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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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再看那位民警同志，由于身体肥胖，走起路来显得更加吃力。他的形象比我们也强不到哪里去，只见他把大盖帽摘掉拎在手上，外衣纽扣也全部解开，挺着肚子，袒露着胸怀，照样是热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他一摇一晃地在我们后面走着活像一只旱鸭在摆动。
今天他在老街汽车站门前盘问我们，并向我们索要什么边境“通行证”，目的是在这修正主义大敌当前的时候，必须加强防止投敌叛国的措施。但是我们哪有那东西？于是他不容分辩地将我和周俊鸿带进了老街派出所，经过所长的反复讯问，最终也没有发现我们有什么越轨的行为。为了收场甩掉包袱，他便把我们移交给了石河子“收容所”，无形之中也就将我们两个没有着落的流浪汉，由老街地方上的派出所“引渡”到兵团处置。从而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地赶上了石河子地区的单位到“收容所”招收劳力，导致了我和周俊鸿没过几天都成为了一个光荣的生产建设兵团中的“军垦战士”。
世界上的事情真是难以预料。有时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即因祸得福。
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后来竟然应验了老子的名言：“祸兮，福之倚；福兮，祸之所伏”。
我们在烈日炎炎的戈壁小道上走了半个多小时，突然在茫茫的荒野中出现了一个既像古代的城堡，又像旧社会地主庄园的孤零零大院。它东西长大约有百米，南北宽约有七八十米，院墙及房屋都是用土坯或泥土夯筑而成，房屋的后墙作为院墙，上面既没有窗户也没有洞孔，房门一律向里开。房顶均为平顶，在房顶的前后又垒有几十公分高的垛墙，上面还扯有铁丝网。大院的四角筑有高高的岗楼，岗楼上有荷枪实弹的武警在放哨。
我立刻意识到这里是一座警戒森严的监狱。
我和周俊鸿拖着沉重的脚步，跟着那位民警路过监狱朝西开的铁栏杆大门时，看到门口挂着一块足有两米多长白底黑字的木牌，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第八师看守所”。透过大门的栏杆，可以看到一些犯人正在院子里放风，有的还带着脚镣，随着走动发出“哗啦……哗啦”响声。
然而民警带着我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向南又走了二三十米，出现了一个与监狱只有一墙之隔，比前者小上一半的院子。仍旧有一个铁栏杆大门，门上也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第八师收容遣送所”。
他带着我们两个继续向南走，当走到西墙的尽头又转向东没走多远便来到一处紧靠大院墙壁建造的几间房子门前，这就是农八师“看守所”兼“收容所”领导的办公室和警务人员的值班室。
民警让我们在门口等候，他进屋去办理交接手续，随后他与“收容所”负责人一起出来握手告别，把我们撂到这里算完成了任务，扬长而去。
我和周俊鸿被这里的新领导接收后，叫进办公室又像热剩饭的一样再次被讯问：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什么成份、什么出生、干过什么工作、有无劣迹？等等。讯问完毕，然后登记，便成了他们所里的两个“新成员”。
最后我们被一个年轻的武警带着离开了他们的办公室，又由南面返回到“收容所”的大门。我和周俊鸿被关进了一个鱼龙混杂、形形色色、男女老少皆有的上百人的“收容所”大院里。
从而结束了我进入新疆刚刚三天的流浪生活。随即开始了我在这块陌生、古老、荒凉而又寂寞的戈壁滩上，且失去人身自由被“收容”的生活。
此时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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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走进收容所 体验人生关（二）
更新时间2011…7…17 23：57：37 字数：2965
第二节
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始于1951年，经过了几个阶段的沿革。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收容遣送制度主要针对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等人群，政府通过组织其劳动改造，转化为从业人员予以安置。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灾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收容救济灾民成为一项主要任务。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动人口剧增，因贫困而流浪、乞讨的比例减少，开始出现逃避计划生育的人，以乞讨作为生财之道的人，逃婚、逃学、逃债的人等等。为此，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乞讨者和“其它露宿街头生活无着落的人”列为收容遣送对象。
