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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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之后，连里为照顾我这个病号，将我调到林管组。该组只有五个人，一个“九·二五”起义的老汉当我们的组长。平时工作无非是在新栽的小树林带里松土、打埂，有时大田里浇水后再给小树浇上一点水，相比之下活要比大田轻松一些，这已让我感激不尽了。
然而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直至五月中旬，寄出去的信也没有一点消息，看样子人家是无暇过问了。
但我仍不甘心还在傻等，希望有一天能收到回信。
在那时时、处处、事事都要突出政治，大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里，家庭成份尤为重要，它表明了你的阶级出身，是关系到一个人政治面貌的大问题。组织上不也是这样强调的吗？因此我也不敢掉以轻心。
一天吃晚饭时，我将此事告诉了姜胖子，他说我年轻、幼稚、头脑简单，不了解社会的复杂性。“你想一想，联合加工厂把你下放到农场，现在已不是他厂的职工，与他们没有了一点关系，不管你是成份搞错，或是腿因公负伤这都是过去的事，谁愿意再去找麻烦呢？你与他们又非亲非故，往外推还怕推不掉哩！哪个愿意为一个流浪到新疆的”盲流“再去操心。”
我在大吃一惊，氛氛不平地说：“不是在强调实事求是吗？对一个人应当认真负责，不能敷衍了事，否则，这会贻害他人的。”
他诡秘地笑一笑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小郭啊，你这个营（人）太年轻，书生气十足不懂世故，要么你就是个傻子，至于以后如何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那就看你的运气了。”
“姜”还是老的辣，姜胖子最后给我指点了迷津。
我听完后非常气愤，又十分懊脑，难道弄虚作假就没有人管了吗？我决定上访。
可是上访谈何容易，当年农场由基层连队向分场、团部、师部反映情况，又是多么地艰难。如果中间没阻拦可能还会有个结果，否则，将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
不要说我们连队地处荒漠深处，距石河子六七十公里，不但交通不便，就是外出办事也较困难，更不用说去上访了。
“上访”等于给领导脸上抹黑，在他们眼里多被视为“落后份子”，这是人们最忌讳的事情。好在我刚调来不久，所提的事情多是原单位留下的问题，与他们无关。
我写了到石河子医院看病的请假报告，找王指导员批示。为了避免麻烦，当时我就没敢提去师部上访的事，担心他会产生顾虑，而以看病为由请假。
王指导员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简单地看了一下我的报告，然后说我还很年轻，到石河子医院好好治疗，以免留下什么毛病。随后他在“报告”上签字，给我批了一周的假，并让我找文书开个连队的证明，以便外出使用。
午饭后，我到食堂找会计领了几斤粮票，然后回到宿舍将自己的铺盖卷成一个小卷，向张虎、姜胖子交待了一下，便挎着个仅装几件洗漱用具的小包，离开连队翻过大沟，向南朝着管理站走去。在那里等候下午由沙湾县城开回石河子老街的班车。
一个小时之后，我来到小站，向人们打听班车路过这里的具体时间，别人说需等到下午四点左右（新疆时间）。
此时才中午两点多，时间还早，我又没事便像个幽灵一样在站上闲荡起来。
我逛了小商店，又去了邮电所，在张旧桌子上翻看了几封无处投递的信件，希望从中发现我的来信，结果是让人大失所望。
从邮电所出来，又走到路旁，再次向远处眺望，终于发现东面的地平线上冒出了一辆蒙着篷布，酷似“大篷车”的卡车，满身尘土，摇摇晃晃地朝这里开来。那可能就是我要等的老沙湾开来的班车了。
“大篷车”开到站上，车子停下就没有熄火，从驾驶室里跳下一位满脸大胡子的汉族中年司机，大声喊道：“有没有人上车？”我赶紧上前搭话，并向司机交了八角钱，他撕给我一张代用票，让我从车后面爬进车厢。于是司机上车加大油门，汽车像一个多年哮喘的病人，又艰难地在土路上爬行。
此处车上没人下车，下面也仅我一人上车。在车上我环顾一下车厢，里面加上我满共只有两维、一回、一汉四个男子乘客。此时车身左右摇摆，上下颠簸，我们蹲在车厢里，不停地摇晃，两手只顾紧抓车框以防跌撞，根本顾不上说话了。
“大篷车”如同醉汉一样，跌跌撞撞地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跑完了土路，来到三道河子东边叉路口，上了乌伊公路。在这平坦开阔的柏油路上，司机像个疯子开始玩命，加大油门，开足马力，旧卡车在公路上风驰电掣般地向前奔跑，片刻就来到了一四三团的团部门口，在此他根本就没减速，一闪而过，又向东驶去。
我们蹲在车厢里，从车的后面可以看到公路两旁树木越来越多，渠沟的两边长满了青草，榆树枝头挂满了榆钱，白杨、柳树的杨花柳絮似雪花在空中飞舞，地里的麦苗一片葱绿，好一派北国春天的景色，与其荒漠深处，迥然不同。
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卡车驶进了石河子老街汽车站，司机跳下驾驶室，冲着车厢大喊：“到了！下车。”于是我们维、回、汉四位同志由车厢后面翻爬了下来。
