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2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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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罅φ佟⒍匀寮襧īng神大力阐扬，那么在儒佛交流时，儒家非但不能援佛入儒，还有被佛学吞没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柳宗元又不如韩愈清醒。所以韩与柳在对待佛教的态度既是互相相反的，又有互补的一面；韩愈着重显示佛儒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柳宗元着重显示儒佛之间的一致与融合；儒佛之间又斗争又融合，推动着儒佛关系的发展，而儒佛合流是主要趋势，儒佛对立是支流，历史上这一支流此后越来越减弱，再也没有发生像韩愈那样激烈的反佛事件。
李曜在这里听得入神，里头的名流大儒们也渐渐争论得越来越激烈了。
崔远正说道：“若说昌黎先生不如柳河东，某实不敢苟同。昔者韩昌黎称李公习之曾为其弟子，李习之公对儒、佛之研究，未必逊于柳河东。”
这次却不是裴贽接口，而是裴枢接过了话头，哂然一笑，道：“崔相公说笑了吧？李习之如何便成了韩昌黎的弟子？侄女婿就能算弟子么？”
崔远道：“昌黎先生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说‘近李翱从仆学文’，既然是从他学文，自然是他弟子，却有何疑？”
李曜在一边也颇为奇怪，据说裴枢读书比裴贽还要用功，按说不该弄错这种问题，后世各种资料不都说李翱是韩愈的弟子么，难道裴枢有不同看法？
不料裴枢还真有不同看法，他淡淡一笑：“读书习文不能偏颇，否则便会一叶障目。”然后微微一顿，道：“《与冯宿论文书》写于贞元十四年韩昌黎三十一岁时，一年后，韩昌黎在《与李翱书》一文中又说：‘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仆虽巧说，何能逃其责邪？然皆子之爱我多，重我厚，不酌时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于时人也。’又曰：‘嗟乎，子诚爱我矣，子之所责于我者诚是矣。’试问崔相公：既称‘子之爱我多，重我厚’、‘嗟乎，子诚爱我矣，子之所责于我者诚是矣’，此乃为师者对弟子说话的口气吗？”
李曜在一边刚听崔远说韩愈曾将过“近李翱从仆学文”这话，正以为他是真以李翱之师自居，这时听裴枢引用的这话，却从称呼到语气却都对李翱充满了感激、尊敬，不但没有把李翱当弟子，反而接受李翱的批评，似乎李翱是他的老师似的。李曜对这些掌故哪里有崔、裴这等世家大族的佼佼者来得熟悉，闻言只能默不作声，继续听他们辩论。
果然裴枢并没指望崔远回答，而是继续道：“韩昌黎对李习之的尊称、尊敬不是偶一为之，更不是一时发昏。例如，又过一年，即贞元十六年，韩昌黎在《与孟东野书》曰：‘李习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后月，朝夕当来此；张籍在和州居丧，家甚贫。’眼看就要成为他的侄女婿了，还要称‘习之’，何解？”
这话让崔远听后皱眉不语，李曜心中暗道：“其实这话可以认为是韩昌黎的谦虚、稳重，或者处事低调。不过话说回来，唐人的称呼惯例正如李翱《答朱载言书》所说‘师之于门人则名之，于朋友则字而不名’。韩愈如以李翱为弟子，又何须称‘习之’呢？”
裴枢见崔远不答，嘿嘿一笑，又道：“崔相公不答，想是嗤之以鼻？那好，某再举一例：李习之《答韩侍郎书》中说：‘还示云：于贤者汲汲，唯公与不材耳。此言取人得无太宽否？’这‘于贤者汲汲，唯公与不材耳’是韩昌黎在信中称赞李习之的话，此话不仅把李习之与自己相提并论，而且称李习之为‘公’，‘公’是何意，崔相公不至于不知道吧？”
李曜在一边听了，一边心中惊讶裴枢的学问研究果然很深，一边又觉得此人的xìng子确实比裴贽张狂不少。“公”的意思，李曜都清楚，崔远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洪迈《容斋随笔》之《续笔》卷五“公为尊称”条有如下解释：“尊其道而师之称曰公”、“谓年之长者曰公”。所以裴枢这个例子找得非常准：李翱不比韩愈年长，而比韩愈小六岁，韩愈应按照唐人的规矩，也按照他自己称呼其他后学的一贯做法，称李翱为“足下”或“吾子”才对，现在却称为“公”，如此反常，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当然，不能凭韩愈对李翱的尊称、尊敬及接受李翱的批评就断定李翱为韩愈之师，但可以断定李翱绝非韩愈之弟子，尤其可以断定，韩愈自己也绝不认为李翱是他的弟子。
崔远这次不得不答了，只好反问：“若如阁下高论，那么‘李翱从予为文’之语，又该如何解释呢？”
裴枢哈哈一笑，道：“原本这个问题应当问韩昌黎，但韩昌黎的说法只会让后人一头雾水，某意，还是看李习之怎么说吧。”
他捋须道：“关于李习之究竟是韩昌黎弟子还是朋友之惑，通检《李文公集》，有四篇文章值得注意，其中三篇写于韩愈生前，一篇写于韩愈卒后。”