1991年，国务院发出第48号文，将收容对象扩大到“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三无”人员。而在执行中“三无”往往变成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三证”缺一不可。这就是说最初的制度设计上，收容制度是一种救济制度，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例下，它演变成了一项限制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制度。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对现行收容遣送制度的疑问：这个机构到底是干什么的？在这引起众怒的案件中，暴露出现行收容遣送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自愿”与“强制”的界限模糊，使收容几乎变成了一种强制行为。
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收容救助管理办法》（草案），该《办法》的第一条规定：“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特制定本办法”。
有人评论，新《办法》的出台，体现了更多的人性化的色彩，表明了社会的进步。（《乌鲁木齐晚报》记者见证《收容走进历史》）
四十年前，我因户口由安徽亳县迁移西安，当地派出所不给落户。为了生活被迫怀揣户口四处奔波寻找工作，觅求一个栖身之地。自1963年4月2日到6月25日，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开始由西安到兰州，经宁夏到达茫茫无际的内蒙古乌兰布和大沙漠乌达矿区，投奔老乡帮找工作，结果无功而归。在返回的途中，又从兰州跑到青海西宁，求助在那儿工作的老同学帮助联系工作，但他已调回原籍，结果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回到西安仍然不能落户，无法生存。我只好怀揣户口再次登上西行的列车跑到兰州、嘉峪关、玉门镇，直至最后流浪到我国地旷人稀的新疆。期望能找到工作，有碗饭吃，能以得到一个安身之所。但我从来没想过进监狱或什么收容所。
谁料到刚来新疆还没有三，在6月25日中午，就被石河子老街派出所的警察同志叫去盘查，送到一个地方——即石河子南郊，一个与“看守所”（监狱）毗邻的收容所里。从而结束了我历时三个月，漂泊万里，涉足西北五省和内蒙古的流浪生涯。
我和周俊鸿被那位警察带进收容所大院，来到第九号北屋，将我们交给了一个脸像有点浮肿，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一口胶东口音的姓姜的“组长”。于是我们俩便成了名为组长，实质上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盲流”的“部下”。
姜组长为人圆滑很会来事，对我们两个新来的成员热情接待。进门先是让坐，然后给腾铺安排晚上睡觉的地方。并说：“大家都是因为荒灾来到这里，也是有缘才聚在这儿，在这片戈壁滩上我们成了吃在一起，住在一块的朋友，往后多多关照”。
听他说话，看他做事，说明他是一个久经风霜，颇具社会经验的老江湖，我自叹不如。
这间没有窗户，仅有一扇小门的屋子，白天若不开门，里边便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进门后我借着外面透进的亮光，看见这间长不过五米，宽不足三米的屋顶上仅有几根木棍作梁，横摆着苇把，上面铺一些麦草，抹层泥巴便成了我们这些被收容人员与北面“看守所”只有一墙之隔的宿舍。进屋不到两米的地上垫着一些已经变色发霉的麦草，这就是原有的四个人及我们两个新来成员晚上睡觉的地铺。
不大一会儿，便听到院子里一阵嘈杂，姜组长给我们说：“开饭了！”于是我们几个人有的拿着碗，有的拎着茶缸，跟着他来到门外等着打饭。
从西边的大铁栏杆门进来两个抬着半桶青菜汤和半筐玉米面发糕的炊事员，走到大院中间放下桶和筐，便扯开嗓门叫喊：“开饭啦！”
实际上不需要叫喊，他们一进大门就已经有几个人拿着小盆、饭碗、茶缸等盛饭的家什，尾随其后迫不急待地追着打饭。
当两个炊事员刚放下木桶、馍筐，一群人便蜂拥而上，他们拿着碗拥挤着，喊叫着，伸着脑袋争着打饭。木桶一圈的盆、碗、缸、勺相碰，叮当作响，再加上两个炊事员的喝斥声，场面一片嘈杂混乱。
我站在北屋门前，看着这些争食的人们，有的分到了一块发糕和半碗菜汤，边走边吃边喝，还没走到他的住处就狼吞虎咽地把食物吃光了，回过头来还望着在等候分食的人群。此情此景让我心里产生出一种难言的感觉……
“你过来打饭！”那位年过四十长着满脸胡茬的炊事员冲着这面叫喊。
我朝两边看看，人们都在吃饭，惟独我还在那里发呆；原来他是在喊我。走到跟前，炊事员用手扶住桶边将桶歪着给我打了两勺菜汤，又从筐内拿了一块发糕给我，嘴里问道：“刚进来的？怎么不知道打饭，这样会饿坏的。”
我冲他点了点头，端着菜汤，拿着发糕转身回到宿舍门前，站在那里吃了半块发糕，喝了半缸仅有点咸味的青菜汤。此时外号“胖子”的姜组长洗碗回来，我将剩下的半块发糕给了他，他接过去两口就把半块发糕吞了下去，并说：“小郭你刚来还不习惯这里的生活，过几天你会跟大家一样争着吃。
“会这样吗？“我有点不太相信。
被收容的人们虽然不像北院“看守所”犯人那样，限制人身自由严加管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我们在这里也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管教纪律，有事报告，不能随便出门。人们活动的范围被限制在大门紧锁的院中，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