不知是不是我与石河子老街有一种不解之缘？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我与孙大哥、周俊鸿三人由玛纳斯乘车来到石河子老街寻找工作。后来孙大哥死活不愿再进兵团，他在这里仅待了两个小时执意又返回了玛纳斯县城。剩下我和周俊鸿，到了中午就被老街派出所揪去，询问过后便移交给了石河子“收容所”。再后来我被农八师联合加工厂录用，周俊鸿被农八师南山煤矿招去，从此三人各自东西。
十一个月后，我却从联合加工厂下放的连队，乘车两个多小时，由荒漠上又回到了老街。一个人走出车站，触景生情，顾影自怜，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我在老街的土路上徘徊，此时已经傍晚。然而，现在的我已不是石河子工厂的职工，无处存身，只好挎着小包朝一家“大众旅社”走去，打算在此租上一张床位，住上一宿待到明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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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据理力争 返回原厂（一）
更新时间2011…8…22 8：09：54 字数：4616
追述一段忘却的记忆……
第一节
一觉醒来已经天亮，起来洗漱一下，我便挎着小包走出“大众旅社”。穿过一条小巷来到一个叫“绿洲食堂”的饭店，此处正在出售早点，无非是卖些包子、油条、稀饭之类。
我闻到饭香，才想起昨天一路奔波来到老街，天色已晚，十分劳累，疲惫不堪，在小店里只喝了点开水，便一头倒在客栈的铁床上一觉睡到天亮。此时我已感到饥肠辘辘，腹内急需提供给养，在小店里开票、交钱，并付上半斤粮票，然后坐在桌旁等候上饭。
一位头戴白帽，身穿白褂的服务员给我端来了八个包子、两根油条和一大碗稀饭摆到面前，我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一会将这些东西一扫而光。随着食物的进肚，我的信心也跟着它们在体内焕发的热量而骤然大增。
吃完饭走出饭店，我顺着老街的一条土路，朝着农八师大院走去。
然而来到师部大院的后门，我却犹豫起来，在它后面街道上徘徊，居然心里又没有了底。不知道进去要找哪个部门？见了他们又该怎样反映问题？他们会不会接待一个来荒漠上的不速之客？诸多问题一齐涌上心头，使我一时心烦意乱，心灰意冷，刚刚鼓起的勇气倾刻之间荡然无存。
可是我不找师部又去找谁？谁又能为我落实政策？找联合加工厂吗？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厂里连我的去信就不给答复，还能再为一个已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大漠的人纠正错误吗？那是不可能的。倘若这次请假跑了几十公里才来到石河子，不向农八师司令部讨个说法而失掉一次机会，指望以后再来，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我犹豫过来，犹豫过去，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上访。
这里是师部的后门，两旁也有岗哨，但是院里却是一座座苏式的小平房，分明是家属区了，到前院办公大楼还有一段距离。今天我是来办公事的，为何要走后门？于是我从“八师大院”的东面来到师部的正门，要堂堂正正地进去。
大门两旁站着两个卫兵，腰杆挺得笔直，全副武装，我还离他们七八米远，就听到卫兵厉声地问：
“干什么的？”
“到师部劳资科办事。”
“哪个团场的？”
“一四三团。”我一面回答，一面从兜里掏出连队证明给他们看。
二位上下打量我一下说：“进去吧，劳资科就在办公楼的西头。”
我喜出望外，并向他们致谢。
进门向院里走去，平坦的水泥路两旁树木茂盛，杏花、桃花、梨花竟相开放，大院里呈现出一派春色满园的景象。
面对大门，一栋黄墙绿顶的苏式办公大楼座落在庭院中央，它与前面的两座新式小楼构成了“品”字型，给人一种庄重新颖的感觉。
我走到到办公楼的西头，，登上台阶走进楼门，就是劳资科两间朝阳的办公室。
劳资科办公室里坐着一个年近三十的青年男子，他低着头正在写字。
“请问这里是师部劳资历科吗？”我站在门口发问。
“就是，你有什么事？”
“我来上访一下有关人事方面的问题。”
他让我进屋坐下，并给我倒了杯开水。
我递上连队证明，然后作了自我介绍，把去年六月被联合加工厂招用，在工作中腿部受伤，厂里不但没有照顾，反而将我下放到农场，甚至连我的家庭成份都被厂里搞错等事，一一作了反映。
他听完我的陈述，并看了看我腿部受伤的部位。
这时门外进来一位中年男子，青年人称他为科长，并向他作了汇报，二人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我到师部卫生所进行检查，而后再作结论。科长走后，年青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我，上面写着：
卫生所所长：
给郭瑜同志右腿伤势作一检查，请将诊断结果转告我们。
劳资科徐
1964年5月22日
此时，我才知道接待我的这位同志姓徐，是劳资科的人事干事。
徐同志将便签给我后，让我到师部后院卫生所去作检查。
