北大员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东南各个督抚的考虑主要集中在停止海贸以后对藩库的影响上，不过藩库一直是由中央户部直接管辖，两江、湖广和福建因为战事紧急，户部曾经临时把管理权交给总督衙门，但迟早户部还是要收回的。所以东南的督抚不能以此为借口减少田赋的上缴，他们对藩库也称不上有多么关心，反对声并不算大。基本上，执行禁海已经是顺治确定的政策，只差最后颁布诏书，开始执行了。
但现在形势已经和那时完全不同了，邓名对东南的骚扰是如此的频繁和长期化，已经可以视为入侵和争夺了，郑成功的压力也迟迟不能消除，两江、福建藩库重新收归户部控制的日子遥遥无期。如果禁海势必会给东南的督抚造成影响，到时候他们拒绝如数上缴赋税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而且顺治和大臣们那时也没有想到漕运会受到川军的威胁，如果漕运受到严重威胁，清廷可以考虑通过海运来把东南的粮食和银子送到北方——当年崇祯曾经想过这么做，但因为运河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而不得已作罢。但清廷和明朝不同，如果漕运效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他们没有必要去进行太大的改革；如果邓名对漕运的威胁极大，为了维持漕运清廷要付出太大的代价的话，清廷可以转漕运为海运。相比崇祯的大明，现在的北京朝廷拥有更高的行动能力，漕运改革的阻力也更小。如果现在清廷坚持禁海，自行烧毁海船、破坏海运码头并且停止制造新船的话，将来万一漕运再受到威胁，清廷就没有备选的方案，而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漕运。
“奴才无异议。”索尼慢慢吞吞地答道。
“太没担当了。”此时不止鳌拜，其他的辅政大臣以及参与御前会议的汉臣们心里同时冒出了这个念头。
索尼同意禁海很明显是出于他的个人利益，如果没有“康熙”一案，索尼或许敢于出面否决先皇的既定政策，但现在索尼断然没有这个胆量。
就在不久前，两江和闽浙督抚都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上奏章赞同禁海。很显然这四省的官员看到高邮湖之战后朝廷暂时无法收回藩库，而四省官员可以利用禁海谋利，除了走私以外，查抄海商的家产、迁居百姓无疑也是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到时候谁是海商谁不是海商，迁移地点多一里还是少一里，都是地方官府和胥吏说了算，这无疑是个敲诈勒索的好机会。
运河沿途的官员们也赞成禁海，这就会让漕运的潜在竞争者胎死腹中，既然漕运是朝廷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大动脉，将来朝廷势必会向其中投入更多的资源。现在每年漕运的时候，从扬州到北京，三千里水路的沿途官府都会靠着走私、夹带和查抄大赚一笔。这些利益和漕运密切相关的官员同样在京师有广泛的人脉，就是辅政大臣家里，也常常有这些官员派来的送礼使者。
“辜负圣恩啊！将来你如何去地下见先皇？”对索尼的不作为，鳌拜心里感到非常的气愤，无疑，带头要求朝廷重新考虑禁海，会得罪很多的官员，来府上送礼的使者也会大减，但鳌拜认为，索尼作为辅政大臣之首、先皇的第一心腹，理应为了皇家的利益而做出一定的牺牲。
“鳌拜你呢？”太皇太后的目光转到了鳌拜的身上。
“奴才无异议！”鳌拜飞快地答道。康熙一案爆发后，他还曾天真地以为索尼会是政敌们的主攻目标，自己不但自保有余，还能帮助首席辅政大臣说两句公道话。但很快鳌拜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安亲王岳乐亲自出场，帮着索尼洗脱嫌疑，把众人的怀疑视线往鳌拜身上引。而康亲王杰书具有类似爱新觉罗家的族长一样的地位，他高调地称赞了一次索尼的功劳，表示相信索尼谨小慎微，情报应该不是从他的府上泄露出去的——但杰书可没有这么评价过鳌拜，反倒有一些不怀好意的暗示。
这时鳌拜才猛然记起，在多尔衮死了以后，索尼没有把女儿送进宫伺候先皇，反倒送了一个女儿给岳乐做侧福晋——索尼作为爱新觉罗家的奴才，送女儿去亲王家当小妾实属正常，但鳌拜当时觉得索尼这件事做得有点丢脸，毕竟他们已经不是普通的奴才了，而是皇帝面前的重臣。索尼说话可能比岳乐还能够入皇帝的耳，这个时候不但不把女儿捧上皇后的宝座，还紧巴巴地送去给亲王当妾就有点太贬低自己了，比如他鳌拜就断然不做这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