在座诸人见裴枢如此强闻博记，也不禁动容，各自肃然，听其论道。裴枢道：“其一《答韩侍郎书》，此文是批评韩昌黎的，认为韩昌黎奖掖后进不如他自己用力，此文中直呼韩昌黎为兄：‘如兄者，颇亦好贤。’其二《与陆X书》是称引韩昌黎的：‘又思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三《荐所知于徐州张仆shè书》仍然是称引韩昌黎的：‘昌黎韩愈，得古人之遗风，明于理乱根本之由。’并为张仆shè未能得到韩昌黎而惋惜。其四为《祭吏部韩侍郎文》，其中有言曰：‘兄尝辩之……乃兄之为……兄之仕宦……兄佐汴州……始得兄交。视我无能，待予以友。……兄以疾休……兄之在病……兄名之垂……我撰兄行……’区区三百余字中即称兄九次，且明确地说韩昌黎‘待予以友’。诸位贤良，师道之重，与君亲并列，如韩昌黎果是李习之之师，李习之不至于如此唐突，称师为友。”
这一点李曜完全理解，不要说古代，即便是今人，于庄重场合也不会称父、母、师为友，更不会时刻、永远都称父、母、师为友。
裴枢这一说，倒是让李曜想起来了，后人也不是没有为李翱究竟是不是韩愈弟子之事疑问过。毕竟，不论是称引韩愈还是祭奠韩愈，李翱皆明确地以韩愈为友，也说韩愈待他以友，而从不认为或暗示他是韩愈弟子。至少这一点惹得后人大生疑问，并进而怀疑韩愈抗颜为人师的做法与苏轼相比实在不够高明。
如鲍倚云《退余丛话》卷二云：“东坡于一时文人，如鲁直、补之、文潜、少游、无己辈，未尝敢以师资自处，何其谦也！昌黎抗颜为师，以弟子畜李翱、张籍，籍则自居诤友之列。韩与东野书云‘习之娶吾兄之女’，而翱祭韩文，直称韩十兄，然则不但不以师资事韩，并婚娅行辈都不叙，其抗傲如此。韩公意度，似逊坡公一筹。”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编》卷四之《与人笺》亦曰：“师弟子分至严，唐宋人犹知之，故以韩愈之贤，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门生自居。”
谁料崔远面sè涨红，抗辩道：“李习之久有自负之名，此公或许之事未曾谨守弟子礼仪罢了。”
裴枢眉头一扬，轻哼一声，道：“李习之仅仅在称呼上不愿称韩昌黎为师吗？不，他从内心也没有把韩昌黎当作师尊。”此人的确强闻博记，此时又举例道：“崔相公说李习之自负，这本不错，然则刘宾客在《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序》中曾记述李习之的自负语，其言：‘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想来崔相公便要以此为佐证了？”
李曜忽然意识到，裴枢这话绝对是在给崔远挖坑。他记得欧阳修于古文创作上推崇的不是“韩柳”，而是“韩李”，显然认可了李翱的说法，元代《湛渊静语》中也认为唐文人中“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韩、柳、李义山、李翱数公耳”。清乾隆时所编《唐宋文醇》干脆在唐宋八大家外加上李翱与孙樵凑足十家。可见李翱的自负并非狂妄，倒确是近乎事实的。
这是文化上的，也可以说小一点，是文字上的本事。而在儒道恢复上，韩愈是以千余年后的孟子自居的。但李翱在《寄从弟正辞书》则也说：“仲尼、孟轲没千余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复xìng书》又说：“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他要以复道为己任，也要作千余年后的孟子。
事实上，他此方面的成就比韩愈一点也不逊sè。例如，苏轼《韩愈论》批评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其论至于理而不jīng，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而欧阳修则偏偏对李翱备极推崇：“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具论也。”到了南宋，李翱的学术地位被理学家抬得更高，以至于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明言“李习之学识过韩退之”。明清亦不乏响应者。例如宋濂《宋学士文集芝园续集》卷二之《胡仲子文集序》谓“其《复xìng》、《平赋》二书，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盖唐人之所仅有……习之识高志伟，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杰之士哉！”全谢山《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七之《李习之论》也认为唐人中“解《论语》解《孟子》，则习之一人而已”。
不过这些东西李曜知道，裴枢自己就是“古人”，却是没法以后人的观点来驳“古人”了，但他却找了另一方面的佐证，接着道：“从韩李年谱可知，韩李结识之时，韩二十九岁，进士四考方中，科考了三次都没有考中，最后只好放弃，可以说老大无成；而李才二十三岁，可谓前途无量。两年后李习之果然中进士第，旋授校书郎，并与柳河东交游。元和初，又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而韩昌黎直到元和八年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仅从科名仕途的顺遂与否看，李习之当年未必看得上韩昌黎，更不用说拜韩昌黎为师了。某这般说，并非以小人之心来度李习之之腹，须知国朝士子早有此习气。”