夜幕降临，收容所的铁门紧闭，门头上一只灯泡闪出腥红的微弱亮光，整个大院除此之外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寂静。
人们各自躺在被安排的屋子里，即使里面再闷热，也不能到外面随便走动。
同屋的人都早已入睡，尤其外号叫“胖子”，心宽体胖的姜组长鼾声如雷，睡得更沉……
我此时心情颓丧地躺在仅与“看守所”一墙之隔的“收容所”北屋，第九号宿舍的地铺上，苦闷惆怅使我在这个被“收容”的第一个夜晚难以入眠，更不知道被“收容”以后的命运将会怎样的变幻？
下午刚进来时就听人说，这里是收容遣送站，每等上十天半月在社会上收容一些闲杂人员后，经过盘查讯问，若无问题者，只有少数几个人能被石河子地区需用劳力的单位招用，其余大部分人员都会被遣送回原籍，交给当地政府处理。
而我的户口由安徽亳县迁移西安不能落户，迁移证明过期作废，致使我无处存身四处漂泊，流浪西北五省半年有余。实际上我已成了一个既无户口又无口粮供应的“名亡实存”的人。现在被收容到这里，不知他们又将对我如何处置？如果把我遣送原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原籍”究竟应该在哪里？
——我生于忧患，长于战乱。抗战期间生于南阳，次年随家人迁居重庆，在渝生活五年，抗战胜利后随家人返回江东。内战时，1948年夏与母亲作为军人家眷从北平撤离到上海，当年秋季又由沪撤到福州。1949年春，从福州过海峡到达台湾。后来由台湾去舟山定海，在定海生活一年后返回大陆。经上海、南京回到母亲的故乡皖北亳县。两年后，不幸母亲病故，我成为孤儿，遇天灾人祸倍遭磨难。后来户口迁往西安不予落户，生活无着。为了活命怀揣户口铤而走险“走西口”，茫然漂泊流浪大西北。如今被新疆石河子“收容所”收容不知将是个什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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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走进收容所 体验人生关（三）
更新时间2011…7…30 22：00：10 字数：5860
第三节
第二天清晨，我们屋里起来最早的要数头天晚上最先睡觉，而且打呼不断鼾声如雷的姜组长。在别人起来时他已将洗脸、拉屎、尿尿等事都已办完，这是他进“收容所”时间长总结出来的一套生活经验。他说他先起来有许多好处，一是刷牙洗脸不用挤，二是上厕所不要排队，可以从容处之。
没过两天，我就感到他讲的话的确不是虚言。
“收容所”与“看守所”（监狱）毗邻，座落在石河子市南郊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大院里南北各有一排土房，共有二、三十间房子，平时收容着近百人，来自天南地北，不分男女老少的“盲流”。有时在春夏两季这里更是人满为患，大院里收容着近两百来人等待审查，在此吃住。
南屋最东边有两大间女子宿舍，住着二十多个来自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年龄大小不等的女“盲流”。北屋除去东边两间留作男女厕所之用，余下的二十来间土屋都被男“盲流”住满。
从早晨人们就开始忙乱，因为人多不仅为洗脸、喝水、吃饭等事争抢拥挤，就连大、小便也要排队。
一间不大的土屋作为近百男人的厕所，地上的茅坑屎堆如山，放在墙角的一个木桶作为尿桶，尿满四溢，混着地面上的粪便，由屋里直流到门外，蛹蛆成堆苍蝇扑面，骚味刺鼻，臭气熏天。
早上人们经过一阵忙乱后，就是午饭和晚饭时又会出现一片嘈杂混乱。为吃饭而纷争，足以说明“民以食为天”。这些来自天南地北，南腔北调的“盲流”，他们视早晨的一块发糕，一碗糊糊，中午和晚上的一块发糕，一碗菜汤是何等的重要。
除了在此享用每日三餐外，这些人多是无事可做，懒懒散散。由于时值酷夏，天气炎热，在这个没有一棵树的大院里，几乎再没有人走动。他们大都躲在自己的屋里，有的吹牛拉呱，有的讲着男欢女爱，有的介绍自己偷鸡摸狗、赌博的事，还有三个一伙，五个一堆地在玩牌。一有机会还对南屋女宿舍里的河南“大辫”、四川“短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我们九号房敞开着门，凭借处边的亮光，姜组长、周俊鸿和一个三十多岁脸上长了一撮毛的姓孙的男子，及一个河南人，坐在地铺上打扑克，他们有时在为输赢争吵。
我无心参加玩牌，从提包里拿出一本《宋诗一百首》躺在地铺上翻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借此消磨时间。
这样在“收容所”里既无聊又无奈地一连混了三天，可谓是度日如年。我真不知道与我们仅有一墙之隔的“看守所”里的劳改犯，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虽然这是在我一生中与监狱最近——仅一步之遥的距离，但我始终对它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收容所”是作为国家机器的专政工具的辅助设施，是帮助专政机关规范社会秩序的工具。
当年我因辍学，作为一个无知的少年流浪到新疆，曾经在北疆准葛尔盆地的边缘，石河子南郊戈壁上的“收容所”里生活的那段时光，到今虽已过去四十余年，仍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些抹不去印象。
在那荒凉的戈壁滩上，孤零零地裸露着一座既像古堡又像庄园的“收容所”，它与北面的“看守所”为邻，二者实际是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