我手持纸条离开办公室，沿着楼后的林荫小道向后院家属区走去。经过询问才来到师部卫生所。实际上卫生所就在八师大院北端后门的西侧，设在一栋约三十米长，十几米宽，用土块建成的土房里。此房看上去颇有些年头，可能是五十年代兵团初期的产物。
在它西头紧靠山墙搭建的一间土房，便是卫生所的办公室。只见里面坐着一位年过五十，秃顶光头，大腹便便的老汉，他就是我要找的卫生所所长了。我将徐干事开的条子交给他，老汉戴上花镜看了条子又看了我的腿，才拿出一张单子开始填写，准备对我的右腿受伤部位进行“X”光拍片。
我拿着单子交完费，然后走进光线很暗的“X”光室，一位叫杨澄的青年医生操机，灯光闪动，“咔咔”作响，将我的右腿一会正拍，一会侧拍，最后告诉我明天上午来拿结果。
拍完片后，我返回办公楼向徐干事作了回报，他让我明天上午再来。并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昨天晚上宿在老街“大众旅社”。
他告诉我师部对面有八师招待所，可以住宿，以便就近办事。
我走出师部大院，穿过水泥马路来到“八师招待所”，进了楼门在值班室窗口付了三天的住宿（每天八角），包伙（一日三餐壹元伍角）的费用。于是我就在此安顿下来，等待师部对我问题的处理。
一天两元三角的食宿开支，当时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它几乎是我一天工资的双倍。
但是为了澄清问题，明辨是非，在这关键时候就必须付出非常的代价——其中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损失！
次日清晨，吃过早饭，我便由招待所来到师部门前，两个卫兵似乎已经认识了我，没有阻拦就走了进去。
我直接去师部卫生所，找杨澄同志询问“X”光拍片结果。
到了卫生所，杨医生正坐在荧光屏前观察我的片子，见我到来便说，为了确保无误，他准备下午骑自行车将片子送到石河子“兵团二医院”，找该院的“X”光医师共同商讨，然后再作出一个准确结果。
他让我明天上午再来，也只好如此。
第二天，我又去了卫生所，杨医生已在工作室等我，见我来了，便马上写出报告单：
外伤造成右腿肢骨下部骨质增生，长一软骨瘤高2。5CM，长3。2CM。
杨澄
1964年5月24日
我拿着检查结果来到所长办公室，将报告单交给所长，老所长反复看了两遍，然后在报告单的最后一栏“领导意见”里，签上了他的意见：
不适合参加重体力劳动。
并加盖了师部卫生所的公章。
拿上“报告单”临走时，我问所长应当怎么治疗？他说只有等以后手术切除了。
回到劳资科，我将卫生所的“报告单”交给徐干事，他看了看二话没说就给我开了“调令”，通知一四三团劳资股将我的工作关系、户粮关系一并开回师部，再作安排。
我拿上“调令”告别了徐干事，回到八师招待所吃了午饭，我决定立即赶到一四三团团部去办手续，唯恐夜长梦多，中间有变。
徒步来到老街汽车站还不到下午两点，此时站里车少人稀，要去一四三团必须等到明天早上的班车。
我从车站里出来，大失所望。但又想试着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搭上一辆便车？我走到老街与乌伊公路的交叉路口，站在路旁焦急地张望，不断地招手，然而东来西去的汽车都是一闪而过，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看来今晚我又将歇脚“大众旅社”了。
突然从背后传来了小汽车“嘀嘀嘀……”叫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辆乳白色的苏制“华沙”卧车，从农八师大院方向开来，车里只有两人，他们为走捷径而经过老街，看样子必定是要向西去的，不然它决不会走此路线。
我向后让了两步，当车子距我还有七八米远的时候，我竟然下意识地举起了右手，向驾驶员示意请其停车。小车子打我面前过去，又行驶了三五米，居然停了下来，由窗里探出个脑袋问我：
“小伙子干什么？”
“想搭个便车？”
“你到哪里去？”
“回一四三团。”
那上车吧。
我喜出望外，打开后面的车门钻进小车，随即车子启动驶上乌伊公路。然而，刚才让我上车的并不是司机，而是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身穿旧军装，两鬓发白的老者，看样子像个资历颇深的老干部。
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只听见车轮与柏油路面“唰唰唰……”的磨擦声，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奔跑着，公路两旁的榆树、柳树、杨树一闪而过……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这么高级的轿车，据说这种小车只有“兵团”首长才给配备使用。
石河子距一四三团仅有十五六公里，眨眼之间车子就跑到了一四三团。我以为车子还要西行，准备在此下车，没想到它竟然下了乌伊公路，向北沿着一条土路直奔一四三团团部。
小车来到团部，在一个大礼堂前面的地坪上停了下来，老同志下车朝礼堂大门走去。
我从车上下来，向司机道谢准备离去。
没想到这位三十多岁的驾驶员，竟然冲我说出几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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