什么习气他不解释，在座众人谁不了解？不过李曜只能想起南宋的洪迈，就是这样推测张籍不愿为韩愈弟子一事的。《容斋随笔》之《四笔》卷三曰：“籍之二书，甚劲而直。但称韩公为执事，不曰先生。考其时……韩公……年位未盛，籍未以师礼事之云。”其实，张籍自始至终都不承认自己是韩门弟子，与韩愈“年位未盛”与否无关。但洪迈的话所透露出的唐代士林的一种风气，颇有助于李曜认识李翱与韩愈的关系。
从称呼到心理，李翱都不承认自己是韩愈弟子，而仅以朋友自居，事实证明，李翱的做法没什么不妥——要不然早有人骂他了。
韩愈虽说过“李翱从予为文”、“张籍亦学于余”，“籍湜虽屡指教”的话，但二十世纪的古代文学史教科书谈及韩门弟子往往只提李翱、皇甫湜，李汉因于韩愈身后编次韩愈全集之故也偶被提及，而张籍极少被提到。其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宋祁在《新唐书》中明确认定李翱、李汉、皇甫湜、贾岛、卢义五人为韩门弟子，而并未提到张籍，可见谁是韩门弟子这个问题，教科书编著者们信宋祁更胜于信韩愈。而《旧唐书》既无“韩门弟子”之说，也无李翱是韩愈弟子的任何信息，宋祁取李翱而弃张籍的原因复杂，李曜一时就难得细思了。
但就算以他的水平也知道，宋祁此种做法并不妥当。不过不幸的是，先有“欧阳修……与尹师鲁辈共效韩体，称曰古文，于是学者非韩不学，盛极一时”的事情呼之于前，后有苏轼《韩文公庙碑》一文“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对韩愈的赞扬应之于后，从而使宋祁不妥当做法的误导xìng得到加强。
想到此处，李曜不禁摇摇头。萝卜青菜，人各有爱，欧宋二人鼓吹韩愈，本属无可厚非之事，但他们把李翱当作韩愈弟子，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生拉硬扯。不过他也知道，自古文人之喜逞偏见，绝不止于说风就是雨的地步，有时还无风起大浪呢。例如宋祁且把柳宗元置于韩愈弟子之列，他评价中唐古文时说：“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欧阳修甚至认为柳宗元连韩门弟子也够不上：“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这话显然说得太过了，难道柳宗元真的是韩愈的弟子，或者连韩愈的弟子也够不上，仅仅是韩门的罪人吗？
正如置柳宗元于韩门弟子之中一样，以李翱为韩门弟子，也是欧宋的一味崇韩所致，既伦类不当，也强人所难。苏轼《谢欧阳内翰书》曰：“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可见他并未把李翱当作韩愈的弟子，《韩愈论》一文主要也是在批评韩愈，但《cháo州韩文公庙碑》一文对韩愈的颂扬反而诱导人们相信李翱为韩愈弟子的说法。
一方面由于韩愈在古文创作上毕竟业绩不俗，其抗颜为人师的做法也声名甚响，二方面由于后来的推崇者欧阳修、宋祁、苏轼三人作为世出无几的一代文豪，其言论之所向，自然无不披靡，所以就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韩愈在古文兴盛时领袖群伦，且门下弟子甚众，连同韩愈一样被谥为“文公”的李翱也是其中之一。这一点几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无人敢于质疑。后来的四库馆臣及20世纪多数古代文学史教科书的编著者，皆因轻信宋人之言而失察，遂让李翱为韩愈弟子的讹误一传再传。
这个问题解决了，李曜却又有一事觉得迟疑，崔远忽然把李翱扯出来且放在韩愈一边，究竟是什么意思？要知道，就算把李翱当作韩愈的弟子看也没用，李翱其实算起来也是偏向儒佛并存的。
毕竟李翱因为他与韩柳是同一时代又稍晚，所以他避免了韩柳各自的不足，显示了第三种新的途径，即在理论坚持儒家的人文主义立场，同时创造xìng地吸收佛教哲学，把儒学的思维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对于宋儒的影响比韩柳更直接、更深刻。
从根本上来说，李翱同韩愈一样，也以阐扬和扞卫孔孟之学为己任。他认为六经之旨是“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但他比韩愈的民本思想要多，不像韩愈那样一眛强调臣民对君王的服从和奉献，说什么“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一类的剥削压迫有理的昏话，而强调爱民惠民。他常常直言不讳，上书言事，抨击弊政，触犯权贵。他建议皇帝用忠臣、摒邪佞、改税法、绝进献、宽租赋、厚边兵、开言格。比如《平赋书》指出：“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政权最可怕的是“百姓之视其长上如仇仇”，“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任卢州刺史时，才会下令调查豪室田产，收其税万二千缗，缓和了受灾地区正在加剧的社会矛盾。由此可知，李翱是一位典型的儒臣。
但李翱在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从哲学的高度援佛入儒、以儒融佛，自觉意识到要“以佛理证心”，即用佛家的方法来修养儒家的心xìng，并且写下了着名的《复xìng书》上中下三篇。《复xìng篇》以孟子xìng善说和《中庸》xìng命说为依据，吸收禅宗“见xìng成佛”的观点和“无念为宗”的修习方法，建造了自己独特的“xìng情论”和“修�
